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跨界的作家，18岁就开始写科普作品，20岁还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就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力作者，在该书最早出版的5册里，有2/3的内容是由叶永烈一人完成的，引发了无数少年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他还是最早的科幻小说家，创作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为几代读者叩响了科幻世界的大门。1983年之后，他开始由科普和科幻作品创作转向纪实文学的创作，留下了大量独家的珍贵口述史料。即使在70多岁高龄的时候，他仍然漫游在想象与现实的世界停不下来，在三年的时间里完成135万字的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以及《邂逅美丽》。他更是一位高产的作家。据统计，叶永烈已经出版逾3500万字作品。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最让他感到幸福和骄傲的，并不是这些扬名海内外的著作，而是他风雨中同伞一辈子的妻子杨惠芬。结婚的时候，两人只摆了一桌酒席，没有隆重的排场，也没有山盟海誓。真水无香，两人一同走过半个世纪，风雨之中，是两个人的世界。
舒婷说，爱情的世界里，两个人要作为树的形象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这样的表述太过诗意，叶永烈说，我们在爱情中寻找到的，不过是能在下雨天能共撑一把伞的人。1963年8月25日，这个和杨惠芬相亲的日子，叶永烈终身难忘。那时候，叶永烈刚从北大毕业，回到故乡温州度过最后一个暑假。杨惠芬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跨入大学之门，一直在温州当中学俄语老师。两人是通过老套的相亲认识的，牵线的人还是他们各自的中学老师，而且是夫妻。这对中学老师觉得各自的得意门生实在是天生一对，于是成人之美，兵分两路，分头拜访两家的老人，撮合成为亲家。相亲的那天，她梳着一对乌亮的长辫子，穿着花衬衫、墨绿色长裤，来到叶永烈的家。刚进家门，叶永烈的母亲就端出两只小碗，碗里都是一粒粒豌豆那么小的糯米丸子，让叶永烈和杨惠芬当场喝完。这是温州的习俗，在温州方言中，“丸”和“缘”同音。吃了这碗糯米丸子，两人就此结下了缘，成为结发夫妻。
新婚不久，两人却要分居两地。叶永烈要去上海电表仪器研究所上班，平时只能靠书信往来弥补相互的思念。婚后第二年，杨惠芬决定“背水一战”，辞去教师职务去上海，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失去工作，没有收入，而在上海你又没有户口，今后生活将怎么办呢？只有母亲支持她：夫妻两人一定要生活在一起，这才叫夫妻！尽管母亲那时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杨惠芬的两个哥哥又都在外地，母亲是多么需要女儿在旁，对她有个照顾。可为了女儿的幸福，她忍着心酸送女儿出了门。在上海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叶永烈后来调进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只是个见习编辑，与分房无缘。他们用光了当时所有的积蓄，外加一张一130元的欠条总共530元，买下离文定路不远新村里的一座12平方米的房子，房子不大只有半间，但是上面还有一个阁楼。刚搬进新家时，只有一张旧写字桌，一把椅子，一床棉被和席子，由于买房用光了所有的积蓄，连买床都没办法，第一个月夫妻俩都是睡着地板上，条件虽苦可总算是有了一个家了。有一天，叶永烈和妻子逛百货店，见到一种从未见过的新伞：那伞虽说也是折叠伞，却有两个顶，一撑开来，伞面是椭圆形的！这伞，比通常的伞大了约莫三分之一……“这是双人伞，杭州生产的新产品。”售货小姐走过来介绍道。从此，每逢雨天，他们总是同撑这把双人伞外出，成了秤秆和秤锤似的不相离。每日同进同出，就连到附近小店里买点什么，也喜欢两人同去。叶永烈原本外出时骑自行车，而妻子则不会骑车。为了保持与妻“同步”，他已经很久没有骑车了。自从有了这把双人伞，他们在雨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伞下，他们娓娓而谈，把风雨置于度外。
在结婚20周年之际，叶永烈给妻子写了一首《长相知》的情诗：“长相知，不相疑。你信我，我信你。长相知，不相疑。同携手，求真理。长相知，不相疑。共白头，始如一。”他们在小小的家里一起赡养老人，养育孩子，也一起创作。在《新民晚报》上连载的《元素小传》，就是叶永烈和杨惠芬共同署名发表的，其他散见于各报的几十篇科普小品，也是他们合作写成的。
但在十年动乱的不正常环境中，他们的业余创作遭到了批判：“一心想成名成家，不但自己想出名，连老婆都要出名！”为了堵住悠悠之口，之后叶永烈只好一个人署名。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躲过批斗的风暴。1961年，叶永烈从小摊上买来粗劣发黄的格子纸，开始写《小灵通漫游未来》。稿子投出去后却被退稿，杨惠芬觉得可惜，就把这一摞原稿塞进母亲床下的破纸箱里，想着以后能派上用场。幸亏有这一招，才保住了这一部经典科幻小说。后来，叶永烈被抄家，全靠杨慧芬的母亲指着一张床说是她自己睡的，才保住了床底下的这一箱书稿。叶永烈下放的那段日子，杨惠芬一个人撑起了家。她没有任何怨言，写下的文字里都是那些快乐的记忆，她在《充满爱的家》中说：“当我们家有了两个孩子后，生活负担更重了，生活正在严峻地考验我们。爱，使我们度过了困难时期。”因经济拮据，夫妻俩学会自制鞋子，由杨慧芬纳鞋面，买来塑料鞋底，然后由叶永烈缝合制成“成品”。叶永烈还自己学会了制衣服，有些衣服旧了，他自己动手染新色，这对化学专业出身的叶永烈是小菜一碟。杨惠芬笑夸丈夫在这困难的日子里还能发挥化学专业的一技之长。从1973年开始，叶永烈恢复电影导演的工作，好日子终于来临，杨惠芬鼓励他继续创作。他之前出版的书终于补发了稿费。这笔稿费解决了叶永烈的燃眉之急，大有久旱逢甘霖之感，他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子买了新书包，给妻子买了一套新衣服。叶永烈成了作（坐）家后，离不开妻子这个家里的“总理”。妻子挑着本职工作、抚养孩子和照料长辈的重担，成为他稳固的“后方”、安定的绿洲，他才能全神贯注于方格纸之中。不仅如此，她还是创作上最好的助手。叶永烈在家庭传记中记下了妻子付出的点滴：作品不断发表，需要剪贴留存。一份份从报刊、杂志上剪下，注明发表的年、月、日、刊名，分类保存，是她日常性的工作。长篇在报纸上连载，报社往往等到连载完毕，寄来一大堆报纸。她很耐心、细心，花上几个晚上，一份份剪贴，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她的“业务”范围甚广：我去采访，她帮着又录音又摄影，我们真的形影不离。我外出采访，一回来便冲洗好几卷照片，她会一一分类插在一本本照相册上，需用时一查便可拿到；照片的底片，她也插在底片册上，旁边注明拍摄年月、内容。她还学会装卸录音磁带。有些采访磁带要作为资料保存，她就把磁带带芯卸下，标明内容、采访年月，放入磁带箱，然后又装上新带芯……这本《叶永烈家庭传记》中，很多文字都是杨惠芬记下的。新书签售会上，叶永烈和杨惠芬一个签名，一个执印盖章，珠联璧合，没有谁是红花，也没有谁是绿叶。夕阳向晚，时光在无声无息地流逝。她老了，他病了，孩子们都在海外，家里只有她和他，晚年更是日日夜夜谁也离不开谁。每当两人走到人多车杂的地方，他总是紧紧拉着她的手。即使终有一天要离开的时候，他还记得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一直不见苍老，依然像少女一般楚楚动听。无论天上地下，永远在他的世界里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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