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休苏轼与海南 ——《苏轼诗选注》读后

苏轼与海南 ——《苏轼诗选注》读后

发布日期：2014-03-27字号：[ ]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晚年贬谪海南。虽然他也有一般封建士大夫那种失意后的消极情绪，然后被人们称为“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在苏轼的笔下却倾注了深情。

苏轼在汴京任过京官，也曾在杭州等地任过地方官。荒凉的海南岛与繁华的京杭等地相比，确是天壤之别。但是苏轼对这块祖国土地并不嫌弃，在《吾谪海南》一诗中宣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当时被称为“不毛之地”的海南岛是“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苏辙《栾城集》），其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又极为落后，“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苏轼《与子由诗》）。这对“十年京国厌肥羜”的诗人来说确是难以适应的，但是诗人却以乐观态度视之。当时，其弟子由贬在雷州，其生活之艰苦不亚于海南，因此消瘦了下去。可苏轼在《闻子由瘦》一诗中仍富有风趣地写道：“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人虽然瘦了，体重轻了，却变成了神话中能骑鹤鹄的瘦八仙，将来每人骑一只仙鹤回乡岂不是很有意思吗？

诗人在海南期间虽然身处荒远，但仍然不忘忧国忧民。黄河的泛滥，海南人民的疾苦，他都时时萦绕于怀，常感食禄“内愧”。他在《籴米》一诗中写道：“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一个食俸禄深感内疚的诗人，再三请求地方长官给予一块地自己耕种，自食其力。

诗人面对逆境，不坠青云之志，仍然保持着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和陶杂诗》中写道：“余龄难把玩，妙解寄笔端。”诗人虽然已进入垂暮之年，但依然极为珍惜自己的余生，时时以左丘明、司马迁的成就激励自己，决心不图虚名，刻苦著述。

更使人钦佩的是，诗人居儋期间，在极其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仍热心于当地教育事业。儋县虽然建郡较早，但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远从春秋战国至宋代，已有两千年之久，中原文化教育早已十分发达兴旺，但海南却极为落后。苏轼抵儋时所看到的教育情况是：“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苏轼《和陶示周掾祖谢》）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至宋四、五百年间，整个海南地区竟无一人中举及第，文化教育的落后可见一斑。但自苏轼在儋施行教化后，其文化教育面貌发生了巨变。苏轼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建立了“载酒堂”，这是苏轼传播文化、讲学明道的基地，也是当时海南的最高学府。不论本地的贫困士子，还是数百里之外的士人，都纷纷登门求教。在当地人民无书可读的情况下，苏轼还亲自编“经义”。王国宪《重修儋州事叙》载：“当时经义初行，海外无书可读，编成经说，传育当时也；辩析经传，异义参求也；新成史论，分明易晓也；新成史断，浅近易解也。”他热心地关注着海南的教育事业。他在《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的诗中，对海南儿童勤勉好学精神表现了由衷的喜悦。此诗中还写道“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表现了诗人对儋耳教育的热切期待。在苏轼的教化和影响下，儋州出现了一批饱学的鸿儒。苏轼北归后不久，即有十几人分别被举乡贡、举明经、举文学，并“破天荒”地产生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可见诗人对海南文化教育事业之贡献。正如《琼台记事录》一书所评价的：“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诗人在海南度过了三年的艰苦生活，在遇赫北上途中百感交集，回顾海南生涯不但没有任何悔恨之感，反而看作是一次难得的旅游。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诗中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诗人一生游览过多少名山大川和繁华都城，但在诗人的心目中，任何名胜都不能与海南相比。

诗人在海南所经历的短暂生涯中。对“不毛之地”所倾注的深情，身处逆境所表现的坦荡胸怀，在垂暮之年所显示的追求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为我们今天开发海南，建设边疆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