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圣惠方》 中国宋代官修方书。简称《圣惠方》。100卷。刊于淳化三年（992）。系北宋翰林医官院王怀隐等人在广泛收集民间效方的基础上，吸收了北宋以前的各种方书的有关内容集体编写而成。全书共1670门，方16834首。包括脉法、处方用药、五脏病证、内、外、骨伤、金创、胎产 、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每一病证，冠以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关论述。该书所搜集的医方，较能反映北宋前期的医学水平，其中有关外科五善七恶之说，小儿急、慢惊风的分辨，眼科开内障眼论所载白内障针拨手术之详细过程，均为中国现存最早记录。本书具有一定的临床研究参考价值。但本书因卷帙较大，流传较少。1949年后有排印本。
太宗即位前，就经常留意医术，收藏名方千余首，皆尝有验者。太平兴国年间他诏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又万余首。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尚药奉御王怀隐与副使王佑、陈昭遇、郑奇等奉宋太宗赵光义之命编修医药方书。王怀隐与同事们收集、检验并分门别类整理医药验方，经过14年努力，于淳化三年（992年）2月成书。宋太宗亲自写序，题名为《太平圣惠方》（简称《圣惠方》）。是年5月，朝廷将该书刻印出版，颁发全国，下诏各州设医博士掌管。太宗御制序，赐名曰《太平圣惠方》，仍令镂板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怀隐后数年卒。
《太平圣惠方》全书共100卷，分1670门（类），每门之前都冠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次列方药，以证统方，以论系证。全书之首还详述诊脉及辨阴阳虚实诸法，次列处方，用药基本法则，理、法、方、药俱全，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宋初期以前医学发展的水平。由于各门按类分叙各科病证的病因、病理、证候以及方剂的宜忌、药物的用量，方随证设，药随方施，临床应用颇为便利实用，全书收方16834首，内容涉及五脏病证、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这部大型方书，编纂经历了十四年时间，至淳化三年(992)才告完成。本书最早刊本为淳化三年五月刊本，久已失传， 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系很据四种抄本校勘而成。因本书卷帙过大，不易流传，北宋中期（公元1046年）福建何希彭，选其精要，辑成《圣惠选方》60卷，载方6096首，作为学习医学的教材应用了数百年，足见其影响广大和深远了。该书今也已失传。
《太平圣惠方》是宋王朝组织编纂的第一部大型方书，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法 、方、药完整体系的医方著作，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影响极大。
这部医学巨著广泛收集宋代以前的医药方书及民间验方，内容丰富。该书首先阐明诊断脉法，其次叙述用药法则，然后按类分述各科病症的病因、病理、方药，是一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书。《太平圣惠方》不仅对中国医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传至国外。在中祥符九年（1016年）与天僖五年（1021年），宋真宗赵恒两次将《太平圣惠方》赠给高丽，促进朝鲜医药的发展。《太平圣惠方》后来传至日本，对日本医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日本梶原性性全1303年所编的医学名著《顿医抄》50卷就是以《太平圣惠方》等中国医书为宗编撰的。
《太平圣惠方》是中国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大型综合类方书，全书共100卷，分1 670门（类），收方16 834首，内容涉及五脏病证、外科、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方面的内容。该书内容丰富，结构完整，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对后世方剂学医书的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太平圣惠方》系统总结了隋朝以前的医学成就，是中国医药学史上第一部病因、病理、证候学专著，宋朝“监局用此书课试医生”，足见该书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
隋唐时期，在医学理论、药物学、方剂学以及临床医学等方面，出现了总结、编纂、整理的趋势，形成了一批文献整理、药物学及临床各科的总结性专著，如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唐本草》、王焘的《外台秘要》、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由于中医世家医术传子不传女，祖传秘方、秘术一般不外传等行业意识，医术失传的现象十分普遍。兼之宋以前印刷技术相对滞后，医学书籍多依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之处甚多。由于唐末五代长期的社会动荡，造成了大量医学文献的毁灭和散佚。《太平圣惠方》的编纂者们通过内府提供秘方、征集民间医书医方、医家贡献医方三种途径，最大限度网罗了天下所有的药方，通过筛选，编纂了这部方论兼备的医学著作，该书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医学成就。
从医学理论方面来讲，《太平圣惠方》的医学理论基本取材于《诸病源候论》及《黄帝内经太素》；从其所搜集的方药内容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借鉴隋唐医学的成就，尤其是《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还大量吸收了唐以后的医学成果，仅从其所收药方数目即可窥见一斑。与孙思邈的《千金方》所收8 200余方相比，《太平圣惠方》所收药方达16 800余方，数目增加一倍有余。虽然其中不乏逸出《千金方》之外的唐代药方，其对散落医书和民间医方的搜集也确实到了兼收并蓄、洪纤靡失的地步。宋徽宗步宋太宗之后尘，命医官整理汇编的《圣济总录》所收秘方仅比《太平圣惠方》多3 000余首。
据现代学者研究，《太平圣惠方·针经》广泛收集唐以前的文献资料，不仅有东汉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的相关内容，还保留了《山眺（一作“兆”）针灸经》（又称《山眺经》）、《甄权针经》、《小品方》、《异经》等佚书中的独特见解，因此可以说《太平圣惠方·针经》汇集了唐以前针灸的学术成就。南宋王执中著《针灸资生经》、明代高武著《针灸聚英》时均大量援引《太平圣惠方·针经》的观点。《太平圣惠方》确实起到了“穷理尽性，通幽洞玄，陈穴道而谈通，指病源而咸既。用昭未悟，以导迷津，传示将来，庶期悠远者尔”的作用。
《太平圣惠方》反映了宋太宗时期中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的最高成就，其所载内容不仅对中国医学乃至对世界医学都有重要贡献。
《太平圣惠方》卷76首次记载了新生儿断脐后，用药物对脐部进行消毒处理以预防脐风的方法。《太平圣惠方》所载的这一成果，较15世纪中期欧洲匈牙利医生提出用漂白粉泡洗接生者的手和器械来预防新生儿脐带风之主张，早将近500年，堪称我国医学史上的一项创举。
《太平圣惠方》创立和发展了“惊风”理论。北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风痫”、“食痫”，该书纠正了北宋以前“惊”与“痫”混称的现象。《太平圣惠方》卷83不但有“惊风”病名的记载，卷85还有“慢惊风”、“急惊风”的分类，以及对慢、急惊风的病因病机、证候特点、主治药方等内容的记述，其所提出的清热、豁痰，熄风、镇惊等治疗原则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太平圣惠方》卷33眼内障论中明确记载了“内障之眼”之病名（即今天所称的白内障）及其处理方法：“障翳内成，非草石疗之见功，唯金针拔之乃效。”并对该病的各种临床表现及针拔内障的进针部位、手法、针下感觉、入针后金针进入瞳神的方向等有详尽的记载，是早期医学文献中对该病的记载最详尽者。
有关外科病证的“五善七恶”之说，也是首先出现于《太平圣惠方》。该书卷61“辨■疽证候好恶法”中明确记载“然则痛疽之发，有五善七恶之证”，并逐一介绍了“五善七恶”的临床表现及诊断方法。
《太平圣惠方》不仅补充了唐代以后的大量医方，还为许多无方名的古方确立了方剂名称。如“蓝叶散”、“胡粉散”为隋唐医者所用，无方名，是《太平圣惠方》为其定名。
《太平圣惠方·针经》收载的164个穴位较以前新增腧穴13个，其中经穴有6，经外奇穴有7，除眉冲、膏肓俞、厥阴俞3个经穴见载于《脉经》、《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外，其余3个经穴、7个经外奇穴均为《太平圣惠方》首载。在该书所收的164个穴位中，有42穴有活动肢体取穴法，该法至今在针灸临床方面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太平圣惠方·针经》对隋唐时期部分医家偏重施灸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针法、灸法并重，给医者提供了较为广阔的临床治疗空间。《太平圣惠方·针经》开创了复式补泻手法的先河，并对部分腧穴入针深浅、留针时间、出针、突发意外情况的急救处理也有一定的记载。同时还指出，地仓穴主治口歪、阴跷穴主治疝气及小腹疼痛，须用“患左针右，患右针左”的方法。
《太平圣惠方》的编纂以理论为纲，以门类为目，以病证为子目，子目下列方药，纲举目张，条理明晰。各门按类分叙各科病证的病因、病机、证候以及方剂的宜忌、药物的用量，方随证设，药随方施，实用性强，对于临床辨证施治极具指导意义。
《太平圣惠方》指出医者只有“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达到“感于鬼神，通于天地”的境界，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治，否则“则庶事隳坏”，使患者求告无门。医者必须“摒弃俗情”，专心致志，才能成为再世的扁鹊和华佗。“夫处方疗疾，当先诊知病源，察其盈虚，而行补泻”，具体使用时要“辨土地寒暑，观男女盛衰，深明草石甘辛，细委君臣冷热”，“当须审其形候各异，虚实不同，寻彼邪由，知疾所起，表实则泻表，里实则泻里，在阳则治阳，在阴则治阴”，“审疾状之浅深，明药性之紧缓，制方有据，与病相符”。医者用药的最高境界是“能参合而行之者”，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医者还要视患者的具体情况，“临事制宜”，“各随其所宜”。
《太平圣惠方》卷99有12张人形图，与正文所述穴位的名称、主疗疾病及针法相应，每一张图上标有10个~20余个穴位，名称相同的对称穴位也一一标出，共标识了290个穴位；卷100附有45张人形图，结合正文所述穴位名称、主疗疾病及灸法，配以相应的人形图，每幅图上穴位不足10个，便于学习。这种理论与临床相结合、图文并茂的编纂体例既保持了全书体例的一致，又适应了不同治疗方法的特殊需要。
《太平圣惠方》的编纂特点，对宋徽宗组织、编纂《圣济总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圣济总录》所收二万余方也是源于皇帝内府秘方、民间、医家三种途径；就编纂体例而言，更是吸收了《太平圣惠方》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实用性特点和分类方法，《圣济总录》也是既有理论，又有临床经验，其将疾病分为66门、门下再分病证的分类方法，较《太平圣惠方》分1670门而言，更为合理。日本学者■原性全1303年所编的医学名著《顿医抄》50卷也是以《太平圣惠方》等医书为宗编撰的。[1]
宋太宗为该书撰写的序文中，明确表达了圣君治世的指导思想：“朕闻皇王治世，抚念为本，法天地之覆载，同日月以照临。行道德而和惨舒，顺寒暄而知盈缩。上从天意，下契群情。罔惮焦劳，以从人欲。”除了政治上的顺天应人外，宋太宗还认为，人食五谷，气秉五常，四时逆顺，六气交争，难免患病。对于疾患的态度可谓因人而异，贤者自知，愚者未达，信巫信医，存在着不同的选择。作为圣君贤主，应当“广兹仁义，博爱源深”，只有“救夭伤之命，延老病之生”，使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沐浴浩荡皇恩，才是“圣人之大德”。作为一国之君，他“常以百姓为心，念五气之或乖，恐一物之所失，不尽生理”，正是这种悲天悯人，“冀溥天之下，各保遐年，同我生民，跻于寿域”的人文关怀，促使他下令编纂此书。宋太宗还申明：早在即位前，自己即留意搜集各种验方，目的还是“贵在救民，去除疾苦”。书成后，宋太宗御赐书名为《太平圣惠方》，诏令雕版印刷，颁布全国各地，就是为了体现其“明王道之化成”，“布群黎之大惠”的济世思想。
从其所搜集的方药内容看，《太平圣惠方》首先借鉴隋唐医药学的成就，尤其是《千金》两方及《外台秘要》等书。其中,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后世提供了8200余药方；王焘所撰医方书《外台秘要》，收载医方6 000余首。《太平圣惠方》还广收唐以前针灸学的文献资料，保留了《山眺（一作“兆”）针灸经》（又称《山眺经》）、《甄权针经》、《小品方》、《异经》等佚书中的独特见解。
其次，《太平圣惠方》的方药中还吸收了大量唐以后的医学成果，仅从其所收药方数目即可窥见一斑。与孙思邈的《千金方》所收8 200余方相较，《太平圣惠方》所收药方达16 800余方，数目增加一倍有余。其中虽然不乏逸出《千金方》之外的唐代药方，但其对散落医书、民间医方和唐以后药方的搜集也确实到了兼收并蓄、洪纤靡失的地步。100年后，宋徽宗步太宗之后尘，命医官整理汇编的《圣济总录》所收药方仅比《太平圣惠方》多3 000余首。无怪乎宋太宗在写《太平圣惠方序》时不无得意得炫耀说：“为学乃至于此耶，则知天不爱其道，而道处其中；地不爱其宝，而宝舍其内。”因此，通过皇帝拿出内府秘方、征集民间医书医方、医家贡献医方三种途径，《太平圣惠方》的编纂者们最大限度地网罗了天下所有的药方，通过筛选、编纂而形成了这部方论兼备的医学著作，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医学成就。
《太平圣惠方》还反映了宋太宗时期 中国 临床医学和方剂学的最高成就，所载的部分内容不仅对中国医学，乃至是对世界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太平圣惠方》卷七十六首次记载了新生儿断脐后，用药物对脐部进行消毒处理、预防脐风的 治疗 方法。该书卷七十六“孩子要用药物”条下有“烙脐圆方”和“封脐散方”，首次记载了采用药物对初生儿断脐后进行妥善处理、避免“脐肿”的方法。《太平圣惠方》所载的这一成果，较15世纪中期欧洲匈牙利医生提出用漂白粉泡洗接生者的手和器械来预防新生儿“脐带风”之主张，早将近500年，堪称我国医学史上的一项创举。
（2）《太平圣惠方》还创立和发展了“惊风”学说。北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风痫”、“食痫”，该书纠正了北宋以前“惊”与“痫”混称的现象。《太平圣惠方》卷八十三不但有“惊风”病名的记载，卷八十五还有“慢惊风”、“急惊风”的分类，以及对慢、急惊风的病因病机、证候特点、主治药方等记述，其所提出的清热、豁痰、熄风、镇惊等治疗原则在今天仍非常实用［5］。
（3）《太平圣惠方》卷三十三“眼内障论”中明确记载了“内障之眼”，即今天所称的白内障，以及处理白内障的方法：“障翳内成，非草石疗之见功，唯金针拨之乃效。”其有关白内障的各种临床表现和针拨内障的进针步匝（外眦、鼻侧）、进针手法、针下感觉、入针后金针进入瞳神的方向等操作过程及手术后护理的介绍，均是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最详尽者。
（4）有关外科的“五善七恶”之说，也是首先出现于《太平圣惠方》。该书卷六十一“辨痈疽证候好恶法”明确记载，“然则痈疽之发，有五善七恶之证”，并逐一介绍了“五善七恶”的临床表现及诊断结果。
（5）《太平圣惠方》不仅补充了唐代以后的大量药方，还为许多无方名的古方确立了方剂名称。如“蓝叶散”、“胡粉散”，均为隋唐医者所用，无方名，也是《太平圣惠方》始为其定名。
（6）《太平圣惠方·针经》新增腧穴13个，其中经穴有6个，经外奇穴有7个，除眉冲、膏肓俞、厥阴俞3个经穴见载于《脉经》、《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外，其余3个经穴、7个经外奇穴均为《太平圣惠方》首载。在该书所收的164穴中，42穴有活动肢体取穴法，活动肢体取穴法在针灸临床方面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6］。
（7）《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虽曰《针经》，其实是针法、灸法并重的“针灸经”。该卷在肯定某些腧穴施灸对其主治病证特别有效的同时，对隋唐时期部分医家偏重施灸、“炷务大也”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这种辩证看待灸法的态度出现在灸法盛行的唐宋 时代 ，无疑是医学观念的一大进步。诚如孙思邈所说：“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7］现存唐代针灸医籍，多为灸法专著，《太平圣惠方·针经》亦针亦灸，给医者提供了较为广阔的临床 治疗 空间。
（8）《针经》还开创了复式补泻手法的先河，对部分腧穴的入针深浅、留针时间、出针、突发意外情况的急救处理也有一定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针经》还特别注明：治疗口歪的地仓穴、治疗疝气及小腹疼痛的阴跷穴，须用“患左针右，患右针左”的针法。这些针法至今为临床所用。
《太平圣惠方》卷一的开篇《叙为医》明确指出，医者的职责是“道符济国，志在救人”。医者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谙甲乙素问，明堂针经，俞穴流注，本草药对，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虚实，阴阳盛衰”，精熟“诸家方论”，还须 “涉猎诗书，该博释老，全之四教，备以五常”，具有全面的文化素养。作为一特殊的职业，医者还必须淡泊名利，对业务精益求精，“旁探典籍，邈审妍媸，服勤以求，探赜无厌。”一旦骄傲自满或沽名钓誉，就会导致内心浮躁，不能专心诊治病人，出现诊断不准，甚至草菅人命的严重后果。因此，医者必须“洞明物理，晓达人情，悟造化之变通，定吉凶之机要，视表知里，诊候处方，常怀拯物之心，并救含灵之苦”。《叙为医》中还认为“医者”有三种不同的境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因医者专业水平的不同也存在着“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的三个层次，即“上医疗未病，中医疗欲病，下医疗已病”。诊脉和用药是医者从业时必备的专业技能，《太平圣惠方》在卷一、卷二分别强调了医者在业务上必须认真钻研、精益求精，医者诊脉只有付出“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的忘我代价，达到“感于鬼神，通于天地”的境界，才能对患者做出正确诊断，否则会“庶事隳坏”。医者用药也必须“澄心用意，穷幽造微”，“审疾状之浅深，明药性之紧缓。制方有据，与病相符”，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倘若医者不熟药性，刚愎自用，不能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就会出现“疾既不疗，遂伤患者”的严重后果。《太平圣惠方》的每一篇论、序中，都谈到了医生的业务态度和道德修养，这些 内容 对今天从事治病救人这一高尚职业的医学工作者仍有借鉴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太平圣惠方》中也掺杂了一些神授、仙传、朱符等迷信内容，但这些内容与16 800余方的总量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作为北宋初年由官方编纂的医学书籍，这种反迷信意识是十分宝贵的。据方肇勤先生 研究 ，《太平圣惠方》体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北宋初年在治疗传染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书对妇科、儿科处方数量如此之大，表明宋初妇科、儿科的发达，以及医学对妇女、儿童健康的关注；美容的内容占有一定的篇幅；神仙、食治、补益方的独立归类表明当时对养生保健有着广泛的需求；把服乳石与解毒、酒病归为一类，而与神仙、养生分开等等。这些均说明《太平圣惠方》不仅是一部大型方书，其内容还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普及医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提供了较为科学方法 。
《太平圣惠方》颁行各地后，解除了部分地方官的燃眉之急和百姓的病痛之苦。抑制巫术、推广医学，也成为当时地方官推行的慧政之一。该书颁行当年，在商州（今陕西商州）任地方官的王禹“颇虑瘴疠害于民人”，而当地缺乏名医，百姓“病则祀鬼”，朝廷的赐书可谓雪中送炭，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以“（德顺军）军城初建，屯集师旅，而极边之地，人皆不知医术”为由，求朝廷颁赐德顺军（治所为今甘肃隆德）《太平圣惠方》及诸医书各一部，可见宋朝新建立的行政区尚未得到朝廷的颁赐。然而，在某些偏僻地区，一些地方官仅将皇帝颁赐的《太平圣惠方》奉若圭臬、束之高阁，“严管钥，谨曝晾而已”，而“吏民莫得与其利焉”，仍然靠巫术治病，求医者甚少。天圣六年（1024年）福建太守蔡襄请当地医士何希彭从《太平圣惠方》中挑选便民者6 000余方，刻在石碑之上，立于衙门两旁，鼓励百姓传抄 应用 ，“晓人以依巫之谬，使之归经常之道”，以体现宋太宗的济世惠民之意。由何希彭选编的著作称为《圣惠选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太平圣惠方》本书，作为医学教材，《圣惠选方》被历代医官使用长达数百年之久。
宋太宗以朝廷的名义组织编纂、颁行的《太平圣惠方》，以其抑制巫术迷信、导民向医的科学宗旨，丰富详赡的内容和较强的临床实用性得到了后人的认可。该书对当时最新医学成果的吸收和反复强调医者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等编辑思想，对今天医学书籍的编纂者和医学工作者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2]
王怀隐，河南商丘人，初为道士，精医药，住京城建隆观，太宗即位前，怀隐以汤剂治疗之。太平兴国（公元976）初，奉宋太宗诏还俗，充任尚药奉御，为皇室医药保健服务， 后晋升为翰林医官使。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王遣子钱惟浚入朝，生病，王怀隐奉昭治疗而愈。同年，奉命与翰林医官院副使王佑、郑奇和医官陈昭遇等，共同编纂《太平圣惠方》。
陈昭遇，字归明，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医学世家，精通医学，医术尤精验。开宝初年，游于京城汴京（今河南封开）。时军中士兵患病者甚多，昭遇日治百人，风、劳、气、冷诸疾治疗无不愈者，医名日盛。不久，被推荐入太医院，初为翰林医官，任温水主簿，后升光禄寺丞，皇帝赐以金带、紫袍，世人称之为神医。他潜心研究医术，重视临床实践，医术造诣很高。治病多奇验，长期受到朝廷的眷宠和群众的信赖，誉满京城。他曾对身边的人说：今之医者虽明方书，不会医病，岂胜我哉“。开宝六年（973年），他参加翰林医官院编修《开宝新详定本草》的工作。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有参加编修《太平圣惠方》。《广东通志》、《广州府志》、《南海县志》、《历代名医蒙求》都有陈昭遇传。[3]
| 中医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知识 |
| 祖国传统医学典籍是中国科技遗产中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分，中医药典籍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之一，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利用中医药典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