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我军俘虏了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这些高级将领被俘后，被关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基本都得到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起战犯管理所，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功德林要犯管理所了。之所以称为要犯，就是说，北京功德林关押的这些国军战犯，都是达到一定级别和层级的。并非只要是战犯，就可以到功德林。这个要求是，文官是省长、部长以上级别的；武官是中将级以上的。1956年以后，为了更好地进行集中学习改造，降低了一下标准，文官降到了行政督察专员和厅长级以上。武将，则降到了少将级以上。
北京功德林，早先是北洋时期的建筑，最早原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佛教寺院，清朝改为粥厂，向孤贫者免费发放粥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在功德林创设“京师习艺所”，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监狱。功德林被改建为现代化的“宛平监狱”，占地近百亩。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把功德林更名为“河北第二监狱”。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左翼人士作为政治犯也被关押在这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但尚未接管河北第二监狱。当时，该监狱关押着七、八百名犯人，其中包括数十名政治犯。国民党方面准备在7月底撤出北平前（具体时间为7月28日），将关押在河北第二监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六、七百名犯人全部处置掉。
我党获得情报后，由中共平西游击队袭击功德林，救出了全部被关押人员。因此，后来的政治犯不再被关在功德林，而是被统一关押到北京西安门内的草岚子监狱。
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监狱由国家公安部接管，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
很多著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被关押在这里，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宋希濂、黄维、沈醉等人。
1959年，国庆十周年，开始特赦战犯，这一年被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一共有十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邱行湘、郑庭笈、周振强、卢浚泉、陈长捷、杨伯涛。
能够第一批得到特赦，说明这些人确已改恶从善，成为这些战犯中认真学习、积极改造的典范。比如王耀武、杜聿明、陈长捷等。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容大度，也说明他们愿意改恶从善。
第一批特赦人员中比较让人意外的，可能就是周振强了。不了解近代史的朋友，一定会问：“这个周振强究竟是何许人？感觉名不见经传。”
你别看他名气小，但提到他的经历，可了不得。他是浙江诸暨人。1923年，19岁的周振强奔赴广州，进入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担任了一名卫士。
诸暨和奉化非常近。他和蒋介石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到了广州以后，他和蒋介石很快认识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黄埔军校成立时，孙中山推荐周振强进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
凡是了解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蒋介石选拔人才主要有三个要求：第一是黄埔学生；第二是浙江老乡；第三，对他绝对忠诚。
这三个要求，周振强全部都具备。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很快掌握了国民党核心权力，周振强也迅速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下面我们看看周振强的简历。
周振强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军二期步兵科第二区队长。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五团营长。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周振强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副官。
1935年，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副总队长。
1937年8月，教导总队扩编为三个旅，周振强任副总队长，并兼任第一旅旅长。
同年11月，率部赴上海，参加淞沪抗战。
同年12月，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
1938年初，中央军校教导教导总队改编为陆军第四十六师，周振强任副师长。
1940年6月，周振强调到四川綦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代理教育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振强任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官兼金华城防指挥等职。
从周振强的经历我们还可以看出，不管是于公于私，他都与蒋介石都有扯不清的关系。
1949年5月，周振强被俘，被关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1959年，国家特赦第一批战犯，相比于杜聿明、王耀武等首批得到特赦的人，周振强的名气尽管很小，按理说并没有什么代表性，沈醉在回忆录里就曾经不无嫉妒地说过，周振强被第一批特赦，他有点想不通。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卫士保镖啊。
沈醉讲过这么一件事：周振强曾经枪毙过他手下一个特务，沈醉仗着自己是“中将”，又是军统要员，戴笠身边的红人，打算去找周振强说道说道。他正要出门，就被深知周振强背景的戴笠训斥了一顿。沈醉突然有点恍悟了，别说他，可能就连戴笠都惹不起周振强。
另外，沈醉还透露，周振强此人，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对国民党蒋介石绝对忠诚。他当时其实已经准备投诚了，可惜在半路上阴差阳错被解放军抓到，以为他要逃跑，最后被送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不过，关于周振强被第一批特赦这件事，可能还真与蒋介石有关。介于周振强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他在管理所的积极态度，党中央肯定是做了充分的讨论、权衡利弊得失，再加上征求管理所领导的意见，最终同意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加上他。
周振强特赦后被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平时的工作内容就是撰写回忆录，晚年回到了家乡浙江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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