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3日下午，延安发生了雷电事故，正在边区政府小礼堂开会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击身亡。不久，延安市场沟的集市上，一位赶集的农民当着人群扯开嗓子大叫：“击死个县长有啥了不起？让雷打死毛泽东才好哩！”
这事被迅速报告到了毛泽东那儿。他心头一震，“啪”的一声把笔扔到了桌子上，站起身，在窑洞里来回踱步。让雷打死毛泽东？为什么？有果必有因，这因是什么呢？一连串的疑问从心头升起。他决定先弄清到底是为了什么，老百姓要说这样的话。
结果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这一年向农民征收的20万石救国公粮，数目过大，群众负担太重，牢骚不满颇多。恰好雷电又打死了那位农民的一头驴，他便借机在闹市上发泄胸中的怨气。
那么，群众的负担究竟重到了什么程度呢？这需要调查。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受命组成了一个6人考察团，一头扎进了固临县的乡村。2个月后，一摞厚厚的《固临调查》材料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读完了材料，毛泽东心头沉甸甸的：1938年，1万石；1939年，5万石；1940年，9万石；1941年，20万石。这些征收公粮的数字一直在他大脑中曳荡；还有羊毛税、教育费、公盐代金、出公差等。他似乎看见了颗粒无收的田野，看见了衣衫褴褛的群众，看到了正啼饥号寒的百姓，也看到了地方干部的满脸愁容……毛泽东心情沉重了。人民的承受力毕竟有限，何况这还是块极不富裕
的土地？我们闹革命是为了什么？无论如何不能亏待和辜负人民啊！要采取措施，绝不能让陕北人民再受苦。很快，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研究决定，当年减征公粮4万石。随之，军民大生产的自救运动也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的名字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名字一样，都工工整整地列在了中央机关人员生产计划的名单里。毛泽东当起了老农，他要开荒种菜了。在杨家岭住地下面的山脚处，有一块近一亩的硬板板的荒地。工作之余，毛泽东扛着镢头挖地，垒水坝，然后栽上辣椒、西红柿，种上土豆、南瓜等。一有机会，他就向老乡请教，再一丝不苟去实践，浇水、施肥、锄草，一畦畦青菜长得绿油油、水汪汪。收获的时候，他细心地摘下菜，整齐地放在筐里，亲自背到机关食堂交给管理员，还忘不了问一声：交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按中央机关规定，每人每年的蔬菜任务是360斤，毛泽东则年年超额完成。
1939年杨志孝娶亲的那一天，曾一时轰动了杨家岭。杨志孝家穷，结婚连花轿也没有。边区正在提倡妇女解放，可乡下婆姨总得在百年大喜中风光排场一回啊！因此，女方坚持要坐花轿，没有花轿休想拜堂。满屋的人火烧火燎的，想不出好的办法。这事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先替女家圆场，缓解了紧张的气氛。但花轿却一时找不到，花钱去雇也来不及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和工作人员耳语了几句。一会儿，那工作人员抬来了中央办公厅的一张方桌，四脚朝天一放，桌腿上绑两根椽子，四周用红布围了一圈，一个漂亮的花轿就有了。毛泽东还不放心，又让那工作人员坐进去试了试。嗯，不错！这才哈哈笑道：“这样就好了嘛！这也是新事新办嘛！”
有了花轿，新娘子高高兴兴地穿红戴绿了。可当她听说这花轿是毛主席让人搭的时，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把新衣都弄湿了。
质朴憨厚的陕北人无比热爱毛泽东，于是，选择了一种古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激和爱戴之情。他们挑选了最上等的木料，由最出色的木工和油漆匠合做了一面大匾，红底金字，上书四个大字—“人民救星”。1946年的元宵节，延安人民敲锣打鼓给毛泽东送去了金匾。陕北人充满激情地唱起了民歌。曲调虽仍是旧的，仍像过去的那样悠扬动听，但歌词却变了，换成了直抒胸臆的新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那面大匾上的金字至今仍闪闪发光，那首新词的民歌后来唱遍了全中国。因为，它不仅倾注了边区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爱戴，而且揭示了只有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这一伟大真理。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政府史话》/刘东社，刘全娥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