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县委以上各级党政要员共计7118人参加了会议，因此也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大力发展各地经济。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二书记的曾希圣也参加了会议。然而在大会上，他却因为在安徽搞“责任田”的事情，受到了多位中央领导和地方代表的批判。他不仅被撤销了省委书记的职务，还有人叫嚣着要杀他的头，以儆效尤。
危难关头，毛主席出来说话了，他告诉大家：“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杀头之事，不要再提了。”
正是毛主席这番话，将曾希圣保了下来。那么，曾希圣对长征有何贡献？为什么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呢？
1904年，曾希圣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家境殷实，从小在祖父开办的私塾读书，尤其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题材，极具正义感。
童年的曾希圣，做过一件让父亲无比愤怒的事情。他上高小那年，父亲让他去佃户家里收租。可那年收成普遍不好，他私下减免了佃户的粮租，那些家庭实在困难的，他干脆一粒粮也不收。
曾希圣这段故事，与毛主席小时候的经历十分相似。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善于经营的小生意人，家里买了不少地，除了自家耕种，其他的都租了出去。某年年底，毛主席被父亲派去收租，到地方一看，这几家佃户都很穷，余粮不多，一旦交租，年都过不好了。
毛主席最同情穷人，不仅不收租，还给了佃户粮食。回家后，父亲问他：“粮食呢？欠条呢？”
毛主席回答：“粮食没收到，欠条被我烧了。”
毛顺生很生气，把儿子痛骂了一顿，从此再也不让他收租了。
曾希圣第一次和毛主席产生交集，是在1922年，他就读于湖南省立三师期间。在三师一间简陋的教室里，毛主席意气风发地站在台上讲演马列主义，曾希圣坐在台下仔细聆听，受益匪浅。可以说，毛主席就是他奔向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1924年，曾希圣考入黄埔四期，和林彪是同学。大革命失败后，曾希圣来到上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31年顾顺章叛变，曾希圣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侦查科科长。在此期间，他创建了中央军委情报二局，成为我军无线电情报的创始人。
创建军委二局之初，由于缺乏无线电台，曾希圣的情报工作屡屡受挫。1932年，红三军团强攻赣州，由于敌人使用了“展密”。，导致军委二局的侦听几乎失聪，国军突然多出几个团来，红军损失惨重。军团长彭德怀气急败坏，质问曾希圣：“谁说敌人只有两个团！”
此战过后，曾希圣总结经验教训，破译了敌人的“展密”，终于扬眉吐气，接连破译了多次重大军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破译了敌人352本密码。只是由于敌人百万大军“围剿”，再加上红军高层指挥失利，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
在长征途中，二局作为中央红军唯一的情报来源，屡屡立下奇功，拯救红军于水火之中。
二局战友
1935年1月，二局破译国军和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情报，意识到遵义守卫空虚。根据这封情报，红军立即抢占遵义，为遵义会议的举行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局立下大功。
然而在土城战役中，曾希圣领导的二局又遇到了麻烦。二局侦听的川军密码，敌人使用的是最复杂的自编密码。二局侦听到的情报，每封只能破译一个字。直到红三、五军团于敌人在青杠坡展开激战，才得知敌人不是四个团，足足有九个团，被迫撤出战斗。
另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当时，毛主席指挥红军将士在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包围圈中闪赚腾挪，敌人用尽办法也无法确定红军的行踪，靠的就是二局的情报。敌人百思不得其解，感叹道：“共军真是神乎其神，我们接到作战任务，刚走到半路，他们就知道了。”
1935年3月，红军强渡乌江，敌人南北夹击，稍有不慎就会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危急关头，曾希圣想出一条妙计：冒充蒋介石的口吻，给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部发假情报，要求他们星夜兼程，加速向西追赶红军。
当时蒋介石坐镇贵阳，经常越级调动部队，曾希圣就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将国军主力骗了过去，红军顺利渡江。
长征结束后，各位中央领导人都给予曾希圣和二局极高评价。毛主席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就像夜路上有了灯。”
刘伯承也附和说：“我们跟国民党打仗，就像玻璃杯里押宝，押对的一方胜利，曾希圣就是那个搞玻璃杯的。”
1940年，曾希圣曾短暂前往重庆主持情报工作。身份暴露后，他被派往皖南新四军军部，不久后被任命为第七师政委。从这时开始，曾希圣和安徽结下了不解之缘。
曾希圣刚到任时，皖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百姓缺衣少食，根本不可能支援新四军发展。但曾希圣脑筋赚得很快，他深入基层，发起减租减息运动，短短一年时间就把第七师壮大到4000余人，富甲全军。
1947年，第七师番号撤销，账面上的资金折合成黄金，竟高达50万两之多。
1949年，曾希圣出任皖北地区党委书记，兼任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淮河泛滥成灾，沿岸十数万百姓流离失所。曾希圣体恤民情，立即给中央发电，请求抢险救灾，治理淮河。
毛主席看完电报后流泪不止，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曾希圣先后动员上千万群众，修筑堤坝、兴建水库，建成了佛子岭水库等重点工程，一举解决淮河水患。
1952年，皖南皖北合并，安徽省成立，曾希圣当选第一任省委第一书记，主政安徽长达10年之久。
安徽成立之初，除了农业，哪个方面都非常落后。为了改变现状，曾希圣决定大搞工业生产，他上任仅两年，就为安徽引进了煤、电、机械工业等100多家工厂企业，为安徽的全方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不仅如此，曾希圣还紧抓农业生产。1955年，安徽全境粮食丰收，比1953年增产两百多万吨。
主政安徽期间，曾希圣一心为民，脚踏实地，但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
1958年，全国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大受影响，饥殍遍野，有些地方却不合时宜地大炼钢铁，一心追求工业发展。
曾希圣不认同这种做法，向组织提出：“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往哪里浇。”结果被批评了一顿。
眼看灾民越来越多，1961年，曾希圣又在安徽合肥开展了“责任田”试验，大获成功。为了全面推动“责任田”制，他去广州开会时特意向毛主席做汇报。毛主席回答得很干脆：“你们试验嘛！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搞坏了大不了做检讨。”
曾希圣顺势而为，在安徽大搞责任田，极大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热情，就称为“救命田”。
1961年12月，毛主席到苏州视察时，特意把曾希圣叫过来，询问责任田的情况。毛主席了解后，用商量的语气说道：“既然生产恢复了，能不能把这个变回来？”
或许没有完全理解毛主席的用意，曾希圣回答说：“百姓刚尝到一点甜头，建议再搞一段时间。”
结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的做法遭到多位中央领导人的反对，被免去了安徽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的职务。
有些人还不打算放过他，建议开除党籍，杀头问罪。危急时刻，是毛主席出面定下基调：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杀头之事，不要再提了。
就这样，曾希圣保留了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务，调离安徽，赋闲在上海，失去了实权。
1965年，得知曾希圣处境困难，毛主席又在会议上说：“没有他的工作，长征之路必定困难重重，做人不能忘本。”
特殊十年开始后，曾希圣也受到冲击，毛主席得知后，指示周恩来出面，把他接到北京京西宾馆，保护了起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曾希圣听说国内情报工作困难重重，特地让女儿买来资料，让清华大学的计算机老师给他上课，为我军的情报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汗。
1968年7月15日，曾希圣在北京病逝。
十年之后，他的“罪名”得以昭雪，而他当年推出的“责任田”制开始大力推行，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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