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澍（1779—1839），安化小淹人，小时候一直随其父陶必铨在岳麓书院读书，后官至两江总督。陶澍任地方官员2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家、理财家、经济改革家。作为重视“经济之学”、关注社会现实的湖湘人士曾国藩，对当时在经世之学和经世事功方面都取得极大成功的本乡大吏陶澍是相当注意的。 曾国藩是唐鉴的弟子，而唐鉴是陶澍的好友，二人共过事，唐对陶称颂有加，并请陶为其父作墓志铭。曾国藩应该从唐鉴处了解到陶澍。 曾国藩注重吸收治世经验，对陶澍的改革方略有相当了解，为两江总督后，对陶澍改革盐务的办法大加赞赏并效法之。他说：“查淮北盐务，自从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三百年不弊。”① 曾国藩的许多思想深受陶澍的影响，下列三点尤为突出： 一、理学经世的完备 清乾隆以后，一些守理学的有识之士对空疏的理学进行改造，他们在宗义理的同时，强调致用，阐扬理学的经世传统，陶澍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一方面“守程朱”，以理学为学问之根底；另一方面，抨击理学末流空谈心性，并把经世之学引入理学中，将经世理论用于改革实践。咸丰年间崛起的曾国藩继承陶澍理学经世思想，并从学理上对这一思想进行阐发，完善了理学经世理论。 受湖湘文化守理学的影响，曾国藩少年时代就对理学产生了兴趣，拜理学大师唐鉴为师后，在唐氏为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思想的启示下，曾国藩研习理学，确立了“一宗宋儒”的思想，“私意以为义理之学为最大，义理明则行有要，经济有门。词章之学亦可以发挥义理者也”。 在守义理的同时，曾国藩也强调经世。他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之外，加上一门“经济”。认为：“为学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政书及当世掌故是也”。曾国藩这里所说的经济，即经世济民之意，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实用学科。曾国藩一生笃行实学，尚实黜虚，“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水利诸大政详求析中”②。 经过曾国藩的发挥，义理与经世在“礼”身上实现了统一。“义理与经济初为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即是说，义理包括经济，经济服从义理。理学为体，经世为用。“大本内植，伟绩外充”③。 二、吏治积弊的整肃 曾国藩洞悉官场积弊，他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④”。对于循私枉法，曾氏也予以无情的揭露：“今天下郡县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强齐之耳任，蚩蚩者自为啄息，怒喜一不顾问。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弃市，豪强者漏网，弱者糜烂，苟以掩耳目而止。” 曾国藩认为，吏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秩序不稳定。“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广东“盗益复猖獗……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他认为，“山东、河南两省不讲吏治，从乱之民日多”。 曾国藩十分重视社会风俗。他对当时日下的世风提出批评：“民之情好声利而恶淡泊，浅者趋死禄仕，深者博文多艺，猎取浮誉，亦足降其好胜之私。”⑤曾氏对于士风败坏尤为痛心：“今世之士，自束发受书，即以干禄为鹄，惴惴焉，恐不媚悦于主司。得矣，又挟其术以钓誉，而徼福禄利无尽境，则干人无穷期。下以此求，上以此应，学者以此学，教者为此教，所从来久矣⑥。” 曾国藩认为官员、绅士在移风易俗中处入关键地位。“风俗之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绅士”。他希望通过绅士的表率作用，“化一方之莠民”，“正气渐伸，奸宄因而敛迹。”他说：“芳草成林，荆棘不锄而自悴；鸾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⑦曾国藩也重视官吏的表率作用：“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已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法者速而且广也⑧。” 三、幕僚人才的重视 陶澍是嘉道时期自觉大规模招集使用幕僚的大吏。大力发现、培养、扶植举荐了大批湖南人才，如他和贺长龄为至交好友，首倡海运，取得了震惊朝野的成功，魏源曾任陶澍幕僚14年，成为举国知名的经世干才，李星源亦曾为陶澍幕僚。以后李成为总督，对陶仍“师事之”。陶澍发现胡林翼幼年聪慧，定为女婿，并曾带在身边读书，着力培养。陶澍路过醴陵，与左宗棠交谈竞夕，结“总督布衣之交”传为千古佳话。黄冕被罢官后，得到陶澍帮助，参与海运，盐务、赈灾，成为经世之才。清史稿说：“陶澍，用人能尽其长，所拨多方面节铖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陶澍招揽人才、重用幕僚，建立盖世功业给曾国藩极大的启示，他网罗各种人才，在其周围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幕僚集团。 曾国藩认为，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败坏，而吏治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缺乏⑨，要改变时局，必须“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⑩。为此，他以招揽人才为急务，强调：“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⑾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曾国藩便设立幕府，广招人才。宣称：“倘有血性男儿号召义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横行中原，然奋怒以卫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⑿ 由于曾国藩礼贤下士，对“博学多才之士尤加礼敬”⒀，并且“官绅并重，江楚并用”⒁，投入曾氏门下者愈来愈多，形成“幕腐宾 尤极一时之盛”的景观⒂。容闳说，“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除军政人才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大精华汇集于此”⒃。薛福成说，曾氏名幕有83人，其中“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22人。“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入旋出，散之四方者”22人，“以宿为客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不费于公者”26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13人，在这些文臣武将、专家学者的帮助下，曾国藩成就了他的功业。 陶澍（1779-1839），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三人先后都任过两江总督，左宗棠的长女孝瑜嫁给陶澍的独子陶恍为妻，即曾宪琪女士的外太婆，曾国藩是曾宪琪女士的祖父曾广钅容（曾纪鸿之子，曾昭楗之父） 的祖父，陶澍是外公（陶榘曾，之女名希庆，即曾宪琪之母）的祖父，三位都是清代显赫重臣，他们都是名门贵族，可以说，后辈的联姻，是陶曾思想的影响，是陶曾思想的完美结合。 注释： ①曾国藩：《截停淮北饷盐设法治理以复旧制折》。 ②《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2。 ③曾国藩：《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 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⑤《曾文正公全集》卷2。 ⑥《曾文正公全集?文集》。 ⑦《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4。 ⑧《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 ⑨《曾国藩奏稿》卷1《应诏陈言疏》。 ⑩《曾国藩书札》卷22《复胡宫保》。 ⑾《曾国藩奏稿》卷1《应诏陈言疏》。 ⑿曾国藩：《讨粤匪檄》。 ⒀⒃容闳：《西学东渐记》。 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 ⒂薛福成：《曾文正公幕府宾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