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纪录片：《排骨》，导演：刘高明，中国大陆，2005年）
因为长期贩卖艺术电影，这个卖影碟的小贩排骨其个人认知实际上已经同他这个层次的人不一样了。只是排骨不知道而已。
纪录片《排骨》跟拍一个小贩的职业生涯，同时，镜头下也展现出中国人一段渐行渐远的生活。这段生活在时间层面属于一个相对于今天来讲较为舒缓的时期。即使纪录片的拍摄地点在深圳，镜头里也未曾觅得能反映出深圳这座城市快节奏生活状态的些微特征。倒是那些在排骨的出租屋选购影碟的客人们悠闲的神色映照出生活的惬意以及对时间充裕的一份满足感。
坚持只卖艺术电影的排骨用自己的坚持成了碟贩中的专业人士。他的专业在于，他几乎能找到那些大师级导演的所有作品，并且，将这些作品背得滚瓜烂熟。久而久之，以自己“浸淫”在艺术电影这一领域的专业眼光，排骨能从影碟的封面一眼辨识出这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
《排骨》并没有遮掩这个绰号唤做排骨的碟贩卖的都是盗版影碟，因为那是一段每个人都难以磨灭的生活记忆。这段记忆以看碟、淘碟构成了普通人闲余时的消遣，无形中也打开了一扇窥探外界的窗口。虽说这扇窗开启的有限，可它在文化传播的方向却起到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作用。就像排骨认识到的那样，并不是正版碟贵，只有一部分人才看得起，而是有些电影正版碟不会做。
正版碟不会做的电影排骨能找到，这是淘碟的人爱到排骨这里来买碟的原因。能帮客人找到他用了十几、二十年都没找到的一部片子，是排骨卖碟之余品尝到的简单的快乐。这样的快乐在镜头里以优裕的时间为依托，透视出排骨卖碟的出租屋里真正的闲适和自在。它是影像记录下的真实的生活，它无法复制，以至于成为一个消逝的记忆。
这个记忆因为排骨的出现而让每个人都熟稔的一段生活有了不寻常的意义。只卖艺术电影，让排骨在碟贩中不经意地突显了自己，这可能就是排骨所具有的影像价值。其具体体现在于，当看碟、淘碟成了历史，纪录片为我们保存了一段吁求开放的呼声。它让排骨在盗版影碟蔚然成风的时期犹如一股清流，与人无害的做到了正版碟未曾做到的事。
一些国内的知名导演也纷纷寻上门来，从排骨这里选购久觅不见的片子。排骨的商品获得了艺术家的肯定，同时，也提高了排骨卖碟的危险性。当排骨这样的挣点小钱，又犯了点小法的碟贩受到知名导演们的关注，其自身相应的会受到不明势力的滋扰和干涉必定在所难免。这是一种生活常识，跟拍排骨的导演或许在经验层面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排骨面对镜头却不无忧心的表达了自己对此的焦虑。镜头前的排骨一再强调查盗版不应该查到他的身上来，因为在他上面还有不少大批发商。排骨的强调有着挣扎于底层的辛酸，可这份辛酸难以撼动代表了一种套路模式的官方思维。排骨用自己对艺术电影的专业售卖成为了碟贩里有价值的人。正是“价值”容易使得排骨这个卖盗版影碟的小贩触及到官方敏感的神经。其关键在于，排骨的商品提升了盗版影碟的艺术品味，附着其上的文化内涵不说是对正版碟的冲击，也是对文化保守心态的嘲讽。
纪录片用平实的镜头展现生活的同时获取观众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它不是为了揭示什么，而是触摸同我们相类的一个人的人生之旅。这段旅程上，遍布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它们历历在目，掺杂着内心生发出的感悟和体认。那些大实话般直白的陈述，无一不是经历后的真情流露。它们埋葬了曾经的一本正经，改用调侃的方式在对生活的戏谑里应付着自己的日子。
排骨以前在老家时也进过工厂，在深圳也有过一个比老家工厂薪水多一倍的工作。随着个人选择的变化，排骨做起了生意。做生意是纪录片对变化中的中国老百姓一个隐性的切入。排骨的大实话赋予做生意以增加收入的意义，这个意义在镜头面前表达的并不羞涩，充满了朴实的直率。
直率也是见了世面的中国老百姓身上显而易见的变化，在排骨来讲，是他随着观念的进步而痛快淋漓的表达方式。表达对未蜕去封建意识的乡邻的不满，抨击重利益轻感情的恋爱观的泛滥。排骨直率的表达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那是他从生活中尝遍苦涩滋味的个人经验的总结。
个人经验贯穿纪录片《排骨》之始终，总结出普通人生存不易的艰辛和困顿。尽管排骨在纪录片里从头到尾都以轻松的姿态把自己呈现在镜头下，在身有同感的我们看来，这样的轻松不过是笑对生活的伪饰。它亦属个人经验的范畴，历经风雨后依旧笑容可掬的精神内核。
排骨售卖影碟的出租屋迎来了拆迁的命运。这不可抗拒的人为的外力渲染出个人命运的不可预知性。夜幕下的天桥上，排骨端着盛放影碟的纸箱，开始了危险性更大的游摊生涯。夜色愈浓，行人稀少，无人光顾的生意让排骨愈显寂寥。这一幕，终将遁入历史的深处，化作我们在影像里对一段曾经的生活回望时无限之惆怅。
（全文完。作于202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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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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