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世界性
王春林
说到世界性，就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歌德早在1827年那段关于世界文学的著名言论。必须看到，所谓世界文学这样一种文学观念，乃是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现代性发生而出现的。或者说，世界文学，本就可以被看做是现代性进程的一种产物。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前，一种叫做世界文学的东西，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从一种逻辑顺序说，肯定是先有世界这一概念的形成，然后才会有世界文学概念的浮出水面。然而，细细地追究起来，在我们日常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与世界本来的那种意义其实是有区别的。具体来说，当我们使用世界这一概念的时候，这个世界指的就是包括七个大洲在内的那样一种地理或者政治构成。当我们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这里的“世界”就显然并非地理或者政治意义上的那个世界。比如，我们经常会有类似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这样一种表达，这里的“世界”，严格地说起来，其实只是欧美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的代名词。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所谓走向世界，从来就不包括那些西方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构成成分在内。比如说，中国作家根本就不会渴望自己的作品得到非洲或者其他非西方文化构成的承认。由以上分析，即不难认定，尽管说所谓的世界文学也属于一种现代性文化想象的产物，但在通常的意义上，我们使用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实质，却只是指向了欧美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当然，现代中国文学在北美的学术地位是高是低，戴若什引用的数字仅仅是一个指标。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既不是批判世界文学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超文典，也不是探寻‘确立作家地位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存在支撑了跨国时代的文化政治领域，包括最近‘全球文学’的讨论，其结果使得欧洲中心的主导地位续而不坠。”①细细品味这段话，所谓世界文学的理解中一种欧洲中心意识的存在，就是一件昭然若揭的事实。
无独有偶的是，尽管我们有很多人会把莫言的这次获奖看作是中国文学终于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但严格说起来，诺奖本身其实也不能够被看作是一个世界文学奖，其欧洲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归属特质，同样是非常明显的。众所周知，诺奖的最终评审权归属于北欧的瑞典文学院。按照评奖规则，只有瑞典文学院的18名终身院士，才拥有诺奖的投票权。从根本上说，每一年都是由这18位院士决定着诺奖的最终归属。然而，尽管只是一个北欧小国，尽管只是18位院士评出来的一个文学奖项，但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检验之后，诺奖实际上已经成为目前全球范围内一个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虽然也曾经非常遗憾地忽略了诸如托尔斯泰、乔伊斯、卡夫卡、卡尔维诺等一些文学大师，但从总体上说，诺奖的评选还是相对靠谱的。许多优秀作家，正是凭借着诺奖本身的影响力才为公众所熟知的。在充分肯定诺奖所具权威性的同时，我们也得认识到，诺奖也并不能够被视为一个世界文学奖。比如说，奥运会，只要获得了奥运会的金牌，就意味着你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某一个体育项目的冠军。而对于诺奖，我们却显然不应该做此种理解。究其实质，诺奖所代表的也只是一种欧洲的文学价值观念，西方的文学价值观念。在这个层面上说，莫言的获奖就意味着他的小说得到了诺奖的承认，得到了欧洲文化、西方文化的一种认可与肯定。然而，在我们认定诺奖只具有欧洲或者说西方文学价值理念的时候，却也必须看到，之所以会有很多人把莫言的获奖看作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就是因为经常不自觉地把欧洲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理解成了世界文化的全部。最起码，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我们往往进行着某种以局部代整体的意识置换。所谓以局部代整体，也就意味着我们更多地把西方文学与世界文学看做了同一个事物。
事实上，更进一步地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果真存在着某种叫做世界文学的东西么？世界的客观存在，与世界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虽然从理论层面上说，本来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理应被看作是各民族各语种文学的一种集合体，但这样一来，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既然世界文学是各民族各语种文学的集合体，那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学本就是世界文学一个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来就置身于世界文学之中，又何谈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呢？很显然，当我们强调中国文学应该走向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只能是一种不仅外在于中国文学，而且还拥有着一种世界文学范围内的根本立法地位的文学存在。放眼现代性形成以来的世界，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并且拥有文学立法地位的，恐怕就只能是我们前面曾经反复提及的欧洲文学或者说西方文学。这样，在我们已经基本厘清了所谓世界文学与欧洲文学或者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之后，莫言小说的世界性问题，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归根到底，我们对于莫言小说世界性的讨论，其根本的落脚点，也就是要澄清莫言小说与西方文学之间所存在的影响关系。
很大程度上，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应该被视为内在精神与形式载体的完美结合物，一方面必须拥有深刻真切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却也必须在语言形式层面上有所创新。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莫言小说的世界性问题，这种世界性也应该落脚到精神与形式这两个层面上。首先，就是思想精神层面。世界性在这一层面的具体体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莫言小说对于普世价值的深入理解与充分表现。虽然名之为普世价值，但从现在公众所普遍认可的普世价值内涵来看，它的基本来源依然是西方文化，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与作为西方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基督教文化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一般意义上，普世价值指的就是人类创造的、千百年来经过沉淀扬弃而升华的、全世界普遍适用的、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最好的一种价值理念体系。更具体地说，普世价值大体上包括天赋人权，人生自由以及民主权力等诸如此类的一些基本理念。从这样一种普世价值理念出发，去观察分析莫言的小说作品，就不难发现，莫言的许多小说作品中都有着对于普世价值理念的自觉充分体现。当然，这些价值理念并非简单的说教，而绝对是通过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凸现出来的。
比如，对于强权与专制的批判与抗争。这一点，可以说是莫言小说作品中普世价值最集中的一种表现。早在1980年代刚刚出道不久的《红高粱家族》里，通过“我”爷爷与“我”奶奶他们那些可谓是生命飞扬的民间抗日故事的叙述，莫言就已经非常自觉地张扬凸显着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土壤中的民间生命力。与渴求生命自由的“我”爷爷“我”奶奶他们相对立，那些入侵中国大地的日军，自然是强权和专制的代表。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长篇小说《檀香刑》之中。在这部小说中，生命自由意志的充分体现者，应该是那位猫腔演员孙丙。带有莫言小说一贯民间色彩的孙丙，实际上处于双重强权的挤压之下。在外，这强权是抢占胶济铁路的德国兵，在内，这强权是业已腐朽的清政府。最终的结果，是孙丙在报酬檀香刑的痛苦折磨之后怆然弃世。到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这种批判与抗争精神的体现者，则是那个被无辜镇压了的好地主西门闹。这个身陷六世轮回中的西门闹，在被取了性命之后，不无悲怆地以第一人称写道：“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为何要鸣冤叫屈呢？原因就在于，西门闹“在人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没想到最后的结局居然是无端地被绑缚枪毙。因此，西门闹内心倍感冤屈，请求阎王能够把自己放还人间，“去当面问问那些人”，自己究竟犯了何罪而死于非命。非常明显，在西门闹如此一种诘问行为中，所凸显出的，当然是一种对于强权与专制的不满与对抗。需要注意的是，在诺奖多年以来所长期坚持的评奖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人类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坚守。很显然，莫言小说中以上一系列对于强权和专制的抗争过程中，所充分体现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已然中国本土化了的理想主义精神。
再比如，一种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具备。这一点，极其突出地表现在莫言那部以计划生育这一社会现象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蛙》当中。《蛙》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那位一直不遗余力地在高明东北乡坚决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妇科医生姑姑。所谓计划生育，一方面当然达到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但在另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也正意味着要用一种非正常的强制手段剥夺戕害无辜的生命。这样，尽管身为救死扶伤的医生，但在实际上，姑姑的双手却沾满了那些无辜生命的鲜血。惟其如此，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姑姑才会陷入一种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拔。请看小说中姑姑与叙述者“我”也即蝌蚪之间的一段对话：“姑姑说：‘不，姑姑手上，沾过青蛙的鲜血。姑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们蒙骗，吃过青蛙肉剁成的丸子，就像你大爷爷跟我讲过的，周文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自己的儿子的肉剁成的丸子。后来周文王逃出朝歌，一低头，吐出了几个丸子，那些丸子落地后就变成了兔子，兔子就是“吐子”啊！’蝌蚪说：‘姑姑，其实，我知道您害怕青蛙的根本原因。我还知道，这些年来，您用多种方式来弥补您自认为的“罪过”，其实，您并没有错；那些破碎的青蛙，其实是您心造的幻影。’”通过这样一段对话，我们就不难感觉到，曾经剥夺过无辜生命的姑姑，其实一直陷身于一种沉重的罪感与忏悔意识之中。能够把这样一个格外具有罪感精神深度的女性形象，成功塑造出来，所充分凸显出的，实际上乃是作家莫言自己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事实，早就证明，任何一个优秀作家，都首先必须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在《蛙》这部长篇小说中，莫言以他对于普世价值的如此一种具象化鲜活表达，再次鞭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精神内涵层面的普世价值之外，需要进一步加以梳理剖析的，就是莫言小说与西方文学之间在艺术形式层面上所存在着的影响关系了。在艺术形式层面上，莫言小说所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最集中地表现在现代主义文学上。应该注意到，这次的诺奖授奖词称：“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联系莫言的整体小说创作，应该承认，诺奖评委会的这一句授奖词，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言简意赅地概括提炼出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突出特征。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其中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众所周知，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是一个与拉美作家，尤其是与1982年曾经获得过诺奖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那部蜚声中外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固有文学名词。惟其如此，授奖词之特别提及“魔幻现实主义”，很容易就会让我们联想到拉美，联想到马尔克斯，联想到《百年孤独》。但很显然，虽然以上的理解也能够成立，但根据我自己的阅读体会，这样的一种定位却存在着某种偏狭之处。假若我们把授奖词中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达做一种象征化的理解，把它看作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某种代称，那么，这种说法就更具合理性了。
必须承认，在莫言的小说创作过程中，确实很大程度上接受过来自于包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如果没有对于现代西方文学经验一种广泛深入的吸收与借鉴，自然也就无法设想作为一位现代作家的莫言，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尽管说，在充分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滋养的同时，莫言也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学传统的存在。关于这一点，王德威说得很明白：“从早期《透明的胡萝卜》中的少年叙述，到晚近《丰乳肥臀》中恋乳狂患者告白，莫言的人物已一再显示新中国子民面目千变万化，既不‘红、光、亮’，也不‘高、大、全’。他（她）们不只饱含七情六欲，而且嬉笑怒骂，无所不为。究其极，他（她）们相互碰撞，变形，遁世投胎，借尸还魂，这些人物的行径当然体现魔幻现实的特征，而古中国传奇志怪的影响，又何尝须臾稍离。”②在这里，王德威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莫言那样一种天马行空般的艺术想象力，一方面来源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也存在着特别紧密的联系。道理说来其实非常简单，对于一位优秀杰出的现代作家，无论其自身的艺术创造力多么发达，也都存在着一个如何吸收借鉴外来文学影响与接收本土文学传统影响的问题。放眼全球范围内的现代文学创作，就不难发现，所有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之根，实际上都一方面深深地扎向了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另一方面也非常明显地与外来文学的营养存在着无法剥离的内在联系。只不过本文之根本主旨，乃在于通过对莫言若干代表性小说文本的分析，指明他的小说创作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一种世界性文学因素的深刻影响。
应该意识到，莫言小说对于世界性文学因素的吸纳，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比如，莫言对于马尔克斯与福克纳所建构的文学世界非常熟悉。他坦承：“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响？我的小说在86、87、88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看出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③很显然，正是在马尔克斯的马克多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的直接启发下，莫言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中成功地建构了自己的那个高密东北乡。相比较而言，莫言的《十三步》与《酒国》在形式层面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渊源更深切也更明显一些。《十三步》中的物理老师方富贵不仅猝死后复活，而且还被改容成了另外一个人。莫言的意图，自然是要通过如此一种荒诞离奇的情节设计，表现当下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形记。但如此一种艺术构思，与卡夫卡他们那样一种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联系，就是显而易见的。某种意义上，《酒国》在艺术技巧的实验运用上，达到了莫言小说的新高度。具体来说，《酒国》的现代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主人公丁钩儿的离奇遭际。他本来是一个侦查员，结果在进入酒国之后，不仅发现了蒸吃婴儿的怪异现象，而且自己到最后居然醉醺醺地掉到茅坑里淹死了。其二，则体现在对于诸如侦探小说、残酷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武侠传奇小说、抒情小说、结构主义小说等各种小说体式的戏仿与运用上。需要指出的是，莫言在创作中，对于现代主义并没有简单地移用，而是非常鲜明地存在着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归根到底，合理有效地借鉴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方式，进而达到透视表现中国当下社会存在的根本目标，乃可以被看作是莫言小说世界性因素存在的一大根本特色。
注释：
①张英进《从反文典到后文典时期的超文典：作为文本和神话的张爱玲》，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②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论》，见《当代小说二十家》，第224页，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
③莫言新浪访谈实录．新浪网，2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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