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京)2019年第20194期 第52-61页
内容提要：先秦形名家自觉以“形”作为“名”的根据，儒道自觉超越形名，而走向“形而上”。汉儒一方面将“名”听觉化，另一方面，提出听觉性的“号”，并以“声”作为“名”的根据，以“声”“言”通“意”“心”，时代主题由“名实之辩”转换为“言意之辩”。魏晋玄学家一方面质疑“心”“意”与“声”“言”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区分“名”“号”与“称”“谓”，由此超越了“声名”，消解了“言意之辩”。以“味”辨物，以“味”作为名的根据随之自觉兴起。从“形”到“声”，再到“味”，构成了中国传统命名根据完整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命名、分类的基本趋向。
关键词：形名/声名/味名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通过-超过：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的冯契哲学研究”(编号16JJD720005)、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道德发展智库”的阶段性成果。
福科在《物的秩序》序言中揶揄中国古代的分类方式。①我们并不清楚福科所提到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具体信息，但中国古代分类系统确实有其殊异之处。如所周知，在文明发展进入自觉阶段，“分类”与“命名”总是密切相关，命名的根据往往构成分类的基本尺度。在古代中国，命名之根据经历了从“形”到“声”，最终到“味”的历史演变。相应的分类标准也经历了从“形”到“声”，最终到“味”的历史过程。以“味”为分类之依据，这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多见。②对于其他文明来说，对中国古代分类方式的诧异似乎理所当然。
一、形名：依据“形”确定“名”
“形”与“刑”通。“刑”指刑律，即禁止人做某事，触犯即有相应的明确的处罚。因此，“刑”以区分、确定为其基本特征。因其注重形式，且具有权威性，故“刑”通“型”，有标准、典范之意，即统一的模式。比如：“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诗经?周颂?我将》)“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管子?侈靡》)“典范”为他者所模仿，最鲜明者为其外在可观的形式，由此，“刑”又通“形”，如“死生因天地之刑”。(《国语?越语》)“天地之刑”即“天地之形”。“形名家”一方面着力于家国天下的治理，另一方面，又试图在理论上为其所作所为寻求理由，遂重视刑政与形名，而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形名理论。
形名理论的系统表述始终围绕着“形”“名”“实”三个概念展开。如：“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明君之督大臣，缘身而责名，缘名而责形，缘形而责实。”(《邓析子?转辞》)这里的“名”为“名分”，即职责所在。“实”是所履行或所做。“循名责实”是指按照名分所规定来核实其所做。“名”不是为了反映“实”，不是为了认识“实”，而是为了索取、创造“实”。③“形”是沟通“名实”的中介，它是为了明确、确定名所要索取的实。“形”既有明确、确定的界域，可以充当“名”的根据，它也是对外在对象的直接摹写，成为客观对象的“化身”。“形”之独立乃后起之事，即作为“实本身”而与“名”发生种种关系。“名”因“形”而明确、确定，“实”要与“名”对应，有了“形”这个中介，名实之间才可比较，才有了“符合”关系，作为考核大臣基本原则才可行。因此，对于百官来说，首先要明确与其“名”相应的“形”，所谓“百官有司，各务其形(《四库备要》本改'形’为'刑’④)”。(《邓析子?无厚》)“各务其形”是说，各自要明确自己的职分，要完成哪些任务。在行动中完成了这些任务，也就有了“名”所要求的“实”。
“名”“形”“实”三者彼此独立，于是就有了彼此出入的可能：或有名未必有形，或有形未必有名，或有名未必有实，或有实未必有名，或有形未必有实，或有实未必有形。这样的状况在混乱、无序的社会常见，形名家当然希望避免这种状况出现。在形名家眼中，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是达到天下平治的基本方法，确立起“名”与“形”的直接对应关系则是重中之重。比如《尹文子》不断申说：
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尹文子?大道上》)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同上)
“群形自得其方圆”“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所强调的都是“形”的外在客观性。“名生于方圆”是说，“名”以“形”为根据，由“形”而得“名”，此即“形以定名”。无“形”之“名”必出问题(“差”)。以“名”“形”一致为前提，人们可以据“名”来检验、核实“形”，也可以以“名”来确定事情。这样，冗杂的事务就可以化约为相对简单的“名”的问题。“名实”关系通过“形”而得以有序、顺畅。由此，“形”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强化，甚至被当作“实”本身。《尹文子》《管子》对此都有论述：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尹文子?大道上》)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管子?心术上》)
“形”与“名”有别，但同时相互需要。“名”就是对“形”的命名，“名”得“形”而得其“正”。“形”有“分”，故“名”可“别彼此”；“形”明确而确定(“定”⑤)，故“名”可“检虚实”。
如我们所知，“形”与“色”都是视觉对象，形名家对“形”“色”做过严格的区分。比如《白马论》曰：“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形，非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形”非“色”，亦非“色形”，它只与“马”相关。“言马所以名形也”，也就是说，“马”这个“名”是“名形”的，即马之“形”乃是马的实质，按照我们今天的哲学概念说，马之“形”就是马的本质、马之性。《尹文子》以“牛”为例也有类似的表述，所谓：“牛则物之定形”。(《尹文子?大道上》)也就是说，“牛”是对牛之“形”的表达，牛之“形”就是“牛本身”。
“形”以“分”“定”为其基本规定，而客观、外在、形式为其内在特征。不过，“形”只是“物”的众多属性之一，形名家选择“形”作为“物”的本质属性，而其他属性，如“色”“味”“声”等则没有进入形名家的视野。从春秋五霸开始，形名思想一直得到权贵的大力支持，相应，“形”的凸显遂成为中国早期思想史的重要特征。
不过，随着儒家、道家自觉超越“形名”，而走向“形而上”与“形而下”⑥，“形”作为命名之根据亦被超越。《易传》尝试以“阴阳”“刚柔”确立“天道”“地道”，同时也将二者作为命名与分类的根据。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周易?说卦传》)“天、圜、君、父、玉、金、寒、冰、大赤、良马、瘠马、驳马、木果”之所以被归为一类，是因为它们都具有“健”的特征。而具有“顺”之特征者则被归入“坤”类，所谓“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同上)类此，其分类总纲为：“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同上)健、顺、动、入、陷、丽、止、说诸德不像“形”有外在客观的形式与确定的分限。它们显示为内在的质料，或阴或阳，或柔或刚，与其他质性相互作用，彼此推移、影响、始终变化。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使万物或潜或跃，或幽或明，有态势而无定形。对于习惯现代分类方法的人来说，以“阴阳”“刚柔”为根据的分类可谓荒诞不经。但其消解外在客观的“形”而走向内在质料的做法却深深影响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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