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良兵 田鹏 孙丽
一切来得太突然。
9月15日15时54分左右，北京同仁医院门诊楼耳鼻喉二区，行走中的徐文，被一名络腮胡子男用菜刀从背后砍中头部，徐文瞬时倒地，鲜血四溅。当她爬起来踉跄地跑进嗓音诊室时，并未罢休的男子紧随其后，继续行凶。
21刀之后，男子才扔下菜刀坦然地从楼梯间逃走。根据警方公布的资料，行凶男子为54岁的北京人王宝洺。据本报记者了解，王宝洺，书法家，自称“京城草隶第一人”。被砍者徐文是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43岁，全国著名的嗓音诊疗专家。
王宝洺在离开同仁医院之后，给妻子龚美华打了个电话，让其到北苑地铁站见面。17时50分许，尚不知道发生何事的龚美华在刚到达北苑地铁站时，就和王宝洺一同被几个便衣警察控制。“你们别按他脖子，一按住脖子就给憋死了。”龚美华对警察说。
王宝洺的脖子处有一用来出气的“洞”，这是五年前手术后留下的产物。2006年8月，王宝洺因“声带肿物”曾在同仁医院做过手术，主治医师就是被其砍伤的徐文。“他（王宝洺）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结，他想要同仁医院给一个说法。”龚美华说。
但这21刀，显然并未能真正解开王宝洺心中的那个“结”。需要思考的是，一个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书法家，缘何会铤而走险地将菜刀砍向了曾为他诊疗过的医师徐文？是什么样的“怨恨”和“人性”导致了这起血案的发生？
就在此案未了之际，9月21日晚，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冠心病重症监护室（CCU）又发生了严重的医患冲突。如此医患冲突今年以来仅公开报道的就不下十几起。
“这个人较真”
龚美华曾满意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丈夫王宝洺是京城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夫妻二人在1998年承包开办了北京英东书画培训中心。当时事业发展很快，按招生150~200人计算年均收入30~40万，王在望京北、来广营、画家村等地还拥有自己的工作室。
王宝洺性格开朗，脾气也很好，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他负责打理。龚美华说自己连家务活都不会干。王宝洺的姐姐曾开玩笑地说：“龚美华是被王宝洺宠坏了。”但是，这样的生活在2006年因为王宝洺的一场手术而彻底中断。
2006年8月，王宝洺感觉嗓子有些不舒服。因为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在全国是最顶级的，王便通过在同仁医院眼科工作的亲友介绍，认识了耳鼻喉科主任徐文。根据王宝洺新浪博客的描述，起初徐文对他的态度很好，而后逐渐变得冷淡。
这让王宝洺对即将进行的手术有些担忧，其间曾有过出院的想法。但最终还是于10月19日在同仁医院由徐文做了手术。不过，手术之后，因同仁医院没有放疗设备，王被要求转院治疗。随后，王宝洺在肿瘤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两次手术并未达成王宝洺此前设想的保留住发声，因为他还要继续从事书法教育工作。他认为，当初的这种想法是跟徐文表达过的，而徐文也承诺手术不会对其发声造成难题，毕竟徐文是嗓音诊疗方面的专家。但事与愿违。
王宝洺就此认定徐文给他做的手术是失败的，并且欺骗了他。随后，王宝洺不断地给北京市卫生局、卫生部写信、举牌反映情况。同仁医院得知此事后，便电话让王宝洺来医院进行沟通。“他们就说你们去告吧。”龚美华回忆与同仁医院的沟通情况时说。
龚美华称，王宝洺是个较真的人，凡事要个说法。但多次的沟通都无果。王宝洺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起来，甚至有时候会打她。“平时也不爱讲话，暴躁的时候，脸部都狰狞了。”龚美华说，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只能赶紧崇拜王的书法，转移其注意力。
2009年，是王宝洺心情最低落的时候。王在新浪博客上写了8篇与此手术有关的博客。其中一篇题为《白衣恶魔丧天良，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博文写道：“一年多以来，给我在精神上、肉体上及经济上均造成巨大损失与伤害，每天生不如死，每天我只想报仇。”
脆弱的医患
2008年8月，王宝洺将同仁医院和徐文告上了法庭，并列出了一份高达1800万的索赔清单。但时至今日，该案却一直没有正式开庭。法院称，医疗鉴定需要时间。“3年的走程序的确太长了，这让王宝洺几乎感到绝望。”王宝洺的代理律师杨春香说。
双方的争执首先在病历的真伪上。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而同仁医院辩称，尽管徐文的部分签名是补签，但是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伪。
事实上，每一次与此案相关的信息都会深深刺激王宝洺的神经。9月15日上午，王曾给杨春香电话，要求催促法官尽快开庭。律师询问法院之后致电王，时间未定。据杨春香回忆，当时王宝洺听后很平静，并说了句“请您多费心”，随后便挂了电话。
王宝洺给律师打完电话之后，就戴上鸭舌帽独自出了家门。平时一直紧随王宝洺的龚美华此次并未跟着出门。“我以为就是随便走一下，没想到是去了同仁医院。”龚美华至今仍后悔当初未能跟随王出门。
龚美华称，王宝洺得了抑郁症。但他们并未就此看过心理医生。“手术后，他就对医院产生了恐惧感。”龚美华说，需要药物时，他们都是自己去药店买。而在开办培训学校前，王宝洺曾在和平里医院的工会工作数年，对医院和医师职业颇具好感。
如今，每每提到那次手术，王宝洺的眼睛就发直，容易激动。“他跟我说每天都痛苦，欲哭无泪，说话无声。”龚美华说，手术后，王变得害怕见人，都是晚上天黑了才出去，并且要戴鸭舌帽，把帽檐压得很低，留络腮胡子也是为了遮住脖子上的伤口。
龚美华一直以为，最让王宝洺崩溃的2009年早已经过去。今年的6月份，龚美华还陪着王宝洺在济南参加一个书法家聚集的活动，“当时他心情很好。”年初，王的作品长卷《出师表》甚至因打破世界纪录而同样引起关注。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原本开朗、善良，如今变得敏感、自卑、脆弱甚至有些暴戾的王宝洺，最终还是将本应执笔的手举起菜刀，向同样脆弱的女医师徐文砍去。
据同仁医院的医师称，徐文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夫，在同仁医院有口皆碑，技术好，人又和气。而在病友网上，不少徐文诊治过的患者也称，徐文的医术精湛，手术做得干净利落。“检查非常仔细，而且为人非常和蔼可亲，一点也没有专家的架子。”
尽管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据徐文的一位同事描述：徐文弱小的身躯上共有21处伤，其中头面部7处，双上肢10处，左下肢2处，左臀部及背部2处，“刀刀见骨，遍体鳞伤。”这位徐文的同事称，惨不忍睹。
新医患关系
数据显示，这几年北京市医患纠纷以每年35%的速度递增，有72%的医院出现过“医闹”。
一个月前，中国医师协会公布了“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由于医患纠纷突出，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而满意的比例仅为19.02%。其中，正高级人员承受的来自“医疗纠纷”的压力最大。这种压力导致医师希望自己的子女从医的比例仅占6.83%，而不希望的则高达78.01%。报告称，不希望“子承父业”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报告也显示，82.64%的受调研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仍然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医务人员对医患关系紧张的认识程度已从简单的医患双方的关系上升为对医疗制度的思考。
业内专家一个共识是，由于人们对健康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以及《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的正式实施，近年医患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但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医患关系呈日趋紧张的发展态势。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新庆称，最近十年，在看病的过程中，患方的总体水平，保健意识甚至参与医疗决策的意识和意愿都大幅提高，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
根据王宝洺的博客显示，王最初在与徐文的沟通中，就曾强烈地表达过这种意识。但这种就诊当中的过多询问和其他医生的意见，让徐文有些不耐烦。此后，徐文对王宝洺的态度变得冷淡，住院期间，徐文对他形同陌路，直到手术时。
但张新庆也强调，在患者自我保护意识、自我保健能力增强和医学的不确定上，医生要充分告知可能的利益和风险。而患者也要有很强的风险意识，期望值过高只能增加医患纠纷的风险。王宝洺的心态变化即是从最初的信任到最后对手术失败的崩溃。
东南大学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张赞宁称，现在的医患纠纷一半以上不是医疗过失产生的，因为医生不能包医百病。但《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有过错就要赔偿”违背了医学科学规则，“在立法上就有问题，这样做无疑激化了医患矛盾”。
在他看来，《侵权责任法》扩大了医疗赔偿的范围，只要有医疗过错的，就可以起诉医院，要求赔偿，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夸大了医患矛盾的概念，“患者一看到这个就更能闹了，闹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张赞宁说。
北京律师协会医疗纠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革新律师则认为，医疗纠纷的二元处理方式是导致医患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现在处理医疗纠纷是二元化的处理方式，按照医疗处理条例，病人如果死了，相比按照民法处理，会相差十倍。”刘革新说。
这种赔偿方式让近年“医闹”盛行。作为医患纠纷的变种，医闹的身影出现在各大医院。一位县级市的二甲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医院时不时就有医闹，与极端的砍杀行为相比，他们不诉诸暴力，只营造声势，迫使医院最终以高额的赔偿方式解决。
成本与收益
在现今的体制之下，就医患双方来说，成本和收益是最大的衡量尺度。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崔小波说，在西方国家，医生是高薪行业，拿红包等于谋财害命，这就迫使道德损害降到最低。但在中国，尽管也禁止拿红包，却又没有给医生加工资，最终“逼良为娼”。记者发现，个别的“红包现象”让患者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产生怀疑和抵触。
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据崔小波称，因为风险高，压力大，薪水少，中国近年有100万医生转行。
另外较低的政府投入最终导致相对较高的个人投入。专家认为，患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其总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时，医患间存在的摩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造成医患关系的紧张。王宝洺在同仁医院的手术住院总共花费17万元，失声之后，培训学校关闭，其只能依靠社保生存，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反差，也是导致其心态不断变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郑雪倩说，医疗风险目前在中国没有补偿机制，但医疗风险是肯定存在的，最终承担风险的却只能是病患个人。“怎么办？只有找医院闹，所以病患确实有他的困难。”郑雪倩说，目前医患纠纷处理方式有三种：诉讼解决、行政调解、医患双方协商。对患者而言，诉讼耗时长、成本高、难度大。律师刘革新说，如果法律的途径再顺畅些，让患者信服，患者也就不会闹了。但本报记者的采访发现，久拖未结的诉讼，成了压倒王宝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行政调解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如鉴定为非医疗事故患者就拿不到赔偿，因此80%患者选择“私了”，但“私了”容易导致医闹的产生，这对医院将是一个重大的负担。 因此，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按照统一标准，对医患纠纷进行调处。今年5月31日，“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共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1001个。郑雪倩认为，这种第三方机构不能是民间的第三方机构，因为中国的百姓更信任政府，因此这种第三方机构必须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成立的。但张赞宁并不赞成这种方式。他认为第三方的调解机构的人员构成难以形成专业的判断。他主张设立专门的“医事仲裁委员会”来处理。“医事仲裁委员会”要求仲裁人员必须是既懂医又懂法的，这样对医患矛盾的处理会更公平一些。崔小波则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社会医学”，让社会工作者进驻医院。在他看来，源自西方的医疗社工队方式，一方面可以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患者和医生双方充分进行对话的通道，有利于纠纷的调解。崔小波认为，医患纠纷不断激化的原因在于政府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医生是掌握医药知识，以治病为业的人。 医生是病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人。
但凡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在求学期间都学过心理学、伦理学。而现代医学模式已从单纯治病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显然，心理对于疾病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掌握好心理学是治好病的重要环节。病人某个部位出了毛病，心理即受到影响，病人来看病，期望医生能关心、体贴他，能耐心的和他沟通，很快、很准确地了解到毛病所在，以其高超的医术，解决肉体的痛苦，抚平因病导致的忧心忡忡，或撩起原来的心理问题，这个期望是病人的权力，也是医生应尽的义务。
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颇为愤慨的说：“看一次病敝一肚子气，设想一个患者能从医生那里获得理解和同情，极积的治疗，满意的或哪怕过得去的疗效，那么排队长些尚可忍耐，价钱贵些倒也值得。无奈现实常非如此。”又说：“看病难，看病贵，由来以久，之所以成为时下社会及公众议论的热点，其导火线之一来自｀看病气＇。”
按钟院士的说法，患者对看病难，看病贵尚能忍耐，而对医生的一些医疗行为，则不能容忍。可是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为什么看病难，看病贵，是因为我国的医疗体系架构不合理，医疗保障不完善，医疗卫生监督管理体制不严密、有效。而医生导致患者不满的医疗行为与此有关。当然首先受害者是带着疾病的患者。试想，一大早排长队，好不容易挂了号，耐着性子候诊，好不容易轮到了，被患者包围的医生，只能三言二语把患者打发了，随后又是排队交费，候药（或检查）……。
记得我刚毕业到分配的医院报到后，科主任即刻把我领到门诊部的诊室，刚坐下，患者就围上来了，就这样一天下来，我竟然看了九十位病人，平均大慨也就3分钟左右诊治一位病人，我不知道为这些病人解决了什么问题，我感到病人是不会满意的。三十年后我算是资深的医生了，安排定期门诊，当我在诊室坐下，便陷入患者的包围中，我认真接诊每位病人，几小时过后，我渐感精神难以集中，最后眼前有些模糊、大汗淋漓，这时我只听见病人们惊呼“快来人啦，医生不行了。”我出现低血糖。
现在年轻医生每天门诊量达到60至100人次或更多，资深医生每天门诊量达60至70人次，他们必须延迟下班，我的同事就因为不堪负荷而昏倒在诊室。人的体力及生理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当前医生的超乎了人体承受能力的工作量，将影响水平的发挥以及服务质量，撇开这些不说，这样的工作量，医生也没有时间为患者做应有的解说，而这些是体制造成的，作为医生个人是无法解决的。
以往，医生被认为是高尚的职业，他是病人性命相托的人，当他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病人的生活，他会得到外界被敬重、被感激的回馈，这种精神上的回馈，使医生置身于高尚的境界，可是当今，精神回馈变为物质回馈，医生收取红包现象，毁坏了医生的形象，导致畸形的医患关系，当下，患者看病（特别一些比较棘手的病或者手术治疗时）除了应交纳的费用外，如果不在物质上有所表示，患者一方总是有些不放心，这几乎成为“潜规则”。几年前，某地一位患者家属，为了求个放心，给患者的主诊医生送红包，这位清廉的医生拒绝了，几经反复医生仍然拒绝，结果患者家属认定医生是不肯用心为患者治病，情急之下竟然将医生杀害了，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可见“红包现象”的极其严重的危害。
多年前常青博士写了一本颇为畅销的书——《医事》中说：“我们不能回避一个现实是，每个医生生活在不同的道德层面，只有发自内心的自律，才能最终成就一个病人期望的好医生。也别忘了，我们生活的现实并非理想真空。”在物质生活比较富足的今天，“人生要享受一个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境界”的观念，开始流行，医生的工资（低于教师、公务员）大慨也只是满足了宽裕的生存的需要，想追求超出基本生存需要还是比较吃紧的，按社会价值体系，怎样去体现医生的价值，医生是想过的，如果自律力松懈，就要寻求工资以外的收入，收“红包”便成为最为便当的途径，与此同时药品、医疗器械销售也乘虚而入，劳务费、观察费……等等，接踵而来，进一步腐蚀着医生，也助长了看病贵的势头。医生因此背上了“白狼”的骂名。
目前，医学在科学领域是最落后的，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可是患者却期望解决一切问题，心情是理解的，但事实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当医生用心地、正确地用尽现代可以利用的医疗手段，也没有把某种疾病治好的时候，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当前的医学水平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得到患者的理解，则常常由医生承担，应该说又是医生的另一种压力。
无疑，目前的医疗现状，患者是受害者，医生也在承受压力，有些医生因此退出了医疗行业另谋他就，像《医事》的作者，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八年制学生，赴美读博士后，却现就职某制药公司；有些医学院校的研究生充当药品推销员；不少医生当上了与医药全不相关的老板。
做为医生，我们都记得中外医学大家的格言，如我国孙思邈“大医精诚”；外国医圣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也不曾忘记白求恩、南丁格尔的事迹。我们期盼我国这次的医疗改革成功，体制能有效地促进医疗卫生事业良性发展，患者得到良好的医治，医生恢复应有的声誉，医患关系空前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