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和：安特生在民勤发现沙井文化时挖走了什么宝物？

     

沙井文化——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因1924年首次在甘肃省民勤县沙井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永昌、张掖、古浪等地。沙井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800－前600年，陶器多以夹砂红褐为主，上半部施以红色陶衣，表饰绳纹、锥刺纹、弦纹和彩绘。 

   

1914年，年届不惑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874－1960年)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自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十余年的奔走。北洋政府延请安特生的目的是寻找铁矿和煤矿，以此实现富强之梦。此前，安特生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他便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所有职务，经过印度千里辗转到新疆，沿塔里木河抵达中国内陆。安特生踌躇满志，决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有所成就。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扑面而来的烽烟呛得喘不过气来。混战的军阀和变幻的王旗使安特生的寻矿计划变为镜花水月，他献身地质的梦想终于在中国走向了末路。独居北京寓所的安特生，深切地感到了在这个泱泱农业大国创造工业文明的艰难。

安特生对中国的印象，最早来自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考古著作《丝绸之路》。这部关于中国西域的巨著，使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重于见天日，也使斯文·赫定一举成名。相比之下，安特生学识渊博，声名显赫，才华拨萃而又雄心勃勃，但他在探险方面却没有斯文·赫定的好运气。旅居中国三年，安特生对遭受战乱苦难中的中国百姓同情不已，对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尊崇至极，也对腐败昏庸的官僚阶层嗤之以鼻。因为寻找地质矿藏一筹莫展，安特生便盯上了浩如烟海的华夏文化。他的目光多次长久地停留在一堆朴拙的石器上，这是他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在冀鲁豫陕等地采集的标本。安特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对在西方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田野考古学一无所知。这显然与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看着这些曾经被古人摩娑过无数次的石制工具，安特生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想法——他要在史前考古领域里掀起一场革命，改写中国无史前史的历史，以此证明他的“彩陶西来说”。

他的想法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允诺。接下来的几年中，安特生陆续发现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及河南仰韶文化、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等6种文化类型，以无可辩驳的实物攻破了西方考古学界沿用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开辟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1923年8月中旬，在陕甘两省收获颇丰的安特生突发奇想，北上河西走廊，进入了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沙漠绿洲小县——民勤。安特生和北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字希渊，河北人）、助手白万玉考察了民勤地界上的众多遗址，将柳湖墩、沙井子和三角城列入了发掘计划。安特生先在该县柳湖墩遗址试掘，继而在沙井子一带大规模开挖。那个酷热未消的秋天，沙井子周围沙尘飞扬，人欢马叫，光着膀子挥汗如雨的农民一边卖力地舞动铁铣锄头，一边暗地里盘算着当日能够到手的银饷。高鼻深目的安特生站在齐腰的杂草中间，借助一杆长筒望远镜指挥助手命令民工挖墓不止。一月之后，安特生的马车满载沙井子40余座墓葬中掘得的人骨架28个、陶器及其他器物踏上了回京的道路。车轮碾起的沙土掩盖了安特生笑意荡漾的面影，送行的农民们则向这位西洋施主投去了恋恋不舍的眼神……

在写作本文时，笔者无缘得见安特生所著《中国史前史研究》《黄土的儿女》汉译本，其中有关民勤考古的细节阙如。目前所见书稿，尚不能解决安特生等人由谁带领到了民勤，在民勤见到了哪些人，如何购买陶罐以及挖掘古墓的确切数量等等疑问。

安特生在结束甘肃考古活动后，于1924年5月给瑞士王太子寄去了一份英文报告《甘肃考古发现》，安特生逐一列举了他在甘肃的考古成绩，涉及民勤沙井的文字如下：

1923年秋天，我的采集员白在位于镇番县城西30里的沙井有了了不起的发现。在这个沙丘遍地的地方，发现了一处墓地，其随葬品与上述诸文化截然不同。

墓葬出土陶器大多粗糙不堪，单色，但个别碎片和一个几近完整的陶器则是非凡的彩陶。其上的鸟纹与波斯苏萨遗址出土精美彩陶上的鸟纹极似。

与这些陶器并存的长方形石刀，形态与仰韶层所见的近似。还出土大量筒形珠子，系用美丽的深樱桃红色的玉髓制成，还有用大理石做成的珠子和其他物件，及用绿松石做成的坠饰和珠子。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小铜器，大部分都很小，是用作个人装饰品的。

在目前我们并不完善的知识状态下，镇番的沙井遗址已足以成为一个特殊文化期的代表，在我们的年代序列里该是最年轻的一个。……。

小而简单的铜器很丰富：沙井期（很可能也包括卡约、下西河诸遗址）。

  1925年，安特生出版《甘肃考古记》，由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乐森璕译）。安特生在题为《镇番西部沙漠中之遗址》一节中写道：

镇番县者，实一巨大繁盛之沙漠城也。有一河来自南山之麓，经凉州之东北，流入沙漠。镇番西部之沙漠中，吾人所见远古遗址，为数甚多。据余个人研究所得，盖为远古文化之最晚者。因名之曰沙井期。沙井者，为镇番西三十里之小村。吾人所见之村落遗址三处，葬地遗址两处，其地皆为沙丘湮没。但此等沙丘，当发生于古址之后，自无可疑。然与古址不远之处，现代居民已有多所。故此种情形，亦不能认为沙井期后，气候变迁之证也。沙井遗址，皆在平地。住处周围，常有土墙遗迹。

沙井期，吾人于镇番县之附近，寻获古址多处，为沙丘所没。古址之中，葬地住处均有发见。后者四侧围以土壁，该地势平坦之中自当藉此以为屏障也。

此等古址中之各种器物，颇相类似，故确可视为一期所出。著者因名曰沙井期，盖从距镇番西三十里模范址之名。

至葬地遗址及村落遗址之中，吾人采获铜器之小件无数。内有带翼之铜镞，乃精工之作。职是之故，著者因视与沙井相同之文化当为甘肃各期之最晚者。葬地古址之中，除铜器外尚有多数之贝货，及绿松石之饰珠等。陶器则质较粗，其形颇杂。器之大半均无彩文，否则器之一部另加红色之衣。可得见其详。更有少数陶器，上绘精致彩文。其主要者，为直立之三角形及有鸟形之横带纹。此等彩色陶器，显与苏萨陶器之有鸟形花纹者极为相似。因使吾人视二者之文化互有关联，但沙井期文化似又较苏萨期为晚。（p.14）

沙井遗址，为甘肃文化期中之最晚者。盖根据铜器如矢镞之较精备而言。其中陶器大都单色，但此等单色陶器与寺洼及卡窑者有无渊源，至今尚未研究也。兹有一事，吾人急当申述者，即沙井遗址中未见寺洼有马鞍口之大甕。

多数之沙井陶器，上绘清晰之红色条纹，最特别者为绘鸟形之横行花纹，使吾人忆及苏萨之图案。（p.19）

 

沙井文化由此进入了世界史前考古的经典，民勤县也因此闻名于世。当然，沙井文化仅仅是安特生慧眼触及的一个角落。如果不出意外，沙井文化的主要器物和安特生发掘的其它标本一样，现在正沉睡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某个橱窗里。

 考古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决定了安特生后半生的事业。1926年安特生衣锦荣归，在他的祖国受到了空前隆重的迎接。回国后的安特生不再重操地质学旧业，而是荣膺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这是一个回忆和沉思的大好机会，安特生洗去了栉风沐雨的疲倦，在琳琅满目各具形色的文物中翻检着考察日志，写出了《中华远古文化》和《中国史前史研究》等著作。

安特生拉开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序幕，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受安特生的影响，中国考古学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过沙井文化。1944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奔赴甘肃，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主持了沙井文化的考察。1948年5月，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裴文中、贾兰坡教授在民勤考察了除三角城之外的由安特生发现的全部遗址。他们此行发现了张掖和永昌县城附近也有沙井式的陶器及遗物，裴文中教授认定它们也是沙井文化类型。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认为，安特生的发掘，方法并不精确，功过参半。特别在甘肃，安氏急于求成，竟从居民手中大肆收购陶罐，导致居民随意向地下捣掘，造成考古学上的损失。对安特生的“彩陶西来说”，李济也指出，如果认为彩陶来自西方，则彩色细致的陶器，应在距来源近的地方，但事实上是越往西越粗，难以自圆其说。

安特生在民勤发掘后的若干年，沙井文化命名地的陶器数量已不多见。而在邻近市县，时有该文化类型器物出土。民勤县博物馆现存的双耳彩绘条纹罐，出土地于永昌县鸳鸯池，系当时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调剂民勤文化馆的物品。事实如今日世界，文明古国已无多少现实文明，鲜活的文明都在邻国异邦。

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史前考古活动中，沙井文化占了不可或缺的一页。对于民勤及河西地区而言，沙井文化是文明的晨曦，记载了史前人类活动的余烬燧影；对于中国陶器史来说，沙井文化是陶器时代的回光返照。沙井文化之后，中国陶器逐渐消隐于历史长河，留下了至今令人心动而又难以破解的自然之谜。

                               (原载《甘肃文史》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