曾国藩误“挺”刘蓉

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曾麟书病故。二十九日，曾国藩奔丧抵家。八年六月，以清廷办理浙江军务之命出山。很可能在这一年多守制期间，曾氏产生了编写《挺经》的想法，并邀刘蓉合作。

同治二年三月，时任四川布政使的刘蓉复曾国藩书，有云：“《挺经》久不成书，以从古无此体例，今创为之，殊觉寡味，请从此辍业。或有所及，自以奉闻。”可见最初刘是应允了的，而最终没有参与。

“挺经”一词，首现于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曾国藩致郭嵩焘、崑焘的信中：“前接两公复缄，旋又奉意公两次惠书，不及以时报，盖十一月以来，军事棘手，涿州牧之欲撕破状纸于原、被之前，竟去而不顾者久矣，非敢温《挺经》也。”

一个月后，郭嵩焘复函，略谓：“惟闻建德再陷，皖江南北又复中梗，咏帅谓宜虚此为贼之尾阊，此实卧榻之旁、肘腋之患，未可弃也。幸愿以其《挺经》授之诸大将，四路挺之，能得挺之一诀，孙吴兵法尽于是矣。国家柱石之寄，贤者忠勤之谊，无他，挺而已耳。”

由此可知，至迟在咸丰十年，《挺经》已有雏形。曾国藩之所以没有将它刊行，也许与刘蓉所说体例问题有一定关系。

在曾国藩本人所写文字中，被他明确列为“挺”的对象极少。仅见两例，所涉者都是他的平生至交，一为刘蓉，一为冯卓怀。他“挺”刘蓉，因误会而起，故刚开始“挺”就结束了。“挺”冯卓怀，则长达四年，李超平先生《冯卓怀与曾国藩：失而复得的友谊》一文解说甚详。

咸丰十年六月十三日，曾国藩致函刘蓉，谓郭嵩焘遭朝廷责怪，请刘予以安慰，并欲于秋冬间请其与郭“来营一叙,或久或暂,听两君之自为谋,决不相强”。

八月，刘蓉复函曾国藩。但中道丢失。十二月，又致函曾，云屡约郭“一诣省垣，而闭关固拒，不肯复涉世尘。顷约与结茅龙山之巅，饱噉薇蕨，以卒馀年。弟明日即买舟归，为舍弟营葬事，并约筠叟来吾家度岁也。”

曾国藩不知刘蓉八月有复函且丢失，亦不知十二月刘有复函而尚在途中，以为刘有绝交之意，故于十一年二月初七日致函郭嵩焘、崑焘，云冯卓怀“一挺而去，终已不顾。去岁六月，鄙人寄霞仙一书，终不作答，颇怪其挺之不情。此次树堂之去，尤觉其挺之寡味。此二挺者，非同小可。渠已安排十年挺木、百年挺人之计，仆亦自具挺世三十、挺年八百之量。直至黄泉相见之日，则仿王小二拜年之法，笑指相呼曰：'尔输矣。’”

可见曾氏情绪之坏。

他做好了“挺”刘蓉一辈子的思想准备。

不过，他只“挺”了一个多月。

三月廿日，刘蓉信抵达。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是夜接霞仙信，不接渠信年余矣。”似乎很平淡，其实心中有波澜。

郭嵩焘收到曾国藩决意“挺”刘蓉的信后，以戏语复之：“蒙录示挺木、挺人、挺年一书。盛哉挺也，年有尽而挺无穷，挺之传曰，见挺不挺，其挺自泯。且大帅之挺，当用以斡旋世宙，不当用以挺贤。孟氏有言：'王请无好小挺，王请一挺而安天下之民。抑又闻之，天下有道，小德挺大德，小贤挺大贤。天下无道，强挺弱，智挺愚，唯智者为能挺人，唯仁者为能受人之挺。智者用于人者也，仁者用人者也。’大帅宜何择焉？诸葛公教曰：'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我之阙。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幼宰之殷勤，十挺而不倦，诸葛公但以九挺当之，愿大帅用其九挺，缓其一挺，使左右之人违覆而得中。故曰：君子之挺也，君子而时中，请仿扬雄《反离骚》之意以注《挺经》可乎？”

对郭氏的劝讽，曾氏复云“以子云之反骚，寓曼倩之谲谏，训词深厚，良增感悚”。明摆着是客套话，并没有真正有所触动。故此，冯卓怀被“挺”达四年之久。

由此猜测，《挺经》应该有一个历时较长的完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