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嫁二：把“理想自我”强加给孩子，知识分子要求孩子更上一层楼
前面的转嫁方式中，父母一方停止成长，而将“提高竞争能力”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孩子。但还有一些家长，自己并没停止成长，但孩子则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独立成长的另外一个人。只有孩子成功了，自己才有脸面。如果孩子不能出类拔萃，自己会觉得很丢脸。
著名教育家徐国静说，她发现工人妈妈们对孩子的发展很满足，她们说，我儿子学习不错，要考大学；女儿成绩不怎么好，但她有梦想，将来一定有出息。但“知识妈妈”们对孩子的标准普遍苛刻，因为她们比的不是孩子有没有考上大学，而是有没有考上清华、北大，是否去了哈佛。
这是一种“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问题。“理想自我”总比“现实自我”高一层，工人妈妈的“理想自我”可能是成为知识分子，孩子只要达到这个水平就行了。但“知识妈妈”的理想自我更高一层，孩子必须达到这个水平她们才心满意足。但在很多方面，工人家庭和知识家庭的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知识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人家庭有优势，但却承受了父母更高的压力。
一个妈妈诉苦说，自己听了很多讲座，看了许多教育书籍，希望女儿能学习绘画、英语、舞蹈和音乐，所以专门在少年宫附近买了房子。尽管这套房子格局不好，又很贵。但上中学以后，她发现女儿成绩变差了，她的“全方位”设计落空了，而且女儿变得特别不听话。自己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会换来这个结果？这位妈妈陷入痛苦之中。
徐国静认为，这些父母其实都在不自觉中把自己当成“债主”，甚至逼孩子“还债”，从而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上，亲情关系也变得像“债主”和“债务人”般紧张，这样的家庭环境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转嫁三：孩子是实现目标的对象，教育学家的“完美教育”逼孩子自杀
徐浩渊博士也说，一些高知家庭的父母压力是极其沉重的，她知道有两个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学教授，孩子却自杀了。
其中一家父母都是某师范大学教师，他们为孩子设计了一套“完美”路线，要求孩子严格按照路线去发展。孩子小时候还不错，但年龄越大问题越多。第一次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在父母的要求下，他第二年参加了复考。就在考试成绩公布的前一天，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父母要求的重点大学，他跳楼自杀了。令人痛惜的是，成绩公布后，他的分数超出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徐博士说，这个孩子的父母，作为教育学教授，显然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教育不成功”这样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结果无疑是对自己职业的嘲笑和否定。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前者的特征是，“我”将对方视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个人，而后者的特征是，“我”将另一个人当成了自己实现目标的对象或工具。无论目标是多么伟大，当一个人将另一个人视为对象或工具时，这种关系都是“我与它”的关系。
按照这个理论，这两个教育学教授，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与它”的关系，因为孩子成了他们教育学理论的实验对象。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人格，但这两个教育学教授，和那些“全陪妈妈”一样，他们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转嫁四：通过打孩子宣泄情绪，“打是亲，骂是爱”的潜意识并不伟大
小龙的语文考试不及格，爸爸把他揍了一顿，并且告诉徐博士：“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爱得不得了。打他是为了他好，再这样下去，他以后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可怎么办？打是亲，骂是爱，我怎么就不打邻居的孩子啊？”
但是爱的结果呢？小龙的语文成绩毫无长进，他还对语文课产生了厌恶感。显然，小龙消受不了父亲的“爱”。
但是，这真的是爱吗？徐博士说，是，但又不是。在意识上，小龙的父亲是为了爱，但在潜意识上，通过打孩子，做父亲的可以宣泄自己在其他地方郁积的负性情绪。
她说，做父母的必须要学会问自己一句，“我真考虑到孩子的心理需求了吗？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转嫁给了孩子？”
譬如，小龙的父亲还做过这样一件事：小龙闹着要买一双昂贵的耐克鞋，这要花掉爸爸半个月的收入，但小龙的父亲咬咬牙还是买了。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看到邻居家的孩子脚上穿着一双耐克鞋，如果自己的儿子没有，比不上人家，多丢面子啊？让儿子穿上名鞋，看似满足的是孩子的需要，但实际上满足的是做父亲的虚荣心。
一些家长，当对孩子的暴力起不到效果时，会?暴力转向自己，做一些自残的极端事情。“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上讲到一件事情：重庆一位“望女成凤”的张先生，为给“屡教不改”的女儿一点“颜色”看，竟用菜刀剁下自己的左手小指。看到父亲的鲜血，女儿才慌了手脚，跪在地上使劲打自己的耳光，向父亲认错。这位45岁的父亲说：“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虽然已经16岁了，但是她的心理年龄可能只有12岁，打实在不起作用，我只能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