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之前先讲几句与《论语》无关的话。
生活的那个时代实行的政治制度叫礼乐制度，虽然当时有些的人们不肯好好地执行它了，但它大体的面目还在，就像一件衣服破了，总归还能穿。
那时候人们从政有七门必修的功课，分别叫做：礼乐射御书数。
礼和乐偏重于制度，射御主要是指个人战斗技能，因为过去国家间纷争非常多，经常有战争发生，所以射御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人从《论语》中看到孔子总是贬抑子路炫耀武勇，以为当时人们不重视这方面的技能，这是错会了古人意，没有搞清楚孔子因为什么贬抑子路。
有些人认为礼乐制度是等级制度，两国交战不过是派奴隶与农民上阵，这也是不了解历史的人的观点。其实在周代但凡战争，国君与大夫必须身先士卒，所以翻一翻历史就知道，那时候国君大夫都是最勇猛的战士，而且必须是，如果你不是别人就瞧不起你。
这些人人只看到礼乐制度等级背后不同的待遇，却看不到与等级相匹配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现在都叫他《尚书》，但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们只叫他书，它收集了夏商周比较有名的君王们的一些政令布告与语录，学习它是为了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知道礼乐制度究竟是为了做什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只有这样，执行起制度来才能有的放矢。
书告诉人们的内容大致有两条：仁，天命论。
书的内容在此就不罗嗦了，简单地说仁和天命论吧。
仁和天命论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含义也不同，那么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见解，在春秋时期，这两个方面是一样的，就是执政者要让你国家里的人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益，让大家都生活的快乐。
近者悦远者来，仁之谓也。
除了研究书之外，古人还经常研究历史。
历史在过去被成为春秋。
如果将书比做数学里的公理与定理的话，那么古人研究的春秋则相当于数学老师给大家讲的经典例题，它又像现在法官与律师们研究的经典案例，通过案例来研究如何把握法律制度。
孔子将当时距离他时代最近一段历史抽了出来，专门地加以编纂整理，成为了一本书，叫做《春秋》，实际上之所以叫它春秋不过是沿用了过去的称呼而已，因为孔子作的这本书在后来非常有名，所以现在人们一提《春秋》许多人就知道是孔子的这本春秋，反倒将它原来的本意忽略了。
孔子将自己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观点评述用一种特殊的手法注入到《春秋》之中，人们称这种特殊的手法为春秋笔法。
现在对春秋笔法通常有两种误解：1，认为它是孔子的发明。2、把它当成拐弯骂人，有话不好好说的一种方式。
春秋笔法并不是孔子的发明，其实是周代史官记录历史表达自己看法的一种体例而已。
文天祥有在《叹零丁洋》里有两句著名的诗，叫做“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其中在晋董狐笔记载的是这样的故事：晋国国君晋灵公无道，赵盾多次规谏引起了晋灵公的反感，晋灵公几次想暗算赵盾， 赵盾只好逃离晋国，赵盾还没有跑出晋国的时候，听说晋灵公被自己的堂弟带人给杀了，就又回到晋国主持国政。对此晋国史官这样记录了这件事情：赵盾弑其君。
这位董狐是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不但这样写了，还拿着自己的作品跑到朝堂上去对着大家朗诵：赵盾弑其君。
赵盾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董狐很认真地给他解释：第一，国君被杀的时候，你跑却没有跑出齐国的国境。第二，你回来主持国政却不能讨伐弑君的贼子。所以国君就是你杀的。
赵盾一听瘪气了，本来是留恋晋国，却给自己弄来这么一个罪名，真倒霉啊。
在孔子的《春秋》里，记录这一事件，就按照董狐的模式直接抄录了。
赵盾弑君的故事大约在孔子之前50多年，这一个故事就可以充分为人们对春秋笔法的误解释疑了。
其实春秋笔法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我们现在一直在沿用，经常看新闻的人会发现，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同类的事件的时候，对与我们交好的国家和关系不是很好的国家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书与春秋在孔子那个时期人们政治与生活的作用之后，咱们再来谈谈《论语》。
现在通常的结论是《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徒孙们收集整理的有关孔子与弟子言行的一本书。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收集整理这一本书，目的何在？难道它的作用就像毛语录一样，是一门专门用来拍马吹牛的书？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孔子时期，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史称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有些制度还有，但是人们不肯好好履行它了，另一方面有些制度缺失了。
孔子通过自己的挖掘整理复原了这套制度，因此他成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学大事，从《论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人都向他请教政治问题，该如何治理国家，《史记》中这样评价孔子在当时的这种地位：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
他就是那个时代礼乐制度的标准答案。
对此孔子也颇为自得，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意思是说他所传述的主张不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传自古代。
孔子一生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却处处不得志，这是非常遗憾地一件事情。
虽然在政治上不得志，他另一件事情做得却特别成功，就是广受弟子，传播礼乐制度。历史上号称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72名。
这些人跟他学什么？学习怎么政治，学习怎么治理国家。
在孔子死后，这些人继续向后人传授孔子的思想与政治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将孔子与弟子们在一起的一些经典讲论编纂到一起，为的是诠释孔子的各种主张。
这样说来，《书》是礼乐制度的总纲，《春秋》是礼乐制度的经典案例集，而《论语》则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礼乐制度做的解读，他告诉人们在礼乐制度下该如何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该如何治理国家。
说白了，《论语》就是一本人们为了研究礼乐制度收集整理的政治参考书。
但是，由于中国早期政治的特殊性质，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非常高，这就使得孔子及其弟子们不得不更多地探讨道德问题。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些道德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而是针对执政者的，在礼乐制度里对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要求是很低的。
所谓礼乐崩坏并不是普通老百姓造成的，而是执政者不肯履行礼乐制度加给自己的责任与义务造成的。
与今天一样，老百姓能犯法，但是无法渎法。
所以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不是对老百姓而言，而是针对执政者，让执政者们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守制度的约束。
很久以来，人们总是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去诠释《论语》，这必然带来对《论语》的误读，也与孔子一生对政治的追求是不符的。
所以解读《论语》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将《论语》放在他曾经所在的那个历史环境来研究，才有可能理解《论语》里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古人通过研究《论语》来了解礼乐制度，我们却需要通过结合礼乐制度结合那个时代的背景来了解《论语》。
下面开始讲解《论语》以及相关的故事，看一下《论语》究竟讲了些什么。
《论语》开篇第一章是这样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説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説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朱熹在他的《论语集注》里评价论语的《学而篇》这样说：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
也有人问我，是不是《论语》的第一章是最重要的，开明宗义，代表了孔子的基本思想。
说心里话，我实在没有看出有这样深的含义来，《论语》我虽读的不多，各种版本加起来读了几十遍是有了，到现在我没有发现第一篇就是比其余的章节格外重要些，或者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
朱熹对第一章的解读是这样的：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
说得简单点，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学起东西来，能时时地去捣鼓他，就会越来越熟，不但越来越熟，而且会让你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很多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用它教育过别人，也有很多人被他教育过。不过产生那种“不亦悦乎”感觉的人恐怕很少吧。如果学习这种工作真有让人愉悦之功效，现在的许多网吧游戏厅的门上早都结满蜘蛛网了。
那么，让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能“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当时人们要研究的学问迥异于现在，他们的功课归结起来基本有六门，叫做：礼乐射御书数，都是和政治与生活相关的非常实用的学问。
礼乐在古代属于政治制度范畴的，也保护今天的礼仪道德的内容。
在过去，人们之间你来我往的应接都是按照礼仪标准来的，什么级别，什么情况用什么礼仪，奏什么乐都是有规定的，如果对方不按照规定的礼仪来接待你，而又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话，就属于一种失礼行为，古人会通过这些礼仪行为解读出一些特殊的含义来。
我们读春秋时期历史故事经常会发现这一点，一个国君去别的国家参加会盟的时候，对方派出的规格很低，这不是表示对方不懂的礼节，而是对方对这位国君有不满的地方，促使他反省，或者给他个下马威。
这一招在大国对待小国的国君的时候经常用，如果你是小国的国君，不知道礼仪的话，就解读不出对方在礼仪接待中埋藏的信息。
至于乐则更是如此，我们通常说礼乐制度是以礼乐来代替整套的制度，其实礼乐的含义非常丰富，但当它做礼乐制度的代指的时候，礼就是指礼仪，乐则是指乐和诗，做接待规格标识用的。
为什么叫周代的制度叫礼乐制度？简单的说就是那时候的政治与生活，与人们相关的一切活动必须依附于礼乐之上才能进行。
打个比喻，它就像计算机的系统软件，而人们要做的事情则相当于功能软件，就像打字、游戏各种功能软件只有在系统软件的基础上才能运行。
孔子的弟子们跟着孔子学习的就是从政，而一个好的士人的标准是什么？
在《子路》篇里有孔子与子贡关于合格士人标准的问答：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所以，要达到从仕的目的，要做一个合格的士人，要追求自己的富贵，就必须熟悉这些东西。
对于礼乐制度你研究得越深，在以后从政的时候，处理起事情来就会越得心应手。
而且，古人研究礼乐制度不但是背条文，还需要借助历史来研究，像尚书、春秋都是古人研究礼乐制度所凭借的工具。
这种研究比起今天我们做数学题来要有趣得多，而且，会不断有新的体会，新的发现，就像律师通过研究经典案例来学习法律制度一样，算不得怎么样枯燥的一件事情。
当然，除了礼乐之外，还有射御，射箭驾车，都是比较好玩的事情，也是做得越多，越有心得的事情。
数是指占卜天文星象一类的学问，这对于古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单纯的摆弄卦爻，里面趣味无穷，可以这么说，你研究得越深，越觉得有意思。
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是蒙人的，而是他有切身体会。
我的老师也跟我说过这句话，但是当时我不能理解，这跟我学的东西比较枯燥，又不能马上用到有关系。
相信诸位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让你学一个跟你相关的你马上会用到的东西，相比你的积极性会高很多，如果再有些别的乐趣，自然是乐在其中，不亦说乎了。
上面一楼讲的是孔子为什么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説乎，説在什么地方，忘了说一点，説=悦，我认为现在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是常识了。
下面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是指自己原来认识的朋友吗？他来了人们为什么会高兴？有时间为大家分解。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朋，有人说指弟子，有人说指朋友，也有人说同门曰朋。 朋从字形上看是两个月字，可以延伸为知趣相同的意思。
也就是说有朋自远方来，就是指有跟你知趣相同的人来找你，找你做什么呢？探讨学问。 这是过去学习的一种方式，一个人想求学，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自学，一个是找人求教，一起研究。 自学当然是不错的方式，但是学到一定程度自己就会积累许多问题，疑惑，或者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需要与人探讨，这时候就必须找朋，找跟自己有同样兴趣爱好的人去研究探讨。 当然，寻找朋的过程并不是挨家挨户的去打听，但凡一个人被别人找到了，作为切磋求教的对象，他必定有一定的名气了。 这是对彼此都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这儿的朋可能是认识的，也可能是不认识的，可能是彼此知名的，也可能是彼此不知名的，都无关紧要。
古人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说法，其实就是指跋山涉水向人学习求教的过程。对于来的人来说，你未必比他本事强，通过各种宣示自己对学问的见解，达到沟通探讨研究的目的。学文是这样，学武也是这样，这与武术家找人切磋的目的是差不多的。过去的武术家自己练习到一定程度就要出去拜师访友，不是为了打倒别人证明比人家强，而是要通过切磋来印证自己的心得。孔子用“有朋从远方来不亦说乎”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应该对来访人所持有的态度。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杨先生的《论语译注》是这样断句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我始终觉得这样断比较别扭，不如“人不知而不愠”好一些，不过这是细枝末节，无所谓的事情，重点是对内容的理解。
杨先生的翻译是：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对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翻译是非常容易的，可是为什么人们不了解自己，当时的人会不高兴？这才是了解这一章的关键之所在。
孔子之所以说这句话，必然当时有一部分因为人们不了解自己而不高兴。
古人非常渴望别人了解自己，当然这种渴望现代人也有，那么古人的渴望了解与我们现在的渴望了解有什么不同？你是不是在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会生气？
在《论语》中还有几章这样的内容，他们分别是：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篇）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篇）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篇）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篇）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篇）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阳货篇）
这是《论语》与名有关的章节，我这儿说的名指让别人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的那个名，是声誉在外的意思。
有人统计过，整部《论语》仁字105个，提到仁的章节有五十几章。对春秋时期，在政治来讲，仁是礼乐制度的核心，是灵魂，于个人修养而言它是最高标准，这样关键的词语在《论语》中的比重不过如此，而一个有关别人了解自己与否的话题却占了六章，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要了解古人为什么看重自己的名，为什么在乎别人真的了解自己与否，就得先说下礼乐制度这个制度的性质。
为了不把人搞的头晕，我简单地说下：礼乐制度是一套贤人性质的政治制度，就是帕拉图在他的理想国提到的那个制度。只不过帕拉图的理想国还只是一种构想，而礼乐制度则是中国已经落在现实里的制度。
贤人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的执政者都是贤人，他们有能力，有道德，能把社会导向美好的未来。
在帕拉图的理想国里，贤人的本事是天生的，所以他不需要为社会的贤人从哪里来发愁，他只要坐在家里设想就行了，根据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贤人，他就可以让社会有什么样的贤人。
但是礼乐制度不行，它没有这个优势，它要面对现实。
所以，礼乐制度只能选贤而用之，就是说执政者从社会上选拔贤人来加入执政集团，协助自己治理国家。请诸位注意，如果你搞懂了礼乐制度的贤人性质，你就搞懂了那个社会事情的一半。那么古时候的贤人怎么选？
如果是今天就好了，大家都有文凭，国君要选人才，大家把文凭往上一递，国君挨个打开看，北大的，清华的，南大的，都一般啊，哦也这个好，不但封皮漂亮，印刷质量也好，而且还是外国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就选它吧，克莱登大学高材生，还有那个似乎更好，西太平洋大学的，真牛，就用你俩了。
过去没有文凭，也没法像今天的西方一样举行选举，选出大家最满意的人来，只能靠贤人自己的名声。 你通过学习，有能力有道德，名气越来越大，那么时间久了，被执政者知道，就会录用你进行试用，试用的好，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因为别人不了解自己而生气的原因。 因为一个人在学问道德上名气的传播只能靠与自己相同的人来传播，就像那些来自远方的知趣爱好相同的人，通过交流，大家发现你确实有本领，有能力，就会向别人介绍你，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就会知道你。 既然是交流，总有些见解不同的地方，这是孔子主张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他在用另一句话表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篇） 也就是说要想成为君子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人之所以不了解你，说明你还需要努力。懂得这个道理，才有可能成为君子。
这就是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原因。
我所引用的几章，想“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都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非常有助于《论语》第一篇第一章最后一句的理解。
至于与个人之名有关的其它几章，明白了名在那个时代对个人的意义之后，它们的意思就非常好理解了：
1、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害怕你还不了解别人。
人本来就这样，能沉下心来读懂别人的时候，才会被更多的人了解，这种人也比一般的人更有前途。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这句话似乎格外显得富有内涵。
2、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要担心没有你的位子，要先想想你有没有做那个位子的能力。
3、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孔子说：作为一个君子，只担心自己能力不够，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4、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说:后生可畏，怎么就知道后人不如前人？如果到了四五十岁还默默无闻，这人也就不会有啥了不起的了成就了。
这就是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
5、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担心一辈子没用令名。
6、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到了四十岁还被人讨厌，这人就完了。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一章记录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的一句话。
有子的名字叫有若，在孔子的众位弟子中，有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可惜被时代淹没得太久，现在的人很少有了解他的事迹的。
司马迁和孟子都讲了一个故事，说有子死了之后，众位弟子都非常难受，因为有子外形长得跟孔子有些像，所以大家决定把有子装扮成孔子的模样，然后像伺候孔子一样地伺候有子，过一把干瘾。
这个故事当然是瞎编的，属于当时的一种误传，但是孟子和司马迁却都采信了这样一个说法，为什么？
这大概跟两件事情有关系。
一件是在过去人死了之后，有扮尸的习俗，从死者的第三代后人中找出一个来，扮成死者的样子享祭。
正因为有这种习俗，所以司马迁和孟子觉得有这种事情很正常。
但是好好地为什么有这种传言出来呢？莫非有子长得跟孔子真的很像。
按照记载，孔子这人虽然学问非常大，长得却非常难看，是许多人的外形凑起来的这么一个长相，要找到这么一个跟孔子长得像的人确实不容易。
不过，据历史记载，有子确实有一点跟孔子很像，不是模样长得像，而是学问见解，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师徒二人非常相像。
《礼记·檀弓上》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有子问曾子（曾参，孔子的弟子，据说孔子学问最得力的传播者）你向先生请教过有过一个人再失去禄位以后应该怎么办没有？
曾子说：请教过。先生说了：丢失了官职就赶快穷死去吧，死了就赶紧烂掉（丧欲速贫，死欲速朽）。
有子一听，头就大了，别说有子头大，就现在人一听这也不像话，哪有这样讲话的，还亏了是圣人呢。
所以有若凭自己对孔子的了解，就下了一个结论：这绝对不是先生讲的话，先生不会讲这样的话。
曾参一听，也有些着急，说：这是俺曾参亲耳听先生说的。
谁知道有若还是摇头：“先生不可能这样讲。”
曾参一听真急了，还找出一个证人来给自己作证：俺跟子游一块堆儿听先生说的。 估计曾参说完这句话很得意，这下你没招了吧？
谁知道有子还是不认账：我不是说你撒谎，而是说先生的话一定另有所指。
憋了一肚子气的曾子去找子游，把有若不相信自己的事情对子游说了一遍。
子游一听，很少感叹：哎呀，太像了，有若说起话来真跟先生一样呢。当年，先生住在宋国，看见桓魋（宋国司马，跟孔子有仇，曾经想害孔子）为自己打造石棺，做了三年还没有完工，所以先生说：“像这个样子奢侈，死了还不如赶快烂掉的好。”这句话是针对桓魋说的。南宫敬叔（鲁国大夫，曾因被割掉官职而离开鲁国）从国外回来，每次总带着宝物去见国君，向国君行贿。先生见了很反感，就说：“像这样子行贿，还不如丢官之后让他一无所有呢”，“丧欲速贫”是针对南宫敬叔说的。
曾参是个实诚人，听了子游的解说以后，又告诉了有若。
有若说：我就说嘛，先生不可能讲那样的话。
曾参说：你是咋知道先生不可能这样讲的？
有若说：先生作中都宰的时候，曾经规定：棺的厚度是四寸，椁（裹在棺的外层，即外棺）的厚度是五寸，我因此知道先生不会说“死欲速朽”那样的话。先生不做鲁国司寇之后，想去楚国发展，先派子夏去联络，随后又派冉有去说明自己的想法，我以此知道先生也不会说“丧欲速贫”那样的话。
从《礼记·檀弓上》的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子的见识和本身分析问题的逻辑能力。
在了解了有子的一些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有子讲的这段话：一个懂得孝道的人，却喜欢犯上，这种情况是很少会有的；一个人如果不会犯上，却喜欢作乱，这种事情也不会有。君子治理国家要先务本，根本建立起来了，道也就跟着产生了。孝道就是为仁之本啊。
这里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
1、犯上之上，在过去指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从有子的话来看，这儿的上就是指能管到“孝悌也者”的人。杨伯峻先生将它译为上司，我总觉得这样译法似乎太现代了一点，但确实也找不到简单通俗的字代替它，所以直接不译，现代汉语里犯上也有不顶撞上司的含义。
2、在古代犯上与作乱不是一回事情，二者的程度差别很大，犯上大约是指言语、态度上的冲撞，而作乱则是造反了，情节比较严重了。
南怀瑾先生在它的《论语别裁》里将作乱译为捣乱，似乎很不合适，捣乱在某种程度上比犯上还要轻些，显然不符合原文程度递进的意思。
杨伯峻先生是这样解释这一章的：有子说：“他的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基础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顺爹娘，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
“本立而道生”，“道”究竟是指什么？杨先生没有讲，也可能感觉没有合适的字眼来简单地表述他，所以直接引用了。
在这一章里，孝悌与道与仁的关系对现在的人来讲非常不好理解，孝悌与君子务的道有什么关系？与仁有什么关系？君子又是指谁？
这些问题不搞清楚这一章的意思就是翻译出来了，你也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就像听鸟叫，你可以模仿鸟的声音，但是不知道它表达的含义。
为此，有人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仁”是通假字，应该是现在的人。
如果“仁”写作“人”这一章就好理解多了：君子就是指想提高自己修养的人，一个人想提高自己的修养，孝是最基本的做人准则。
这样理解似乎也不错。
南怀瑾先生就是这样解释这一章的：学问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内心的修养。所以“本立而道生”，学问的根本，在培养这个孝悌，孝悌不是教条。换句话说，培养人性光辉的爱，“至爱”、“至情”的这一面，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这样解释起来自然可以从容应付了，“孝悌做人的根本，非常通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讲得通。
但是杨伯峻先生却不同意，他举出《管子·戒篇》中的一句话来作证，“孝弟者，仁之祖也”，如果仁可以解做人的话，那岂不是孝悌者就是人之祖了？
学问有时候就是这么无情，想捣糨糊是不行的。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君子到底指什么？
君子今天指道德高尚的人，在春秋时期却不是这样。
君，在早的时候指首领，“有民立君，将以利之”，意思就是人们找一个首领出来，是为了给自己服务的。
君子当然最初就是指君的儿子，因为君的儿子通常都会参与到政治当中去，所以君子含义随之发生了演化，变成了执政者的代指。
在春秋时期，只有具备一定修养一定能力的人才具备选贤资格，才有可能参政，所以君子有时候也指能力道德都具备了相当水平，达到参政能力的人。
君子自春秋时期也开始演化，因为当时要求参政的君子不仅能力强，而且必须道德高尚，特别从孔子开始，提出了许多直接针对执政者的道德条件，认为只有达到这些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执政者、
这样，渐渐地，君子一词执政者的含义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开始专指那些有道德修养的人。
这种演化在汉语里是一种非常正常现象，例子有许多，像春秋时期的公子主要指国君的儿子，因为那是诸侯国的国君最高的爵位就是公爵，所以大家经常称国君的儿子为公子。
后来就成了富贵人家孩子的专称了，所以才有王孙公子把扇摇这样的话传世。
现在公子已经成了普通的称呼了，尊敬的含义也有，戏谑的成分也有，谁想用谁有。
与君子一次相反的是小人，小人在春秋时期主要指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比如孔子的弟子冉有跟季氏讲话时就自称小人，孔子跟鲁哀公讲话的时候，也自称小人。
这是因为相对对方来讲，自己身份比较低的缘故。
正是因为小人常常指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一方，所以人们常常用它来代指普通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整体社会地位都不高。
这样君子与小人就成了当时社会成分最简单的一种划分方法，君子指执政者，小人指老百姓。
所以那时候提小人并不是骂人的话。
我们看历史，经常有一个国家的使者到另一个国家出使，对方问道自己国家情况的时候，使者会这样回答：俺们国家君子们是咋想的，小人们又是咋想的。
这绝不是瞎谦虚，说自己的国家除了道德高尚的，就是一群心灵污秽的人，而是说俺们国家当官的是怎么想的，普通老百姓又是怎么想的。
这样说绝对不是说自己的国家里，除了高尚的君子之外，全是龌龊的小人，而是说俺们国家的当官的都咋想，老百姓心里又想什么
第二个问题：“本立而道生”的道究竟是指什么。
道如果单独的解释，通常有规律、规则这样的含义，但是道很少能单独使用，通常需要加一些定语，如：治国之道，修身之道等等。
孔子一生研究的都是政治学，他钻研的学问都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说白了就是礼乐制度。
因为礼乐制度的目的是实行仁治，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所以常常被称作仁道。
又因为一个君王能真正做到仁道的时候，天下人像水归于下一样地归于他。如果整个天下的人都归心于他，那么他当然就是天下之王，所以礼乐制度又被称作王道。
上世纪日本侵略中国时曾经有个口号，说要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就是从这里取的意，因为王道下必是乐土，就像《诗经》里唱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不过刺刀下面是没有王道的，王道是要通过仁政才能达到的。
仁道也好，王道也好，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获得人们的拥戴。
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什么？就是仁。
因此本章的这个“道”就是指仁道，就是礼乐制度的精神与灵魂。这也是为什么本章最后一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原因，这与“本立而道生”是完全吻合的。
在搞清楚这些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本章的内容解释起来就顺畅多了：
一个懂得孝道的人是很少会冲撞自己的上司，而不肯冲撞自己上司的人却会起来造反，这种事情是没有的。所以执政者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先务本，根本建立起来了，仁就有了。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啊。
不过，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搞懂了这一章，有若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深得孔子学说的三昧，这一章确实还有很深的含义，因为我们不处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个时代的背景，会忽略一些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孝悌与道、与仁到底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孝悌思想大约起源于文王时代，从文王的养老开始的。
在文王之前，中国这片土地上流行的是贱老。
那个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壮劳力忙死忙活不一定能得到温饱，何况老年人呢？在那时候人老了，不能做事以后，大家都非常地嫌弃。
这似乎也怨不得什么，像灾荒年间不是经常有易子而食的吗？有些问题就不是人觉悟能解决得了的，现在不是有专家研究结果证实，在非洲一些地区，每当碰到荒年的时候，爆发战争的几率就会大增吗？其实又何止是非洲，只有影响到生存，对哪个国家都一样。
有一句俗话，可以证实老年人在那个年代的惨状：老而不死是为贼。
这就是中国亘古传下来的一句俗语，你叫它成语也好，谚语也好，都指明了那时一个事实：老年人倍受歧视。
贼在这里不是指盗贼，这句话也不是说人老了就像盗贼一样不是东西。
贼，古代指庄稼的一种害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老了，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消耗粮食，就像庄稼的害虫一样。
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被嫌弃。老，是笼罩在人们心灵上的一道阴影，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消除了人们心灵上的这道阴影。
这个人就是周文王。
文王是古公的孙子，从他开始中国开始有了养老的政策，我对社会保障的历史没有研究，但是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差不多。
文王养老的具体制度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到了孟子时代可能人们对此发生了疑惑，孟子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阐述这种制度：家里种点桑树，养点家禽，这样老人的衣服、肉食就全部解决了。
孟子这种指靠个人家庭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传到现在，真是可悲。
但是文王的养老政策肯定不会如此，如果自己能解决，文王的养老政策在当时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当时没有公路，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消息的传递完全依靠嘴来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文王的养老政策竟然传播到了东海边儿上。
所谓的东海大概指现在的日照、青岛这一代的地方。
而且惊动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成了后世的名人，一个是伯夷，一个是叔齐，还有一个是姜子牙。
如果当时中原地区的养老问题能解决的话，文王的养老政策就不会有这样深远广大的影响。
如果看看今天世界移民的趋向，也许会明白文王养老政策在政治中的意义。现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好，政治环境宽松，是移民首选之地，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的，而且对人的素质做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样做既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从客观上讲，为西方引进了大批的人才。
在文王时代完全没有这些限制，只要你是老人，你就可以跑来纳福，如果所有的老人都去岐山养老，不把文王吃垮了么？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完全可以不必担心，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可以说是莽莽榛榛，地多人少，到处是虎狼虫豹。走着走着遇到一只狗熊丝毫不稀奇，如果一个人走了几天都遇不到一只猛兽那才叫稀奇。
所以，老年人能像伯夷叔齐老哥俩这样有本事自己跑去岐山的并不多。大多都是拖家带口去的。从文王之后过了大约千把年，有一个人研究这段历史，用一句话指出了文王养老政策带来的好处：老老而壮者归。也就是说文王养老，在客观上却吸引了大批年轻力壮的人前去归附。虽然大家都在贱老，但是年轻人终究也会老，也有被贱的那一天。
移民的大量涌入无疑大大加强了周的势力，因为当时愁的不是没有土地，而是有土地没人种，这与现在西方吸引移民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文王在发展初期曾经因为发展势头太猛，引起了商纣王的注意，将它囚禁在了羑里，后来大家又把他赎了出来。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初的时候，文王根本没有跟纣王周旋的基础，只能任人宰割。他死的前一年把都城从岐山迁到了丰邑（今西安附近），从岐山到丰邑，距离殷商腹心的距离已经非常近了。
这就像两个人打架，开始的时候弱小的一方总是要躲着强大的一方，害怕受到他的欺负，现在曾经弱小的一方不但不再躲避原来的强敌，而且还主动往他跟前凑。这说明此时周人的势力已经足以与殷商匹敌，他已经不再害怕纣王，而且有了图谋纣王之心。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武王带领军队灭掉了纣王。
文王时期是周人发展历史中的第二次腾飞，它奠定了周与殷商争天下的基础，周的发展如此之迅猛，从这可以看出养老政策到底给了周人怎样的影响。
花这样大的篇幅讲文王养老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两件事情：
1、文王的养老是孝悌之源。从养老、敬老逐渐演化成了后来的孝悌，成为了中国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
2、仁。叶公曾经向孔子请教为政的事情，孔子告诉他：近者悦远者来，这就是政治的目标，政治的目的就是让跟随你的人获得稳定的生活，让那些还没有安定下来的人愿意跟随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不断发展壮大。仁的本质其实就是安人而自安。孝悌在作为一种伦理体系，孔子用二十个字来总结作以：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去掉最后的“君仁、臣忠”，全部是讲家庭伦理道德的。
有人说以孝慈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是孔子建立起来的，这样说的人明显是不知道历史的人。
春秋时期，有一个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也用差不多同样的语言叙述了这一伦理体系，他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这个人的名字叫宴婴，从宴婴与孔子对当时的伦理体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根本不可能是孔子创建的伦理体系，而是早就存在的。
无论是孔子还是宴婴，都是在叙述着一套早已存在的伦理准则。这又为孔子那句“信而好古，传而不述”提供了证据，说明孔子那句话不是谦虚，而是对自己所做工作的准确评定，这是我们在以后的《论语》研究中，必须要注意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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