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中的5个湖北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与会者共计13人。

而在这13人中，有多达5人为湖北人，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而这5人之中，又有3人出自黄冈，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存在200个将军出自同一个故乡了。黄冈不只有密卷。

当然，一大代表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其自己的结局，有些中途遇害，有的中途叛变，最终能和主席一同走向胜利的唯有董必武一人，这些都不免让人嘘唏不已。

第一位：董必武，黄冈市红安县人

董必武，我们习惯称其为董老，1886年出生于黄冈市红安县。红安是中国最有名的将军县，这里面应该有董老的功劳。

董老17岁考上清朝的秀才。但是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董老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先后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斗争。

其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董必武同志开始学习马列主义。他与李汉俊等人讨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的结论。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上海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

一大代表董必武，黄冈红安人

1920年秋，董必武同志与陈潭秋等同志创建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董老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其在武汉还成立有武昌共进中学，林彪曾就读于此学校。

董老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两次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以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为推进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董老是中共一大中唯一与主席走向新中国胜利的人员。革命胜利后，董老出任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与他的过往经历有关，其在1914年留学日本大学时，攻读的就是法律专业。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北主持制定《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支持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

董老还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职务。1975年4月2日，董老在北京病逝。

第二位：陈潭秋，黄冈市黄州区人

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黄冈市黄州区，比董老小10岁。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与董老的共事与交情。

1920年秋，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与董老一起出席一大，也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从下幅图片看，陈潭秋是个大帅哥。

一大代表陈潭秋，黄冈黄州人

1933年初夏，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福建省委书记。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夏，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3年9月，陈潭秋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年仅47岁。

第三位：李汉俊，湖北潜江人

李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市，比董老小四岁，但是却被董老称为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李汉俊几乎可以是与李大钊、陈独秀齐名的人物，成立共产党是他们三个人一起讨论筹划的。一大也是在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的上海寓所里面召开的。其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曾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

1902年，李汉俊在其兄李书城（建国后第一任农业部长）、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先后求学于经纬学堂和晓星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科，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留学生。

一大代表李汉俊，湖北潜江人

留日期间，李汉俊深受河上肇、堺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放弃了较为喜欢的数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末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法租界渔阳里，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 。

1919年春，董必武由鄂赴沪，与张国恩同住渔阳里路南，结识了李汉俊。后者向董老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黎明》、《改造》、《新潮》等书籍作品。董老阅后“深以为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才称李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

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

1922年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分歧回到武昌，从事教学工作。1923年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遭杀害。

这个胡宗铎是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人，是林彪的成名作“耒阳战役”中的背景板，即林彪用一个连打败一个师，这个师就是胡宗铎下面的部队，那个师长叫邝继勋。时间发生在1928年2月份，即朱总司令率林彪等上井冈山前不久。

第四位：包惠僧，湖北黄冈市人

包惠僧，1894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市，其是受陈独秀委派参与中共一大的。但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脱党，一直留在国民党中做事，直到1949年才又归来，最终任国务院参事工作。

1919年，包惠僧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应该就是在北大期间与陈独秀相识的。

一大代表包惠僧，湖北黄冈人

1920年，包惠僧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

1925年，包惠僧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笔者注：1924年是周恩来担任此职务）、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笔者注：第1师党代表是周恩来），第22师党代表。参加讨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等战役。

1927年包惠僧受周恩来指示参加南昌起义，后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此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做事。

1936年至1948年，包惠僧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

1949年11月，包惠僧从澳门回到北京。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

第五位：刘仁静，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人

刘仁静，1902年，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年仅19岁。但是刘仁静的人生航船一度因托派问题偏离了航向，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道路上，充满风风雨雨、艰辛和曲折。

刘仁静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火烧赵家楼时带头爬窗入曹宅为群众开门的学生之一。

1917年暑假，刘仁静结识了就读于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当时恽代英成立了互助社，刘仁静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活动。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1919年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并火烧赵家楼。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并转入哲学系学习。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大代表刘仁静，孝感应城人

1921年7月，中国一大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

1922年1月15日，刘仁静创办革命刊物《先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2年11月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并且由于陈独秀不会英语，因此，由刘仁静代为在大会上发言。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同时在那里学习的还有蔡和森、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等。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

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他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作任何请示，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

刘仁静和托洛茨基分别时，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但无疾而终，其顽固坚持托派思想。于是被开除党籍。

大约在1931年，刘仁静把国内几个托派组织到一起，但由于其总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自居，引起陈独秀不满遭排挤。其后又投靠了国民党当局。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全国解放以后，刘仁静来到北京，然后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

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正好体现了其1951年在人民日报上申明所说的，““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是的，刘仁静，刘仁静，共产党对其真的算是仁义至尽的。

结束语

以上就是一大代表中所有湖北籍的代表，其中有杰出的董老、陈潭秋、李汉俊等人，也有误入歧途的包惠僧和刘仁静。但是共产党是具有包容性的政党，所以最终也给包惠僧和刘仁静以最大的宽容，重新接纳了他们，让他们重新发挥了其光和热。

应该说，这些革命先驱都是伟大的，是他们一起为我们创造了这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