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我从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调任天津警备司令。主要任务是在三四个月内改建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在津征抽壮丁组建警备旅。到了9月，济南失守，11月初沈阳陷落，东北全境落入共产党手中。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南方解放军北上，还是东北解放军南下，联合华北解放军，都可形成对傅作义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守军的绝对优势，华北局势已经危如累卵。但当时我们自负“不弱”，还想以逸待劳，发挥“优势”，争取胜利，完全没想到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11月6日，淮海会战开始，蒋介石为保淮海免蹈辽沈覆辙，想放弃天津，遂将华北交给他并不很信任的傅作义。傅作义趁此机会讨价还价，扩张自己的势力，取得了华北的各项大权。蒋介石为了进行笼络，还同意傅直接接受美援，并答应组成渤海舰队，以支援塘沽，保持出海口。傅作义见利忘危，表示要“依托美援保持津、沽”，独力支撑华北。我当时亦为傅系争得的利益高兴。
可惜，从这时开始，我们便步步失着。
头一个没想到——80万神兵从天而降
确定坚踞平津，主力保持出海口的策略后，我曾向傅作义进言，最可顾虑的是东北解放军入关南下，弄不好就会形成关外关门打狗，关里瓮中捉鳖。但我们又估计，东北解放军大战后要休整部队、消化辽沈之役的战果，非半年之后不能再做大举。另外，此时隆冬严寒，不宜长途跋涉，按常规怎么也要等到明春化冻后再入关，而且部队不会超过50万。所以，傅作义决定放弃张家口，把主力转移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近海方面来，准备明年夏季与东北解放军决战，万一战事不利，还可利用出海口向江南转移部队，保存实力。
可是，谁知淮海蒋军竟然那么快就开始失利，使平津得到南援完全无望，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更没想到东北解放军攻克沈阳不及半月便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长驱入关，而且人数竟然有80多万。12月2日夜，我和副司令秋宗鼎突然接到傅作义总部参谋长李世杰的电话，告曰：“空军情报，解放军一大纵队——很大的，已到宝坻（县），正向天津方面行动。傅传令叫你紧急布防。”
真是神兵天降！事前怎么一点儿情报也没有！我们是按照他们明年春天来做的部署，现在？……
我马上问：“用什么部队布防？”因为在我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傅作义为解张家口之急，已将天津附近驻军抽调一空。我手里只有一个残师和强征街道居民新编的警备旅，这些兵连枪都还不会操！
“急抓吧！我从南口把六十二军用火车给你急运去。”参谋长给了我回答。看来，除了“镇定”之外，实在也别无他法可想了。
第二个没想到——毛泽东挥兵张家口、新保安
本来蒋、傅已下定决心将平津主力东移。傅的总部准备迁到天津市图书馆，连通讯设备都已安装好了。张家口的傅系私家当（如小兵工厂和一些经济组织）和傅系军政眷属也开始向天津转移。下一步就准备将傅氏嫡系、新组编的三十五军及新三军、新四军移驻津、沽、唐地区。但是东北解放军来得太快，太出意料之外，傅的总部和三十五军都未及行动。
更出乎意料的是解放军直奔张家口、新保安而来，围三十五军而不打。这真是一着高棋。毛泽东大概早把这些军阀研究透了，深知非蒋氏嫡系的傅作义看得最重的不是平津的得失，而是他的实力，只有实力才能决定他在蒋介石面前的分量。三十五军已被全歼过一次，不能再损，傅作义一定会拼命解救三十五军。果然，他放弃了主力东移的计划，命令三十五军向西突围，又令新三军、新四军也推向怀来以西，连已部署停当的九十二军、六十二军也调到南口、怀来方向。为掩人耳目，糊弄蒋介石，傅自诩这是“稳步东移”、“权宜灵活”之计。
结果，新三军、新四军也和三十五军一样，均落入解放军环围之中，傅作义白白丧失了十多万“得力”部队，再无机动兵力了；塘沽、天津也被暴露出来，处于解放军的直接攻围之下。
第三个没想到——天津“固阵”被迅速突破
我接任天津警备司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天津的城防工事改建为设堡的强固阵地。对于这个任务，我完成得非常认真。1948年9月，蒋介石去沈阳、葫芦岛指挥辽沈会战时，两度过津，检查天津的城防。对于我到任后主持修建的隐密低碉堡群、工事及工事外大而深的壕沟及铁丝网组成的三线纵深设堡阵地，他点头表示首肯。直到解放军兵临城下，我仍认为，非经过很长时间筑起攻城工事，步步逼近，非付出极大代价，要攻破90华里长的三线纵深设堡阵地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以强攻急袭摧毁之。我的困难只是兵力不足。最使人头痛的是从东北溃散入关的游勇，到处骚动扰乱，人数达五六万，比我的作战部队还多，不但不可能收编，还得拨粮饷养活他们，派部队监视他们，否则对部队士气影响极大。这可能也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谈吧。
凭恃着强固设堡阵地，我曾向官兵宣达：“这样坚强的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总司令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多少倍。涿州防守三个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们现在在傅总司令的领导下，也必能坚持胜利！”这些话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和骄矜的情绪。不料12月20日，解放军同天津外围守军一接触，我的信心就去了一半。他们一夜就攻占了河北区一个保安团据守的“灰堆”据点。在河东区，他们用一昼夜攻占了极为坚固的“东局子”营房据点，一个大团被消灭干净，只逃回来一个营长，还是半死的——被解放军的爆破筒震成哑巴，不能说话了。这人用笔写出解放军攻击、穿插、爆破的大略经过，结果使本来就疲软的八十五军闻之丧胆。
总算坚持了十天，到年底，天津外围守军被解放军全部扫荡干净。至1949年1月10日，解放军的攻围部署已告完毕，炮战更加激烈。我明白，大势已去，剩下的只有一件事了——等着解放军发起总攻。
最后关头仍不能同心同德
1月11日，我接到解放军经由民妇转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限12日晚答复。通牒说：如不放下武器，解放军将于13日全线攻城。我不敢怠慢，当日晚即约市长杜建时、副司令秋宗鼎、军长刘云翰、林伟俦会商。开始各怀鬼胎，十目相视，默然无语。我只好拿出通牒来，他们四人也都拿出通牒来，这才张口说话。既然都在会前收得通牒，大概都有所考虑，但刘是蒋介石嫡系，他一言不发，杜、秋、林似有所欲言，但又慑于特务监视，吞吞吐吐不敢畅谈。
我知道几个人私下可能都有想法，林伟俦就常常问秋宗鼎：“怎么办？怎么办？”却从不敢道出衷情。在这最后关头若能开诚相见，或许会找出新生之路。但是蒋军中特务太多了，搞得谁也不敢相信谁。蒋介石在各军和军事机关都设置了从“侍从室”直接派出的视察官，参与一切军务军机，随时向蒋通报。派来天津的视察官叫程子践，作战中每晚向蒋汇报情况，我们同他来往都非常谨慎，他也从不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在他背后，还有捏着密码本的“报务员”在监视着。这种特务恐怖确实慑服了许多部队长。
出于这种心理，大家都只说愿意同解放军谈判，谁也不敢带头说“可以放下武器”。于是秋宗鼎起草复函，大意是：可以和谈，请解放军派负责人进城谈判，但放下武器有困难。函由杜建时找了两个回族参议员送出城去。
以上磋商复函经过，我立即禀报傅作义。李世杰回电，还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顽抗的必然结果——我当了俘虏
我本来可以不当俘虏的。逃跑和起义这两条路都向我敞开着，但我却选择了顽抗到底的路。
还是1948年12月2日发现东北解放军进逼平津后，傅作义即决定将平、津、沽分为北平防守区、天津防守区、塘沽防守区分区防守。蒋介石得知后，马上派副总参谋长李及兰和参军罗泽闿持其亲笔信来津。信是致平、津、沽军以上人员的，要我们保持团结，并要刘云翰、林伟俦两军长服从我指挥。同时传达蒋的口谕：津、沽两区兵单，应并为一区，可以放弃天津，以固守出海口为主。显然，蒋介石的信和口谕都是一个目的，稳住我，叫我听他的，保持出海口，以便我们打了败仗的时候能逃出去，保存实力。我集合刘、林两军长到杜建时处同李、罗商议，六人一致认为放弃天津，保住出海口的意旨是正确的，但津、沽间交通已被解放军截断，刘、林二人对率部突围面有难色，怕遭到廖耀湘在东北大凌河转进时全军覆没的命运。当时天津的“东局子”机场还在我们控制之下，城内跑马场又开辟了一个小机场，我如离开天津去塘沽完全可以卸责，也确实走得了。当夜几次电话请示傅作义，他都表示“待考虑考虑”，没有明确指示。这个不指示等于指示，叫我不要执行蒋介石的旨意，不要走。我当时一心要对傅负责，于是，为了避免陷北平于孤立，也为避免部队在转移中被消灭，我决定坚守天津，不率部突围，也不只身出逃。
之后，天津被围，我知道没戏了，从来孤守要塞，没有不终于陷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政治洽商”，即谈判放下武器。之所以犹作困兽之斗，实出军阀派系观念，认为平、津二体，要由傅作义统一解决，否则会影响华北“政治”。我一直瞩望傅作义会适时寻找政治解决的途径，希望我的坚守可以为他向解放军“要价”提供基础。当傅召邓宝珊到北平时，我以为他是想通过邓宝珊同解放军谈判。后来情况紧急以至接到解放军最后通牒时，李世杰所传傅的指示一直是“坚守就有办法”，我均理解为这是大有深意的命令，他已为我们筹划好一切了。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工业会理事长李烛尘频来询问局势，我也反复向他们说要听傅主持，说邓宝珊到平说明傅已在同共军谈判，并慰之平、津一体，傅不会置津于不顾，还让他们派有关代表飞平向傅请愿，遗憾的是傅始终没有答复。
1月11日，解放军发出最后通牒。
1月13日拂晓，解放军发起进攻。
1月14日，天津城防主阵地被突破。到夜里，巷战激烈。我们已抽不出可应付的部队，只好召集杜、刘、林作最后的会商。大家都认为打不下去了，决定各前线径自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说彻底点，就是投降。
15日晨7时许，傅作义在无线电上听到解放军“突入天津市”的消息，向我急通无线电话。这是天津被围以来他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和我通话。我向他汇报了城破情况和我们夜里会商经过。傅作义终于口吐真言：“可以接洽和平吧！”但这时，一个解放军的副营长和几个战士已经站在我的身后了。我成了俘虏。
当俘虏以后很长时间里，我认为自己太倒霉了，要是早点去塘沽，要是单独宣布起义……命运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呢？似乎一念之差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我苦苦地想了几年，总算明白了：蒋军的失败是必然的，我个人的命运也包含在其中。无论逃脱、被俘还是起义，作为一个国民党军人，我的事业是永远地失败了。假如我不能开始新的生活，那就只能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感谢解放军使我走上自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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