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名姬胡（？～前828年），
周夷王之子。夷王病死后继位。在位37年，在“
国人暴动”中被驱逐出都城，后凄凉病殁于彘（今
山西省霍县），葬于彘。姬胡死后的庙号为厉王。周厉王统治时期,
西周王朝面临着严重的
政治经济和
军事危机,特别是南淮夷和狁交相入侵,威逼京师。周厉王为了挽救西周王朝的统治,对外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军功；对内采取了“专利”和“弭谤”的经济和政治高压政策,导致国人暴动,落得暴君骂名。金文材料和传世文献分别记载了周厉王这一得一失两个方面。
概述
姬胡继位后，认为父亲夷王在位时，对诸侯大夫过于宽和，决心以严酷的手段来慑报臣下。不久，他就借故烹杀了齐哀公。
姬胡又贪财好利，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有一个臣子叫荣夷公，教唆厉王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平民（国人）进山林川泽谋生。姬胡听了很中意，置大臣的规劝和平民的反对于不顾，推行了“专利”。
平民被断了生路，怨声四起，纷纷咒骂。姬胡又派了一个佞臣卫巫于监视百姓，将许多不满“专利”的平民捕来杀死。后来连不少没有发过怨言的平民也被杀死。弄得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互相招呼，只能看上一眼，使都城变得死气沉沉。姬胡却还自以为得计，得意洋洋地说：“我自有办法叫百姓不敢诽谤我。”大臣召公劝戒说：“这样堵住人民的嘴，就象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民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然后采纳其中好的建议。这样，天子处理国政就少差错了。”姬胡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我是堂堂天子，那些无知的愚民只能遵从我的命令，怎么能让他们随便议论！”仍然一意孤行，实行暴政。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木棍，农具作武器，从四面八方扑向都城的王宫，要向姬胡讨还血债。姬胡听到由远而近的愤怒的呼喊声，忙命令调兵镇压。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农，农民就是兵，兵就是农民。现在农民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姬胡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步行逃出都城，沿渭水朝东北方向日夜不停地逃到远离都城的彘，筑室居住了下来。
都城中的平民在大臣周公、召公的极力劝解下，终于平息了一些怨恨，纷纷离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一说由共伯和代行天子职务）。
这一次以都城四郊的平民为主体的暴动，历史上称为“国人暴动”。这一年，历史上称为“共和元年”。
由于《史记》一书由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系年记事，因此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建立的这一年，就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
“国人暴动”有力地打击了西周奴隶制王朝，动摇了西周奴隶主的统治，西周更快地衰落了下去。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姬胡逃到了彘后，派臣子凡伯回都城镐京探听消息。凡伯见暴动已经平息，就和周公、召公商议，准备接姬胡回都复位。但是，人民对姬胡十分憎恨，坚决不允许他回来。周公、召公怕再次触怒人民，激起暴动，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凡伯回到彘奏明情由，姬胡无可奈何，只好在彘定居。彘在汾水之畔，周人因此又称姬胡为汾王。姬胡到了这步田地，一切天子的享受都失去了，每年仅仅由周公、召公派人送些衣服、日用品给他维持生计。他想起昔日的尊荣，郁闷不解，凄凉地度过了１４年后病死。
《史记》记载
夷王逝世后，儿子厉王胡继位。厉王登位三十年，贪财好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规谏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喜欢独占财利，却不懂得大祸难。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而有谁想独占它，那危害就大了。天地间的万物谁都应得到一份，哪能让一个人独占呢？独占就会触怒很多人，却又不知防备大祸难。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做人君的人，应该是开发各种财物分发给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万物都能得到所应得的一份，即使这样，还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来怨恨呢。所以《颂诗》说：‘我祖后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与地。种植五谷养万民，无人不向你看齐。’《大雅》说：‘广施恩泽开周业。’这不正是说要普施财利而且要警惕祸难来临吗？正是因为这样，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业一直到现在。而如今，君王您却去学独占财利，这怎么行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人称为是强盗；您如果也这样做，那归服您的人就少啦。荣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败亡了。”厉王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
厉王暴虐无道，放纵骄傲，国人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人民忍受不了您的命令了！”厉王发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来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发现了后就来报告，立即杀掉。这样一来，议论的人少了，可是诸侯也不来朝拜了。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苛，国人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堵住人们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厉害。水蓄积多了，一旦决口，伤害人一定会多；不让民众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开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也应该放开他们，让他们讲话。所以天子治理国政，使公卿以下直到列士都要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盲人乐师要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要献可资借鉴的史书，乐师之长要献箴戒之言，由一些盲乐师诵读公卿列士所献的诗，由另一些盲乐师诵读箴戒之言，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把意思辗转上达天子，近臣要进行规谏，同宗亲属要补察过失，乐师、太史要负责教诲，师、傅等年长者要经常告诫，然后由天子斟酌而行，所以事情做起来很顺当，没有错误。民众有嘴巴，就如同大地有山川，财货器用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民众有嘴巴，又好像大地有饶田沃野，衣服粮食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民众把话从嘴里说出来了，政事哪些好哪些坏也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好的就实行，坏的就防备这个道理，就跟大地出财物器用衣服粮食是一样的。民众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能维持多久呢！”厉王不听劝阻。从此，国人都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大家就一起造反，袭击厉王。厉王逃到彘。
厉王的王太子静被藏在召公家里，国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围起来，召公说：“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灾难。如果现在王太子被人杀了，君王将会以为我对他们记仇而在怨恨君王吧？待奉国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该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该发怒，更何况待奉天子呢？”于是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了王太子，王太子终于免遭杀害。
召公、周公二辅相共理朝政，号称“共和”（前841）。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在彘地。太子静已在召公家长大成人，二辅相就一块儿扶立他为王，这就是宣王。宣王登位之后，由二相辅佐，修明政事，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风，诸侯又都尊奉周王室了。十二年（前816），鲁武公前来朝拜天子。
厉王的在位年数
西周诸王在位王年数历来是史学家争相研究的课题之一。
如果说武王伐纣是西周开国的年代学疑案，那么厉王奔彘则是西周丧国的年代学疑案。这两起疑案，引来纷纭众说，令人莫衷一是。
如果说武王在位年数，由于记载其时的史料溃乏，出现争议无可厚非，那么厉王在位年数，有《史记》，有《竹书》，又有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这么多的史料记载，当会给人以一个肯定的数目字。但现状却并不如愿。
学者张汝舟《西周考年》一文说：“厉王在位年数，邵雍作三十七年，正是”。
学者戚桂宴《厉王在位年考》一文认为“厉王即位后十六年奔彘，十七年以后他已不在镐京，厉王奔彘后十四年死去，奔彘前与奔彘后的通年为三十年。”“历代的学者不明《史记》纪年的通例，不知道《周本纪》中‘厉王即位三十年’一句是记厉王在位的通年之数。”
美国学者夏含夷《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一文指出：“史学家虽多以为《周本纪》间接地道出厉王奔彘是在其三十七年，可是司马迁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是十分清楚的。要不然的话，他大可以秉笔直书，完全不必采用那么迂曲的叙述方法。叙述方法那么迂曲大概表明马迁不能完全理解他所掌握有关厉王在位年数的各种资料。但这不等于说《史记》所记载的资料不可靠。”
赵光贤《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一文则说：“今以二器（《伯 父盨》、《善夫山鼎》）证之，多出之七年在厉王奔彘以后，司马迁误认为在历王在位时，遂致前后矛盾。又先秦古籍皆言，厉王出奔后，共伯和干王位，故号共和。而司马迁则独言共和乃周召二公共和行政，遂使读史者莫知所从。以今思之，厉王被逐实是一次宫廷政变。”
谢元震《西周年代论》一文云：“以上论证，可以概括如下：（1）历王即位三十七年奔彘，再三年死亡，总年数四十。从纪年铜器推算而得，与刘恕，郑樵说相合。（2）厉王奔彘后三年周召共和，厉王死后为共伯和摄政，年代为十四年。”
《史记·周本纪》云：“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对“三十年”、“三十四年”、“三年”这三个数字，通常的理解是厉王即位30年时任用了奸臣，34年时任用了卫巫监傍，又过了3年，国人造反赶跑了厉王。这样厉王的王位年数，前后数字相加便是37年。
其实，厉王的总年数是不该这样算的。如能这样算，司马迁也就早算出来了，用不着我们后辈人替他浪费笔墨。
其实这三个数是司马迁“疑则传疑”的照抄实录下来的数字。那么，应该怎样计算这三个数字呢？
通过历谱推排和孝王、夷王、厉王三王总年的确定，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史记·周本记》所云的“厉王即位三十年”非是厉王王位的三十年，而是自孝王元年下数，经夷王至厉王六年，这三王王位合计的统计数字。即孝王元年（公元前879年）～厉王六年（公元前850年）计30年。算式为：孝王11年+夷王13年+厉王6年=30年。
厉王六年（公元前850年）是周孝王以来的第三十年。那么，《史记·周本记》所云的“三十四年”即是公元前846年，是厉王十年。厉王十年始监谤，至十二年止，厉王共监谤3年。这就是《史记·周本记》所云的“三年”。厉王监谤3年，终于官逼民反，暴发了国人暴动，当厉王在其位第十二年时，仓皇出逃奔彘。这一年是公元前843年。
这就是司马迁《史记》三个数字的真谛。
“三十年”是孝、夷、厉三王的通年计算结果。为什么计算起自孝王元年？从《史记》的史实记载分析，西周王朝由兴盛逐渐走向衰落，是有明显时段的。
《史记·周本纪》云：“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这就是说西周到了懿王崩时，王室衰败已有了明显征侯。故当从孝王始累计周朝王年至30年时，厉王不听谏阻，任人为亲，于是王朝动荡，乱象丛生。仅六年的时间厉王就将西周王朝断送了。西周被诸侯共伯和篡位立，基间王室达二年之久。
《史记·周本记》所云的“三十年”、“三十四年”、“三年”这三个数字不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疑似司马迁不理解这三个数字的含义，在叙史中照抄前史的结果。司马迁疑则传疑，给后人留下了这解不开的迷团。
中国最早的改革家
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改革家是周厉王，不过他是被记入历史“反面人物”的档案里的。
公元前841年，西周王朝的厉王被拉下了宝座，文献载有“国人”参加。多年来，有的论者赋之以“国人起义”之名，后来甚至有称“农奴大起义”的，并谓其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其实，这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周厉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胆改革的君王政治家。
有关原始文献及疑点
《国语》 、《竹书纪年》、 《史记》中的有关记载摘录于下：
1．《国语·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厉王说荣夷公，……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国语》未载“共和”一事。
2．《竹书纪年》：“八年初监谤，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十二年王亡奔彘。国入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
3．《史记·周本纪》：“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值得指出的是，《竹书纪年》不同于《国语》、《史记》的地方是，对此事件的记载多出场了一个人物“共伯和”，且唱了“共和”的主角。
仔细推敲上述几条史料，不禁发现，其中有着一连串的问号，1.厉王暴政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原始文件的记载除一“暴”字外，为什么找不出与桀、纣、幽等亡国之君同样荒淫残暴的具体史实?
厉王所面临的局面
上几条引文只简略地说，厉王行“暴政”最主要是因为“好利，近荣夷公”(《史记·周本纪》)。那么，考察厉王为什么“好利”，为什么“暴虐”则是非常必要的。
西周从昭王起就已“王道微缺”(《史记·周本纪》)了，到周夷王时，出现了“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的局面，周王朝的共主地位受到挑战，政治经济下降的幅度十分惊人。至夷王之子厉王胡即位时，周王朝的统治大厦根基已经动摇了。
周厉王面临的是一个在政治上将要失去共主地位，经济走向崩溃的局面：楚竟公然称王，诸侯肆无忌惮地互相攻伐，哪里还把周王天子放在眼里？不景气的王室经济，要承担日渐频繁的周边战争的费用，眼见是入不敷出。厉王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烂下去以至于灭亡；要么革陋除弊，恢复政治、经济上的共主地位。看来厉王是采取了后一种做法。
周厉王所采取的措施
周厉王要割除的是一种什么弊政呢？
厉王即位不久，就起用善于理财、时称“好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做“卿士”，任命虢公长父担任卿士之职，让他们负起振兴经济和防御外敌的两大重任。
《国语·周语下》载：“灵王二十二年，太子晋谏曰：‘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且不论太子晋的评论是否公允)，不禁令人产生了几点疑问：为什么将“厉、宣、幽、平”并列? “贪天祸”的含义是什么?连“中兴”之主宣王一起否定，是否可以由此推断以上几王在政策上人体存在着连续性?
从《诗经》及金文等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厉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均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改革。那么，他的“厉始革典”实际内容及其效果如何呢？
在政治上，厉王改变了周、召二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起用了在经济、军事上有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这一做法自然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召穆公哀伤周室大坏的诗《荡》，就抗议厉王用“贪暴”之人而不用“旧章旧臣”。“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意思是：你(指周厉王)的品德不明，因此不知道谁做辅佐，不知谁做公卿。然后话锋一转，用训诫的口吻讲起了历史：“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大意是：殷的灭亡不能怨上帝，是殷王不用旧臣的缘故。而“你”现在的做法可是有殷这个“典型”的。这类意见还见于《诗·大雅·板》中：“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意思是王族及世族的子弟才是国家的栋梁。诗中一再强调“大邦”、“大宗”， 意在不要打破旧的政治秩序。《诗序》说：“《板》，凡伯刺厉王也”，郑笺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为卿士”。魏源还认为这个凡伯就是共伯和。无论其是否为共伯和，但其人为“周同姓”的大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曾一度入为王朝的卿士高官，显见其本人在“大邦”、“大宗”之列。不过，其写诗时大概是已经被厉王撤换了，其怨愤之情，排遣入诗。《诗·大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这是另一勋贵大臣芮良夫告诫厉王，让他小心谨慎，让他优待功臣宿旧，给他们以爵位。
在经济上，厉王力图振兴残破的王室经济，他抓住了“专利”和农业这两个主要环节。
《国语·周语》：“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这是芮良夫对周厉王所作的谏言。历来认为是芮良夫“反对封建君主与贵族垄断山林川泽的生产”。实则西周时代的山林川泽早巳为各级贵族所有，厉王的“专利”决不是“垄断”的意思，更谈不上“与民争利”，倒是他从贵族占有的山林川泽中规定了若干项向王室交纳的“专项”物质财富，一一对此时人已有论述，本文不拟深论。芮良夫明确指出“今王学专利”，“学”就是讲厉王要在贵族的山林川泽中规定专项的贡赋税收之类的内容。胡寄窗先生说芮良夫“代表了自由小工商业者利益”，这是正确的评价。《逸周书·芮良夫篇》有相似的记载。(芮良夫)戒执政同僚说：“道(导)王不若(顺)，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又说：“今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事王，不勤德以备难，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载上，不其乱而?” “今尔执政小子不图大□，偷生苟安,爵以贿成,贤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并得厥术，惟曰哀哉!”芮良夫称同僚为“执政小子”，说明执政者为中年以下的人，在厉王时代的“执政小于”很可能就是荣夷公。从语气上看显然是以勋旧宿臣的口吻训诫后进的，指责的内容为“专利作威”、“以贪谀事王”。这主要是针对荣夷公帮助厉王在经济上采取了打击贵族经济以加强王室经济的改革措施。而其中的“爵以贿成”则说明爵位的授予开始有了功利主义的倾向一一用金钱出卖爵位以解决王室经济的困难了。
重视农业是厉王改革的又一项重大措施。《诗·大雅·桑柔》：“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惟宝，代食维好”，大意是：你厉王只知道抓农业，以“稼穑”为国宝。正是厉王发展农业的有力佐证。
在军事上，厉王力图改变周边少数族屡次入侵的状况，解决积弱之弊。他派虢公长父在南方作战：“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伐之不克”( 《古本竹书纪年》 )。这是厉王即位三年时的情况：淮夷已进逼到洛邑，已为周王朝的大患，但由于国力不强，故虢公长父不能取胜。经过几年的振作之后，大概是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的，然而史书无载，此不好断言。不过从《史记·楚世家》中可以透露一些消息：“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甚很江汉间民和，……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宣王，中子红为鄂王，……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这就告诉我们，在江汉间强大的熊渠，在夷王时即已称王。但到周厉王改革后，周王朝强大震摄四方。绝非即位初期连一个淮夷都不能制伏的状况了。不然，仅因为他的“暴虐”，面对实际上积贫积弱的周王室，熊渠怎么能“畏其伐楚”而自动取消王号?熊渠必不怕纸老虎的。而且“亦去其王”的“亦”字，说明楚去王号前一定有好些诸侯在强大的中央军事势力下被击败，退而臣服，熊渠见了自然畏惧。
在法律上，厉王采取加强法制的措施。这在先秦以来的儒家观念中就是行“暴政”了。周厉王在宗法观念极强的时候，为了保证经济、政治上的改革，竟不惜使用了高压手段：“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史记·周本纪》)。应注意的是：“以告则杀之”的标准是什么?是无故滥杀吗?显然不是的。早在穆王时已制订“五刑之属”据说有三千种之多，厉王行法，不必草创：刑罚三千，量一“诽谤”之罪必有所本。厉王用法制来维护“革典”的进行，不会仅用卫巫一个人，很可能是以卫巫为首的一个执行法律的特别机构。因为明显不过的是：卫巫一入能监视多少“谤者”?可以推断：卫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监视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的“国人”，而卫巫本人及其亲信则可能留在宫廷周围监视官吏中敢对新政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由此可见，厉王为了确保“革典”的进行，采用简单、幼稚粗暴手段的，被反对派(不妨说是保守派)用来指责其行“暴政”，上下唾骂几千年了。然而，厉王的“暴”不过是人们抽象出来的“以告则杀之”而已。
周厉王的功过是非
为了维护政权，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杀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为什么厉王则独享此名?与历史上的另几位著名昏君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人们对桀、纣的结论是有具体内容的：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史记·殷本纪》)。追求个人糜烂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点，然而对于厉王，《国语》只载其“虐”，没有一种记载涉及到其个人生活的奢侈腐化、滥用民力的情况。到清代，魏源的说法更集中地概括了幽厉二王的情况， 《诗古微》说： “幽厉之恶，无大于亲小人，而幽则艳妻、奄寺，皆倾惑柔恶之人；厉则疆御、掊克、皆爪牙刚恶之人”。古人称西周昏王，向以幽厉并称，而以幽居前，于贬损之中，尚稍有区别，因为幽王的罪恶比厉王具体得多。魏源说的“疆御”，指的是厉王的卿士、主管军事征伐的虢公长父；所说的“掊克”，指的是厉王另一卿士、主管财政的荣夷公。称二人为“爪牙刚恶之人”，倒说明了厉王的这两个心腹在推行改革时的坚决态度。
由上所知，周厉王是一个面对“积重难返局面”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他的对立面是强大的就贵族，加之他没有经验（因为是第一人，因此他不可能向前朝借鉴什么），改革的牵涉到了过多人的利益，以至于贵族不满，连“国人”也反对。他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改革，但他的经验教训对后代的改革者是大有益处的。
周厉王改革何以夭折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改革家”应是周厉王，不过，他却是以“反面人物”载入史册的。周厉王是西周第十位王，在位37年。史家对周厉王的唯一好评是“中国最早的改革家”，却因其“改革”导致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西周从昭王起就已“王道微缺”(《史记·周本纪》)了，到周夷王时，出现了“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的局面。厉王面前只有两条路——维持现状不改革，等死！或者改革，拼死走出困境。
为了振兴王室经济，厉王继夷王位不久，就起用“善于理财”，时称“好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做“卿士”。荣夷公的经济改革政策有三：一是下令将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不准平民采樵渔猎；二是出售爵位官职，从富人手里取财；三是取缔平民开垦的“私田”，并从平民原有份地上增加税收。强行剥夺贵族经济资源动摇王室的政治基础，失去上层社会支持。卖官鬻爵出卖权力合法性和王朝权威，破坏吸纳人才的正常渠道，降低了官员素质，败坏吏治，中层成为腐朽的断层。贪官行政必然破坏规则，扭曲政策，以权谋私，使改革失去正义性，丧失道义和人心。强行剥夺贫民资产，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底层成了民怨沸腾的火山。荣夷公目光短浅的经济政策使王室单方面得到实惠，而普通贵族、平民均成了改革受害者，导致群起而攻之。如此改革，形同自残。
在军事上，厉王力图武力解决以楚为首的称王称霸诸侯，重振王室的主导地位，改变周边少数民族屡次入侵的状况，解决积弱之弊，为此，他派虢公长父在南方作战。改革需要长期和平，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周厉王在经济实力不足，内政不稳，遇到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发动对诸侯和部落的战争，不但加剧了财政困难，而且进一步恶化了内外环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优先实现中原地区和平崛起，综合运用政治协商、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解决诸侯问题，用外交手段解决周边纷争，通过局部战争消除最主要的军事威胁。厉王内外树敌，如玩火自焚。
厉王为了确保“革典”的进行，采用粗暴手段对付反对派(保守派)，“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史记·周本纪》)。卫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监视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的“国人”，卫巫本人及其亲信则在宫廷周围监视官吏中敢对新政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高压手段取得短期效果，国人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十分得意，自以为“吾能弥谤矣”。召公看到普遍积怨潜在的政治危机，劝告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周厉王不听，继续倒行逆施，终于引起“国人暴动”。厉王的简单、幼稚、粗暴的做法无异于自杀。
社会改革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没有普遍共识的改革很难成功。利益格局调整势必引起不平衡，不满意，“谤王”是贵族、官吏和民众对“革典”的正常反应。理智的做法应该立足于解放思想，微调渐进，先易后难，顺势而为。不同意见未必都是错误的，对“谤王”应该虚心听取，分类疏导，化解怨恨，以高压对待势必导致群情激愤。厉王充当朝野公敌，简直就是找死。
周厉王改革的“死穴”在于没有认识到“王室一统”与“诸侯自治”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武王克商以后，对广大的东南地区实行“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建立诸侯国。统一的国家必须军权集中，诸侯地方军先变成诸侯争霸的工具，最后成为威胁中央的刀具。在分封制下，诸侯的政治身份存在逻辑矛盾。在中央王朝看来，诸侯的权力来自王朝，国相由朝廷委派，诸侯应是朝廷的派出机构，诸侯必须听从王命，朝贡纳税。在诸侯看来，我是自治地方，我的地盘我做主。诸侯王的家族特权、个人权力与王朝权威之间存在伦理矛盾。诸侯家族的自治权系成王所封，世袭罔替，诸侯后代继承父辈权力，并非朝廷任命。诸侯王位世袭制架空朝廷分封的“派出”性质。权力只为其来源负责，世袭诸侯王对成王之后周王的政治感情、忠诚度和责任心逐代衰减，诸侯逐渐离心离德，藐上，抗上，直至犯上作乱。
各级政府事权应与财权对应。实际上，周王室与诸侯的事权与财权关系不清，诸侯的财权没有限度，对上义务不明确。诸侯向本地百姓征税，周王朝分配给诸侯的赋税任务又被诸侯分摊给百姓，结果是百姓没少缴，中央没多得。诸侯经济恶性膨胀，个别野心勃勃的诸侯王暗中扩充军队，尾大不掉。强势诸侯的军事经济扩张迫使其他诸侯为自强自保而扩张军力，中央王朝无力制止诸侯之间的武力争霸，弱势诸侯得不到王室保护，被迫结盟互保，王室失去权威，必然衰微。
厉王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适时“削藩”，实行中央集权制，或者中原地区与诸侯国“一国两制”，或者实行军事外交集权，人事、财政、法制纵向分权的“联盟制”。厉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粗浅改革没有兼顾王朝与诸侯、平民三方面的利益，以中央王朝利益和需要为宗旨的单方面改革政策很难行得通。
“王道微缺”，周厉王不愿等死，本想拼死杀出一条血路，走出困境，结果决策不当，拼死成了找死，一场“国人暴动”结束了他的改革梦。
厉王奔彘事出无奈；共伯和下台也属无奈
《竹书纪年》载：厉王“十一年，西戎入於犬丘。十二年，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十四年，猃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帅师追荆蛮至于洛。”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厉王出奔于彘，是由于其当时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外有西戎入侵，内有国人暴动。万般无奈，只有走为上，从镐京仓皇出奔。共伯和则趁势占领皇宫当上了皇帝。共伯和要杀死厉王太子，大概召公欺他是外人，不识太子真伪，便使了个调包之计，以自己的儿子冒冲太子让共伯和杀掉，从而赢得了共伯和的信任。共伯和以为绝了周嗣，便放心的做起了皇帝。称国号曰“共和”。
“共和”第二年，猃狁侵宗周，共伯和授权召穆公帅师退敌，召穆公是当年掩护太子静度过险关的周室忠臣，自然求之不得。遂帅师迎敌奋战，把猃狁杀得落花流水般退走。召穆公趁胜追击至于洛地，彻底解除了国家的外患。召穆公即掌兵权，便暗中与周公商量，如何扶太子静即位，恢复周室。
公元前841年是“共和”第三年，“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崇”，于是召公、周公二人利用会汾王崩，占卜问卦之象，对大臣们说天降大难，连年干旱，庐舍失火，俱是厉王作怪。罪在厉王一人，但周室天命不该断绝，应该立太子静为周王。共伯和一看厉王太子还活着，兵权又被召穆公掌握，便知大势已去。于是“遂归国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回到自己的封国当诸侯去了。实质上是被召、周二公赶下了台。
这一年，是“共和”三年，“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静为王，共伯和归其国，天遂大雨”。
这一年，不是《竹书纪年》记载的“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这一年太子静即位。召、周二公辅政。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一年为“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在此年之前，共伯和曾摄行天子事二年，即从公元前843年到公元前842年。
公元前843年，国人暴动，使共伯和夺了周朝的皇权。二年后的公元前841年，在召、周二公的努力下把共伯和赶下了台，恢复了周王朝。开始了14年的大臣辅政的统治，直到公元前828年，也就是《竹书纪年》记载的“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于是二相还政。第二年，即公元前827年“宣王即位，共和罢”，宣王亲政。
周厉王暴虐，国都里的人公开指责厉王。召穆公报告说：“百姓不能忍受君王的命令了！”厉王发怒，寻得卫国的巫者，派他监视公开指责自己的人。巫者将这些人报告厉王，就杀掉他们。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路上彼此用眼睛互相望一望而已。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是堵他们的口。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厉害。河水堵塞而冲破堤坝，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象河水一样。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通它，使它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放任他们，让他们讲话。因此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列士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盲者朗诵诗歌，朦者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规谏，百姓请人传话，近臣尽心规劝，亲戚弥补监察，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明，然后君王考虑实行。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百姓有口，好象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好象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灌溉过的田野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口用来发表言论，政事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这是丰富财富衣食的基础。百姓心里考虑的，口里就公开讲出来，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付诸实行，怎么能堵住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口，将能维持多久？” 厉王不听。于是国都里的人再不敢讲话。三年以后，便将厉王放逐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地，并死在那里。
攻噩与平定淮夷之战
西周王朝从灭商后经周公及几代周王的治理，公元前9世纪，到成康时期，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西周到懿王以后，国力日渐衰弱，四周方国部落交相发动对周的进攻和侵扰。厉王(名胡，夷王子)时，原来臣属于周的噩国，其国在今南阳东北一带，看到周的势力衰弱，就乘机叛周并企图侵占周的疆土。于是噩侯联络南淮夷和东夷部落，出兵进攻周的东部疆域和南部国土，声势浩大，气势凶猛，一直打到东都成周(今洛阳市东白马寺一带)附近，严重影响着京畿的安危。
周厉王为了保卫京都和周的社稷，从宗周调来了西六师的部队，又从北部调来殷八师的大军，从西、北两个方向向河洛地区聚集，企图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歼灭噩国的军队。厉王依靠贵族大臣的亲兵来抵御噩国的进攻，周将禹率大臣武公的私家兵车百乘，厮御200人，徒兵千人参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周厉王终于击败了噩侯，保卫了成周的安全。
周厉王攻噩之战之后，居住在今安徽北部淮河流域的淮夷，又发兵向周进攻。周厉王命虢仲率兵反击，未能取胜。淮夷气势更为嚣张，又一次发动更加凶猛的进攻,一路浩浩荡荡，深入到周的中心地带，打到伊水、洛河之间，并掠杀无辜平民，抢夺财物。厉王亲临成周指挥反击战，命令周将率精兵反击。所率的周兵自洛水上游连续发动多次反攻，使淮夷无法招架，只得败退，纷纷逃窜。周军乘胜追击，最后彻底击败了淮夷，斩俘140余人，夺回被淮夷掳去的周民400人。
由于周厉王攻噩和平定淮夷的胜利，大振军威，周的军力有所增强，西周王朝国威也有所振作。
国人为什么暴动？
在商朝，由于统治者对告密的不鼓励，所以告密者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而言，都不是那么突出。到了西周，特别是周厉王在位时，才有了挖掘告密者专业性的机会。
周厉王是西周第十位国王，不知是不是基因突变，周朝姬氏传到了他这里就变了样。在他之前的国王即使有瑕疵，也只是无能，还谈不上暴戾荒淫。周厉王上台后不久就把姬氏流淌在血管里的绿色基因清除了。他开始荒淫无度，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乐趣。增加乐趣的基础就是钱财。为了得到钱财，他特意找了几个善于敛财的人充当敛财特使。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为他向天下百姓搜刮钱财。
有大臣对他直言不讳：“你这样搞下去，咱们周朝的统治肯定要衰落。百姓怎么能经得起你这样搜刮呢！”
周厉王不理这样的言论，依旧我行我素。不过，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多。朝中大臣反对他，由于离他比较近，他能听到，听到后就拉出去杀掉，但民间的反对声音是他所不能听到的。他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反对的声音必须要尽快消除。因为凭借着一点点聪明，他知道，仅都城的国人就已经在咒骂他了。
所谓“国人”就是“国中”之人的意思，其中主要以平民为主。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与奴隶相比，他们具有自由民的身份，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依附于贵族。由此可知，这些人由于是自由人，又因为跟贵族有亲戚关系，所以说起话来就不那么小心。在他们看来，国王虽然是世袭的，但如果你做不好，我们还是有权利絮叨一下的。因为是我们在养着你，无数的贵族与国民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体系，国王只不过是国家的一种象征而已。
周厉王当然知道这些国人和那些奴隶不可同日而语，他曾问过身边的大臣，外面那些国人怎么讲我。大臣回答他，对你非常不满。
周厉王虽然荒淫恣睢，但却非常好面子。这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他问大臣，我怎么才能不让他们乱讲话？
大臣回答他，很简单，只要把乱讲您坏话的人捉来，扔进监狱，让他们生不如死就可以了。
周厉王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但是，我怎么才能知道谁在讲我坏话呢？”
大臣继续说道：“我认识个巫师，是卫国人，据说此人能未卜先知，耳朵灵敏，几里之外的人讲话，他都可以探听到。”
周厉王大喜，立即召见了这位卫巫。卫巫的表现很让他满意，于是，就被派出宫，专门在大街小巷竖着耳朵探听国人的讲话。
在那段时间，一份份用甲骨文写成的告密名单摆在了周厉王的案头，一批一批的人被捉进监狱。卫巫果然是人才，但凡讲厉王坏话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捉进监狱的。
但不久后，卫巫的工作效率明显下降，名单越来越少。周厉王认为他不好好工作，严厉地斥责了他一番。卫巫对周厉王说，实在是没有人说大王的坏话了，现在国人非常的老实，熟人见面都不讲一句话，只用眼神打招呼。
“道路以目”的现象并不能让周厉王满意，他对卫巫说，这些国人狡猾得很，他们嘴巴上不说，就未必代表他们心里不想。
卫巫立即说自己懂得唇语。即使对方不出声，他从对方唇上就可以看出对方想要说什么。周厉王立即让他用这种方法增加名单数量。
结果，又是一批一批的国人被捉进监狱，用卫巫的说法就是，他们在路上遇见后，用唇语诽谤国王。
随着名单的日益减少，周厉王满意了，他找来曾经对他直言不讳的大臣，得意地说道：“你曾经跟我讲过有人在背后骂我，现在我采用一种非常优秀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些国人再也不敢放肆了。”周厉王所说的“非常优秀”的办法就是卫巫的告密。
这位大臣很是焦急，他不但为国运着急，还为周厉王那残疾的思维着急，“大王，您这样想可就错了，国人之所以不敢说你坏话了，是因为有卫巫的告密。你这就等于是堵住了百姓的嘴。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
这话如果放在舜时代，就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大禹治水之前，也有人治过洪水，那就是堵。水到哪里，就堵到哪里。结果，水在短时间内不会制造祸乱，可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堵塞之地冲开，力量比以前更大了。
在这位大臣看来，堵国人的口要比堵水还危险。周厉王不晓得这样的道理，让这位大臣去街上看看。这位大臣在街上看到的景象很是危险，每个人都垂头疾走，互相之间连眼神交流都没有了。
三年后，国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当哑巴的日子，就在公元前841年的一天，无数国人自发地从四面八方冲进了王宫，顷刻之间，周厉王急得转起了圈。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人物，周公与召公主动站出来，为国王排忧解难。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国人冲进来的目的就是想跟国王理会理会。国王在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走，那等于把自己推进坟墓。周厉王这样的人当然怕死，所以坚决要跑。于是，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逃出了都城。周召二公跟前来的国人解释，可以把国王废掉，立太子为皇帝。那么，大家做哑巴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周公与召公在当时很得民心，但国人认为，太子跟他老子很可能是一个德行，大家不想第二次做哑巴，于是要求把太子交出来，两个老头就把一个人假扮成太子，交给了国人。人多力量大，国人围住假太子，一人几脚下去，那个假太子就被踹成了肉泥。
折腾完后，国人在两个老头的劝说下撤出了王宫。两个老头最后决定，绝对不能让真太子上台，所以，他们两人先来主管国家事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共和行政”，十四年后，国人把当哑巴的日子忘记了，两个老头才把太子抬出来，拥立为王。周厉王后来逃到周朝边境--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并在“共和行政”完毕后死掉。
“国人”之所以暴动，全是因为周厉王找了个巫师充当告密者。而这个告密者又非常努力，才惹得国人无法忍受做哑巴的日子而暴动的。
卫巫后来的结局不得而知，很可能是跟周厉王跑掉了，或者干脆没有跑掉，而被国人活活打死了。但无论如何，作为告密者，他要比崇侯虎专业。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而言，他的告密成绩相当突出。
事实上，即使到了西周厉王时代，从历史的竖线而言，这已经是西周末期了，告密还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崇侯虎是随便那么一告，卫巫虽然是个专业人才，但整个厉王时代，这样的专业人才寥寥无几。我疑心，中国古代巫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可能就是告密。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巫师是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交通、媒介者，是政策决定的重要人物，同时还是古代知识和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他们的职业特点就能看出，他们经常会将上天所显示的秘密告诉“人”，并且能接通人鬼神三界，能看到一些普通人不能看到或者听到的事物。在夏商西周，巫师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的例子很多。周厉王找卫巫，显然还是看中了他的职业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使卫巫的告密已经具备了后世许多告密者的特点，比如被统治者支持，胡乱地栽赃陷害他人，但仍旧只是个别现象。也就是说，周厉王不是随便找了个人来主持告密事宜，而是先有了巫师的告密本领，才有了周厉王的选择。这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别。确切地说，周厉王恐怕还没有理性地将“告密”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来发扬光大。或许也可以这样说，他是无心插柳，才促成了卫巫这个西周历史上最大的告密者的产生。
警示
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是史学家公认的中国历史确切纪年之开始。而这个确切的纪年则是以周厉王被国人撵出国境的真实故事作为标志而记入历史的。国人为什么要将厉王撵出国境？因他施行暴政，残酷地鱼肉百姓，使百姓不堪忍受，于是便被迫揭竿而起，使他变成了流亡国君。为避免权力真空，周公与召公不得不共同主持朝政以扶持太子即位，然则朝廷衰败若江何日下，西周终于很快灭亡了！
学习西周灭亡这段历史、特别是从厉王的历史悲剧中，警示有二：
其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厉王乃西周最大的暴君。他专施暴政，贪狠好利又横征暴敛，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堪忍受的百姓对他讥讽谤议或发点牢骚之类，此乃自然之理又属自然之情也。然则厉王却恼羞成怒，恨不得一口将讥谤者或牢骚者吞掉。为此，他特设监视机关，收罗大批卫巫充当他的“特务”以便随时向他密报抨击他过错的人，致使许多国人脑壳搬家矣。如此天长日久，激起国人更加不满，毅然发动武装暴动而直冲王宫，迫使厉王仓皇外逃而魂断异国他乡。不久后，西周便日落西山而衰败灭亡了。厉王悲剧警示我们：任何强大的权势者，如果视人民疾苦而不顾，横征暴敛而残酷剥削，面对人民讥谤与牢骚而以暴政压服，是注定要走上政败身亡之绝路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今天，作为各级执政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党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把人民的疾苦与冷暖挂心上，多为人民排忧解难办实事做好事，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与爱戴，使人民的政权永不变色。否则，就可能重演厉王的悲剧，跑不出政息人亡的历史周期率。
其二，堵塞言路乃败政亡国之劣策，广开言路乃兴国图强之良策。曾记否？面对厉王施行暴政，使其“民不堪命”时，召公劝告曰，现在“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是很可怕的哟！而厉王不但不听，反而大喜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其意是：老百姓怕我天子而不敢再发牢骚了，只能斜着眼睛看我，多好哇！这是因为我消灭了批评讥讽我的人。召公见厉王如此喜昏然而不察乎民情，于是又以比喻劝谏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这段喻劝的今意是：堵塞人民的口而不让他们说话，比堵塞江河的害处更大。就像江河一旦被堵塞，洪水一来就会冲垮堤坝造成更多人伤亡一样；所以说善于治理江河的人，深知排除堵塞而使水流畅通之理，而领导人民也要像治理江河一样靠疏导思想才行。这是因为，人长了嘴就要说话，犹如大地上有山川一样，滋养人民的财产就出在那上，人民的衣食资源才能由此产生。而国家政事的好坏得失都是从人民口头议论中反映出来的。人民心里想什么就会从口中说出来，一旦考虑成熟就会自然发于言语之间，大王为什么要加以堵塞呢？
然则不管召公怎么劝告，厉王都不理睬，继续“防民之口”而堵塞言路，并不断地诛杀讥谤者与牢骚者，这就必然导致国人把他撵出国境而政败君亡的历史悲剧出现。
召公用水来比喻劝告厉王以及厉王不听劝告，疯狂地用堵塞言路来施行暴政的历史故事，留给后世有头脑的统治者一面历史的镜鉴：齐威王何以开创一代帝业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乎？因他从宰相邹忌的讽喻进谏中获得了广开言路以治国图强的深刻哲理也；唐太宗李世民何以开创封建盛世之贞观之治乎？因他从进谏大夫魏征“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劝君名言中悟出了执政规律，从而海纳百家之谏，广集天下良才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