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一起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移送破产案件。这是北京市首例执行移送破产审查案件。近段时间以来，“执转破”被法院作为解决“执行难”的突破口而受到持续关注。本期【曙评】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教授，就“执转破”问题发表高见!
在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推进破产审判被法院作为解决“执行难”的重要突破口，具体表现为各级法院现在纷纷推动“执转破”工作，即债务人企业可执行财产难以执行生效判决的案件径行由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但在现实中也遇到不少障碍。“执转破”中应遵循何种原则?“执转破”中法院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推动“执转破”?这些问题实践需要我们迅速回答。
首先，“执转破”的启动应严格把握“执转破”条件，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执破衔接”的启动条件规定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该条规定不仅明确被执行人应是企业法人，己达破产界限，还规定“执行法院须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因此，启动“执转破”一定是市场化当事人的自愿选择，而不是法院"动员"或"主动推进"所致。
其次，“执转破”的启动应恪守法院中立保守原则。在目前的“执转破”工作中，有种观点认为，法院可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这种观点不仅有悖于我国破产法的立法精神，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法院强行依职权启动“执转破”，这可能导致法院一叶障目地追求结案率，法院也没有能力承担这种启动错误的后果。在破产制度等相关制度并未完善的现实情况下，法院单方面启动“执转破”亦是对市场经济功能的不信任，亦放弃了法院社会公正中立裁判者的角色。当市场经济发展到较成熟信用时，破产制度自然就会发挥清扫市场信用垃圾的作用，当破产制度的功效为公众所广为认可时，当事人选择启动破产程序解决无产可执的问题便是水到渠成。因此，在缺乏制度和现实支撑的情境下，法院应恪守中立保守原则，不应主动采用依职权的“执转破”干预措施。
再次，应解决“执转破”难的制度基础在顶层设计与市场经济水平。现实中“执转破”难以启动的原因盖因当事人缺乏主观客观动因。一方面，被执行企业不主动申请破产在于其未能充分了解破产机制作为市场经济下主体信用恢复机制的重要功能，加之个人破产制度与债务豁免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被执行个人为生存生活所计，不得已消极执行甚至逃避执行。另一方面，债权人作为申请执行人不愿意启动破产程序的原因在于各债权人之间就债务人偿债能力与实际执行的信息不对称，即彼此产生“囚徒困境”。参与分配制度与破产制度的冲突也是导致债权人不愿意启动“执转破”的重要原因。参与分配制度下的清偿顺序和时效更有利于抢先清偿债权人的制度安排，这对少数债权人更有吸引力。解决上述问题，根源在于要让当事人充分感受到破产制度对于保护债务人免受债权人侵扰的制度优越性与依法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制度的重要性，“执转破”问题的根本解决应着眼于破产制度的完善，特别是个人破产制度的推出。现实情况下，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可以考虑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政府具体执行机构，向法院提出强制清算的申请。另外，法院可以通过建立未执行案件信息平台等信息披露机制解决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长远考虑，循序渐进完善市场信用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法院破解执行难的出路，应着眼于“执行难”本身，而不是寄希望于主动适用“执转破”程序。执行时限晚、权威性不够是导致法院在真正开始执行时发现无产可执的重要原因。此外，法院之间缺乏协调也造成跨区域执行难以实现。因此，制度设计的严谨和执行操作的细化应成为解决“执行难”的不二法门。另外应当明确公司董事高管人员通过公司决策实施隐匿财产等欺诈性交易，从而造成无产可执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刑事责任，营造配合执行的社会环境。最后应通过破产理念的塑造与破产文化的培育，确保市场主体逐步相信破产制度能够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而主动适用。
法院在“执转破”中保持中立，既是对权力分配的遵守，也是对市场作用的尊重。其他权力机关的齐抓共管，特别是立法者的顶层设计才是破解执行难题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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