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打开以后，数量多达7万余件的古代写本重现于世，其中包括大量古代文学和语言学资料，多数都是首次面世。研究这些崭新的资料，足以改写中国文学史，并极大地推进汉语史研究的进展。下面简要地介绍敦煌文学、语言学研究的成绩及其意义。
一、唐五代文学的新发现
对于敦煌文学，我们侧重介绍敦煌诗歌、词曲和变文的研究成绩。
敦煌写本中保留的唐五代诗歌有多少首呢？由于对“敦煌诗歌”的界定不同，数量的统计也相差甚远。收入4600余首，但由于对“敦煌诗歌”的定义过于宽泛，未能得到学界的认同。项楚《敦煌诗歌导论》约有2000首以上，其中大多数是《全唐诗》不载的佚诗。这些诗歌显示了敦煌地区诗歌繁荣的情景，是缤纷绚烂的唐五代诗歌百花园地极富特色的一角。
利用敦煌文献保存的文人诗歌资料，学界进行了许多辑佚、整理和研究的工作。王重民《补全唐诗》首开辑佚的先河，共补诗97首，又残者3首，附者4首，共104首。此后，他又与刘修业合作《补〈全唐诗〉拾遗》，跟进者不乏其人。对敦煌诗集的整理，当以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为最规范，在叙录和校录时尽量保持写本的原有形态，将敦煌文人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升到新水平。后来他又作《敦煌写本诗歌续考》，继续补充新材料，这是众多敦煌文人诗歌整理成果中有代表性的收获。许多学者对敦煌文人诗歌进行了各种角度的研究，研究的热点可以《秦妇吟》和陷蕃人诗为例。晚唐诗人韦庄的七言歌行《秦妇吟》共238句，1666字，是现存唐诗中的第一巨制，当时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却突然失传了。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云：“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而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可见《秦妇吟》之作，既为韦庄带来盛名，也招致上层社会的压力。后来韦庄自讳此诗，庄弟霭编《浣花集》，剔除此诗不收，以致世无传本。幸而在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此诗写本10余种。最早注意到《秦妇吟》写卷的是王国维。1920年，他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考订出日本狩野直喜所录的一份前后残缺的斯坦因卷子为《秦妇吟》残卷，并将残卷公布于世。此后相关研究论著络绎不绝，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颜延亮、赵以武《秦妇吟研究汇录》、张涌泉《敦煌写本〈秦妇吟〉汇校》就具有汇总研究成果的作用。研究的重点之一，是韦庄自讳此诗以致失传的原因。各家的说法虽有不同，但这样一篇传诵一时的长篇诗作在韬晦千年之后，终于重现于世并备受关注，亦可见敦煌遗书对文化研究的宝贵价值。
伯2555卷是内容十分丰富的唐人诗歌选集，卷子正面的内容包含了无名氏陷蕃诗72首，背面也有12首，王重民、柴剑虹、潘重规对这些陷蕃诗皆有校录或论述。这些诗作写于敦煌陷蕃之初。正面的陷蕃诗作者本是河西人士，最初大约是出使吐蕃，在某年冬天从敦煌出发，经墨离海、青海、赤岭、白水，到达临蕃，时间经历了两年多，其间作者的身份由使者变成了囚徒。这72首纪行诗堪称诗史，真实地记载了作者的行程、怀乡思友的种种情感，以及在囚禁中守节的志向和软弱的性格等矛盾心态，这是被卷入民族矛盾造成的历史巨变中一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文人的心灵悲剧。伯2555卷背面的12首陷蕃诗，有人认为和正面的72首陷蕃诗是同一陷蕃人所作，不过背面的陷蕃人是因战败而被吐蕃拘系，行程是由敦煌至淡河（今新疆焉耆附近），方向与由敦煌到临蕃正好相反，因此这是两组不同的陷蕃诗。但都是安史之乱后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巨变的见证，记录了边塞地区陷蕃后的破败景象，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因此不论对于文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都具有宝贵的价值。
敦煌诗歌中保存了大量释道诗歌和民间诗歌，而最具独创性的大宗作品，要数王梵志诗了。王梵志诗的全辑本有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据《王梵志诗校注》所收，现存王梵志诗约390首，其中366首出自敦煌遗书。作者既非一人，时间又跨越了几个世纪，内容则佛门世间缤纷杂陈，于错综变化中又保持了通俗白话诗的基本特色，形成了一个以“王梵志诗”为总名的独特诗歌群体。现有王梵志诗包括四个组成部分：（1）三卷本王梵志诗，大约产生于初唐时期，存诗203首，是王梵志诗的主体；（2）法忍抄本王梵志诗，存诗69首，大约产生于盛唐时期；（3）一卷本王梵志诗，存诗92首，大约产生于晚唐时期，属于民间蒙书的性质；（4）零篇，存诗26首，散见于敦煌遗书、禅宗语录、笔记小说等。这些诗作包括从初唐（以及更早）直到宋初很长时期许多无名白话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陆续附丽于著名白话诗人王梵志的名下，形成了“王梵志诗”这一奇特的诗歌现象。其中时代最早、数量最多、内容最深刻、形式最多样，因而价值最高、最能代表“王梵志诗”的特点和成就的，当推三卷本王梵志诗了。《全唐诗》没有收录王梵志诗，王梵志诗早已湮没无闻，直到敦煌藏经洞打开，30多个王梵志诗写卷显示了王梵志诗在当时民间大为流行的情况，同时也打开了现代学者的视野，他们惊讶地发现，在继承六朝遗风的初唐时期，竟然流行着与主流诗歌完全不同的民间白话诗。王梵志诗既有宣传“佛教道法”的一面，又有“具言时事”的一面。在后一方面，它尖锐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描绘了一幅幅人情世态的风俗画面，特别是表现了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思想情绪，与脱离现实的初唐文人诗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表现手法上，它与唐代文人诗歌追求的一唱三叹、余味无穷的“意境”完全相反，它主要是用白描、叙事和议论的方法再现生活和评价生活，并且善于描摹生活中各类人物的形象。它不以抒情见长，也不流连风景，形成了质朴明快、犀利泼辣的风格，并由此开始形成了与传统文人诗歌面貌迥异的唐代白话诗派。它颠覆了人们对唐诗的认知，展现了长期不为人知的唐代诗歌另一番全新的风景。
对于敦煌曲的研究，历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遵循传统词学的路子，把研究的对象大体限定在传统“词”的范围。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收词162首，是较早的敦煌曲子词全辑本，其卷中《云谣集杂曲子》是我国最早的词集，成为研究的热点。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都是出色的研究成果。过去常说词为“艳科”，敦煌民间曲子词便是最早的词，其中有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绝非“艳科”，而且其中不乏“豪放”之作，这些都可供词史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另一种途径是大大扩展研究的领域，把《十二时》《五更转》《百岁篇》等民间俗曲及佛曲也包括在内。早期的成果是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收词达到545首，并著《敦煌曲初探》，作理论之探讨。其后饶宗颐《敦煌曲》在法国出版，也收词318首。而任先生继续扩大战果，又经过30余年的辛勤搜求和深入研究，出版了《敦煌歌辞总编》，收辞多达1300余首，“合歌辞与理论于一编”，也是词曲理论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不过其在收辞和理论上似有扩大化的倾向，并非无懈可击，所以有关“歌辞”的理论，还未被学界普遍接受。不过任先生试图对文学、音乐及其他表演形式进行综合研究，却具有超前意识和启发意义。而这种扩展传统词学领域的研究，显然也是由于敦煌文献提供了新资料而带来的新气象。
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大量过去从未见过的各种民间说唱作品，有纯说的，有纯唱的，有又说又唱的，这其中又有各种不同变化、不同类型。早期的研究者由于只能接触少量零星的资料，因此难以形成总体认识，而有佛曲、演义、通俗小说、俗文、故事等各种名称。直到郑振铎用“变文”称呼这类说唱体的俗文学作品，这个名称遂被普遍接受而确定下来。20世纪50年代以后产生了几种变文的总集，最早是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收入各类变文36篇。最有影响的是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6），收录作品78种，受到学界普遍认可，成为变文研究的工作底本。1983年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出版，包含了《敦煌变文集》的全部内容，又订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补充了新的篇目，堪称第二代的变文集。1997年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问世，这是第三代的变文集，作者充分吸取了第一代、第二代变文集的优点，同时又对数量巨大的相关研究成果兼收并蓄，并加入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而是集大成的著作，全部敦煌变文缤纷多彩的面貌，也因此基本呈现出来。
但是“变文”名称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却是长期以来困扰着学术界的难题。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各有各的道理，却似乎并未找到大家都满意的答案。张涌泉《七十年来变文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此有简要的梳理。不过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以“变文”作为敦煌发现的这类民间说唱文学的总称，似乎已形成共识，上述各种变文集的面世更加固了这种共识，并为学界普遍接受。这既是实际的需要，也有学理的根据。不过包括在“变文”名下的各种民间说唱作品，五花八门，纷繁多样，各自呈现了不同的文体特征，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体。所以周绍良《唐代变文及其它》把敦煌说唱类作品分为变文、讲经文、因缘、词文、话本、赋等几类，而其他学者的分类又稍有不同。各类文体中都有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杰作，对“变文”名下的通俗文学的分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大量论著，呈现了变文研究的繁荣景象。
敦煌文献中有没有剧本呢？有学者讨论过伯2440《释迦因缘》（拟题），全篇有“大王吟”“夫人吟”“某相吟别”“某妇吟别”等提示语，认为其体制是剧本。但《敦煌变文校注》认为是抄撮《太子成道变文》或《八相变》中吟词而成，故拟题《太子成道吟词》。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卷3收入《失调名（须大拏太子度男女）》，认为该辞“作代言，问答，对唱，戏剧性甚强，为目前所见敦煌歌辞中最接近于戏曲者”。两个原卷（斯6923、斯1497）中出场人物皆为父母儿妹四人，而任氏整理本中却只有父儿二人，这或许由于“唐戏弄”中表演者多为二人，因为这一思维定式而将原卷人物也删为父儿二人。这种多人表演、歌剧形式、佛教题材的剧本与中原地区“戏弄”的面貌完全不同。任氏在论述“戏剧创始”时认为此篇是由“梵本”翻译的歌舞剧，由于具体的论述不严谨而失去了说服力。不过以开放性思维探讨中国戏剧的创始，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
二、通俗文学样式的宝贵遗存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期，文学主要是由文人所创作和欣赏，它使用典雅的文言，以传统的诗文为主。在后期，文学的主潮发生了转移，通俗文学开始崛起，它们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主要是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它们使用的是口语或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形式则以小说、戏剧等为主。这一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在唐五代时期，当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到顶峰，李杜韩柳大放异彩的同时，各种崭新的通俗文学样式正在民间社会蓬勃发展，广泛流行，呈现席卷之势。然而，在敦煌文献发现之前，人们对此竟然毫无所知。幸亏敦煌藏经洞打开，大量通俗文学文献问世，这股潜在的文学新潮流才引发了学者们的惊讶和研究的热情。他们眼界大开，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1938年郑振铎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正是包括“变文”在内的敦煌通俗文学的大潮，最终发展成中国文学后半期的主流，中国文学史也因此开始得到改写。
1928年胡适出版《白话文学史》，其中专门论述了“白话诗人王梵志”，尚未涉及敦煌白话文学的全貌。而中国文学史中白话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伟大意义，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得以彰显。唐诗一直受到学术界的特别关注而得到相对充分的研究，然而初唐时期的王梵志诗的发现，仍然颠覆了人们的认知，由此接续的研究，显示在唐代百花齐放的诗坛上，还存在着一个游离在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它与文人诗歌分庭抗礼，共同描绘出唐诗博大宏伟的辉煌全景。唐代白话诗派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敦煌变文中的佛教题材作品和敦煌发现的佛教在化俗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通俗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佛教文学。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在不断中国化的同时，与中土文化互相融合而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支柱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佛教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佛教文学在中国不但发展充分，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中，从来都没有宗教文学的地位。唐代佛教诗人拾得就曾发出呼声：“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今天我们应该对拾得的呼声作出回应，认可佛教文学的地位。开垦中国佛教文学这一片广漠的土地，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敦煌文学的新发现已经显示了改写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更加深入地改写中国文学史的设想尚未完全实现。这一方面是因为时机还不够成熟，在一些领域还需要使研究深化，以取得学界的共识。同时还因为在敦煌文学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疏离”的现象，双方有时各自为政。如何将敦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机地融入到传统文学研究之中，并因此而得到升华，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三、汉语史研究的新视野
敦煌文献中包含了一些语言文字学的著述。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出版，分字部、论部和谱部三部分，是辑录敦煌切韵系统韵书的较为完备的结集。1972年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出版，是对姜书的补充、纠正和新编，使整理和研究的水平得到提升。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则是敦煌韵书整理和研究的总结性的集大成之作。张涌泉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的“小学类”，是对敦煌文献中的韵书、群书音义、字书等的穷尽性和高水平的全面整理。朱凤玉的《敦煌字书绪论》等论文则对民间流行的各种字书作了概论性和个案研究。
敦煌文献也提供大量新鲜的语言研究资料，这些语料主要产生在唐五代时期，其中尤以通俗的、富有口语色彩的语料最为宝贵和富有研究价值，例如变文、白话诗、曲子词及其他佛教化俗文学等。这些语料其实就是早期近代汉语研究的主要语料。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了近代汉语研究的热潮，与敦煌通俗文学研究的热潮相配合，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成为早期近代汉语研究的主要战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敦煌俗语词研究，最早由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发端，自1959年初版至1997年第五次增订版，40年间他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大量难以索解的俗语词因而获得确解，使此书成为研究敦煌文献的必备工具书。此书不仅是敦煌俗语词研究的开山之作，显示了作者左右系联和上下贯通的学术功力，更成为一种学术的示范，此后大量研究敦煌俗语词的论著不断涌现，蔚为壮观，呈现丰收的景象。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出版早在1961年，利用敦煌所出汉藏对音的材料，揭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概貌，为汉语语音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则是为数不多的敦煌文献语法研究成果中的重要之作。潘重规主编的《敦煌俗字谱》、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黄征《敦煌俗字典》则是敦煌俗字研究的实绩。总之，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极富特色和成果丰硕的领域，它极大地充实了汉语史研究的内容，并为近代汉语后续研究顺理成章地展开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另外还有两点可以提及。第一点，传统的汉语史研究几乎没有利用汉文佛教典籍的资料。敦煌文献中有大量涉及佛教的内容，一些研究者在敦煌语言研究中开始使用佛典的资料，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佛教典籍这一座崭新的语料宝库被发现以后，大受语言学界重视，此后有关佛典的语言研究蔚然成风，扩展了汉语史研究的疆域。第二点，传统的汉字学研究以《说文》学和古文字学为主，汉代以后大量涌现和不断变化的俗字或许因为“俗”的缘故，不入一些学者的法眼，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少。敦煌文献中有大量的俗字，为解读文献的需要，研究俗字成为紧迫之事。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是第一部对敦煌俗字进行全面和系统研究的专著，体现了俗字研究的学术性，受到学界重视。俗字研究从边缘向主流接近，是汉字研究中出现的新景观。
《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P149—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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