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施行亟须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新的一般法”和“旧的特别法”的适用关系。
《民法总则》与其他民事单行法、特别法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同一型。即《民法总则》实质上维持了现行法的规定。之所以说“实质上”，是因为《民法总则》顺应时代发展使用的一些新表述和新措辞，并未改变以往法律的实质内容。二是替代型。即《民法总则》规定的实质内容与其他法律不同，包括构成要件和法律效力的差异。三是新设型。即《民法总则》新增加的规范。四是未规定型。即《民法总则》未规定现行法已有的内容。
在上述四类关系中，替代型规范的适用往往涉及“新的一般法”和“旧的特别法”的关系，是《民法总则》施行最为疑难问题。
《民法总则》第11条肯定了民事特别法优先于《民法总则》的适用：“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作为私法领域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调整的是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对特定的民事领域，立法者基于各种考量，完全可能做出特别规范。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之一，也是民事特别法风起云涌，甚至有架空民法典之势。既然特别法是立法者出于各种特殊的考量制定的，其价值取向、规则内容都有别于民法典，民法典当然应容让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也是《立法法》第92条确立的一般规范。
同样依据《立法法》第92条，在新法和旧法发生冲突时，“新法优于旧法”，因为新法体现了立法者最新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决断。问题因而就产生了：在新的一般法和旧的特别法发生冲突时，应如何适用法律？
《民法总则》改变民事特别法的规范较多，最明显的例子是对社会和经济影响极大的诉讼时效规范。
为更妥适地平衡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的利益，《民法总则》第188条将《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2年普通诉讼时效修改为3年。《民法通则》的2年普通诉讼时效不能继续适用，自然没有争议；存疑的是，民事特别法规定的时效能否继续适用？如《产品责任法》第45条规定，产品责任的诉讼时效为2年。在《民法总则》施行后，产品责任的诉讼时效应该是2年还是3年？由于产品责任诉讼时效期间和《民法通则》的规定一致，可以推断立法者并没有想为产品责任设立特别时效，《民法总则》将普通时效修改为3年后，产品责任的诉讼时效自然也应为3年。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环境保护法》第66条规定的环境损害赔偿的3年诉讼时效期间能否适用？因为它比《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要长，立法者强化保护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意图非常明显，在《民法总则》将普通时效修改为3年时，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还规定为3年，显然不妥。
此外，就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而言，《民法总则》明确了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二是权利人知道义务人。一些特别法规定的起算点则完全不同，如《海商法》第258条规定的海上旅客运输向承运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其起算点为“自旅客离船或者应当离船之日。”
《民法总则》还有其他将会遭遇到这样法律适用难题的规范。如第70条第2款规定：“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据此，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是董事。而《公司法》第183条将公司清算义务人界定为有限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或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则将其界定为有限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
在上述情形，按照“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应适用《民法总则》；而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适用《产品责任法》、《海商法》和《公司法》等特别法。对类似问题，《物权法》第178明确规定，在发生法律冲突时，《物权法》优于《担保法》适用。但是，《民法总则》适用于整个私法领域，是从合同、物权、侵权等各分编提取的“公因式”，不可能规定它优先于其他民事单行法或特别法适用，反而它还申明特别法规范应优先适用。如果将《民法总则》所称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理解为《民法总则》颁行后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一矛盾也可化解，然而，这种理解并不符合立法者的原意。
比较法处理这一难题的模式有两种：一是“新的一般法优于旧的特别法”，盛行于英国、新西兰等普通法系国家；二是“新的一般法不变更旧的特别法”，为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所采。我国《立法法》第94条规定，对同一事项，法律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在法律实践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法律冲突的情形鲜见。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太可能裁决时，这一问题首先可以通过法律解释处理。如将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界定为清算义务人，对不参与公司任何治理事务的小股东无疑要求过苛，因此《民法总则》的规范更为合理。又如，为尊奉私法自治、鼓励交易，若依据《民法总则》，某个法律行为有效，但依据旧法无效时，应借鉴公法上的“从旧从新”规则：原则上适用行为时的规则，但依据新法行为有效、依据旧法行为无效时，应适用新法。最高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就采取了这一规则。
学理解释的影响毕竟有限，不能完全仰赖。为解决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适用冲突问题，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都制定了专门的民法典施行法，详细规定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适用关系。这确实不失为最佳方法，但并非中国的立法惯例。在《民法总则》施行后，最高法院及时作出司法解释是最现实的路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主任）
摘自：《民法总则》实施亟须解决两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