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春梅
贺晋年,1910年出生于陕西省子长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率部参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开辟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长、旅长兼分区司令员,参加过固守黄河防线、反国民党顽固派磨擦滋扰斗争和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亲笔为他写下“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奖状。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等职,创建我军第一支骑兵纵队,率部参加东北夏季攻势、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解放江南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兼任防空、卫戍、装甲兵部队司令员和中朝联合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等职。1955年,因被诬陷为高岗、饶漱石余党,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他,仅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全军唯一一个副兵团级的少将。
贺晋年除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战功卓著外,对剿灭东北土匪“四大旗杆”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三江(合江、松江和松花江三省)平原上的剿匪传奇人物。
活捉谢文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土匪为全国最猖獗的,合江土匪又为东北之“冠”。合江土匪中,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这4支顽匪势力最大,号称“四大旗杆”。这4支匪帮均以伪满官吏、宪兵、伪军、特务为骨干组成,同时和国民党有着直接联系,受其委任,因而又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土匪。最多时,拥有匪兵2万余众。
1946年8月,贺晋年被任命为合江军区司令员。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集会庆祝抗战胜利1周年。当对7名罪犯进行宣判时,躲在暗处的土匪向主席台射击,贺晋年的警卫员当场中弹牺牲,会场大乱,不少人被踩死、踩伤。3天后,土匪又血洗萝北、依兰县城,萝北县长等20多人被拉到郊区集体枪杀。
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消灭欺压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嚣张至极的土匪,贺晋年从三五九旅调了一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成立合江剿匪总指挥部,亲任总指挥。至10月初,合江各股土匪主力,在贺晋年的连续打击下,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后,窜入深山老林,企图长期潜伏,等待国民党军援助东山再起。为彻底清剿苟延残喘的顽匪,拔掉“四大旗杆”,贺晋年决定先打掉群众最为痛恨的匪首谢文东。
谢文东,原名谢文翰,曾任民众救国军总司令、东北反日联合军军事委员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军长。1939年3月,投降日军,曾赴日本东京接受天皇裕仁的召见,从此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抗战胜利后,谢文东竖起国民党旗帜,在勃利、桦南等地拉拢1500多人组建十几个团,成立第五战区中央先遣军第三军,被国民党委任为军长。1945年11月中旬,国民党特派员武康拉拢谢文东,谢文东队伍改编为国民党“东北第十五集团军第一先遣军”,谢任上将总司令。此后该部经常流窜于勃利、依兰、林口、鸡宁(西)等县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破坏解放区后方根据地。
由于土匪到处都有眼线,而剿匪部队动静大,以至于剿匪部队还没有到,土匪便嗅到风声,跑得无影无踪。有鉴于此,贺晋年提出了“小分队进剿”的策略,指挥剿匪部队灵活机动地采取“楔子”“钉子”“锥子”战术,划为6个片区,每个片区插上一个营的“楔子”;每个片区在土匪经常出没的路口,派小分队驻扎下来,钉上“钉子”,形成首尾呼应的长蛇阵,并在牡丹江各渡口派重兵把守;再派若干精悍小分队像“锥子”一样分路扎进,横“扎”直“锥”,发现土匪,立即出击。很快使得各路股匪给养被切断,路口被堵死。期间,贺晋年常常和战士一起,怀揣大饼、咸菜追踪土匪踪迹,有时一追就是几天几夜。
贺晋年获悉谢文东之所以能在深山里苟延残喘,很大程度是依赖其密营和粮食储备,于是要求小分队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查找土匪的藏身窝点和粮食藏匿点,查到一处捣毁一处。使得土匪很快既没了窝又没了粮,面对剿匪部队只好纷纷举手投降。很快,谢文东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贺晋年判断谢文东为了活命和东山再起,一定会企图窜到牡丹江逃往长春,便派出小分队装扮成土匪,在牡丹江各渡口蹲守。
关于抓捕谢文东,其中还发生了一段有意思的事。当时,为了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战争的艰苦和危险,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徐肖冰,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九旅剿匪部队一路颠簸来到了东北的深山老林,准备拍摄一部名字叫做《活捉谢文东》的电影纪录片。谢文东作为东北土匪之王,狡猾异常,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想捉住他无异于大海捞针,但巧的是,摄像机竟真的记录下了抓捕的全过程。
1946年11月20日中午,追踪谢文东的战士在四道河子至五虎咀子之间的小山神庙附近发现了可疑脚印。由于当时冰封雪裹,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老百姓这时绝不可能到山里来,大家当即断定一定是土匪留下的,部队随即分散搜索。为了拍摄到真实的追踪情况,徐肖冰此刻也扛着摄影机跟随一个剿匪战斗小队在林海中搜索土匪的踪迹。不久,在一个小山神庙,战士看见两个携带武器、衣衫褴褛的人挤在一起取暖,其中一个胖子正跪在地上喃喃祈祷:“求神灵保佑,保佑我们摆脱苦难,将来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战士遂立即喝令他们举手缴械。可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向战士开枪射击。一阵枪战后,那个胖子以一棵大树为依托,继续顽抗。战士包抄了过去。徐肖冰将摄影机架好后,对准胖土匪打开机器。正靠着树射击、没见过摄影机的胖土匪,突见一个大口径“武器”瞄准了自己,吓得不由自主地冲着摄影机举起了双手。战士上前一看,此人正是土匪头子谢文东,而这一幕就恰好被完完全全摄入了镜头。
活捉谢文东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致电嘉奖全体指战员:“此次刁翎剿匪战斗,肃清了民族叛徒谢文东股匪,并生俘匪首谢文东,为人民除害,巩固了解放区后方的治安,特电嘉奖。”
12月3日,贺晋年在勃利县政府门前组织召开公审大会审判谢文东。会后,谢文东被处决。
智拿李华堂
李华堂,在东北沦陷后曾拉起一支抗日队伍,并响应中共建立抗日联军的号召,加入以赵尚志为总司令的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任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1939年2月,李华堂投降日本关东军,对国家、抗日军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45年,李华堂与悍匪木兰、东兴、方正、通河、延寿五县联防军中将司令高铭三结为把兄弟,将势力从牡丹江流域扩大到松花江两岸。接着,又被国民党任命为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与东北人民自治军为敌。
李华堂在三道岗一役遭到贺晋年的沉重打击后,决定保住通河。北满军区参谋长李天佑亲自拟定攻打通河的作战计划。决定在西线由野战部队主力打木兰,下通河;在南线由松江军区打方正、攻通河;在东线由贺晋年指挥合江军区占清河至祥顺地区,堵截李华堂的退路。
清河南临松花江,北部是大山,是通河县的一个大镇。贺晋年料定战斗一打响,李华堂一定会向山区突围,因而在镇北安排了一个营,凭借一段沟塄子用轻重机枪阻击敌人。又命一个连封锁路口和江面,防止土匪沿路、沿江向祥顺屯逃窜。
正面剿匪部队由东面向清河镇内悄悄渗透。土匪虽然设置了警戒哨,但面对剿匪部队的突然攻击却猝不及防,仅30分钟便被打死80多人,俘200多人。第十九团将祥顺山屯包围后,发现土匪没设岗哨,便以班为战斗单位,交替掩护,悄悄摸进屯里,迅速分散到各家各户,堵住房屋出口,逐户进行搜查,生俘匪兵120多人。匪军虽然戒备较严,但在剿匪部队强攻下,纷纷向西逃窜,最终被全歼。李华堂只好率领残部躲回老巢负隅顽抗。
针对李华堂狡猾多变的特点,贺晋年采取了“敌变我变,先变制敌”的方针,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充分发挥策反工作的作用,在投诚人员中,安排情报员,留在匪部为我工作。由此使得李华堂陷于被动,处处受制。不仅使得匪一旅三团四连连长王殿元、匪上校副官长赵长辰、匪旅长李风舞等率部300多人投降,还相继俘虏匪军参谋处长张文生、匪炮兵团长叶祥及李华堂之子李风桐等团以上匪徒10多人。
奸诈狡猾的李华堂,为了缩小目标,活动方便,把匪徒们分成若干股,各自行动。自己身边只留下几十人的骑兵队,以闪电战术,突然窜出山烧杀抢劫,旋即又窜到别处。贺晋年充分发挥骑兵团的作用,盯住匪踪,穷追猛打。匪徒整天忙于奔命,无暇喘息。李华堂从三道通逃到土城子时,无奈地对部下说:“你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先保住性命再说,否则,大家都会完蛋。”于是匪团长王德平等6人各自投亲而去。
1946年12月12日,李华堂率剩余18人向大盘道逃窜途中,与剿匪部队通讯连遭遇。李华堂扔下匪众,单枪匹马窜入山林后,被三五九旅八团一名排长用手榴弹炸伤,大家一拥而上,把李华堂捆起来押到马桥屯。
在马桥屯,战士将李华堂绑在马车上,准备送往刁翎。途中,因马受惊,马车翻到岭下,李华堂当场身亡。
生擒张雨新
1946年11月下旬的一天,贺晋年在三道通剿匪指挥部审讯俘虏时,发现了大土匪张雨新的副官。在贺晋年的追问下,副官一边哆嗦地说出张雨新躲藏在暴马川河沟里,一边表示愿意带路立功赎罪。
张雨新,外号“张黑子”,曾在东北军的一个团里当过副官,驻防在依兰、勃利等地。日军占领东北后,张雨新投靠日军并接受日本特务训练,成为日军侦探。为了掩盖张雨新的特务活动,日军在刁翎镇专门给他开了一家叫“玉泉涌”的烧酒作坊,并以大掌柜的身份作掩护,专门收集抗联部队情报和捉拿抗联战士。日本投降后,张雨新被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司令何柱国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先遣军中将总指挥。随即,张雨新通过欺骗、拉拢和策反等手段,很快组建十几个团,攻占勃利县城,下令土匪烧杀抢掠。张雨新甚至带领400多名土匪,摸进刁翎镇的我军驻地,突袭独立团部,将留守在团部的官兵全部杀害。
当剿匪部队得知张雨新在勃利一带出没后,贺晋年命令迅速出兵给予围歼。混战中,张雨新带着副官逃往通沟一带的深山密林。张雨新逃到深山里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并不知道谢文东、李华堂已被抓获,为获取消息,便派副官下山打探情况,其副官被紧追不舍的剿匪小分队生擒。
1946年12月,贺晋年派出三五九旅八团排长刘书颜率领剿匪小分队,化装成土匪,带上苞米面饼子,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踏着没膝的积雪,在张雨新副官的带领下,前往深山老林追剿张雨新。可当走了70多公里,找到张雨新藏身的窝棚时,张雨新又早已闻风逃跑。地面炭灰的余热,表明人刚离开不久,副官说出张雨新可能去了李廷西南沟的窝棚。
刘书颜等继续追击30多公里,发现一个窝棚的烟筒冒着白烟,且走出十几个匪徒。由于刘书颜等都是土匪打扮,匪徒没有在意。刘书颜等走近跟前,一拥而上,结果了十几个匪徒。等张雨新出来,见大势已去,只好乖乖束手被擒。刘书颜在窝棚里搜出了电台、文件以及委任状等。
1946年12月15日,上万名群众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在刁翎参加公审大土匪张雨新的大会。公审大会结束后,张雨新被执行枪决。
搜捕孙荣久
至1946年底,土匪“四大旗杆”中只剩孙荣久这条漏网之鱼,率残部逃匿在深山老林中。
孙荣久,又名孙访友,17岁当土匪,“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日本投降后,拉起队伍自立为头目。1945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组建三江人民自治军,孙荣久的伯父孙静宇任司令员。孙静宇想借孙荣久之力收编地方残匪和武装,委任孙荣久为三江人民自治军独立团团长、三江人民自治军勃利卫戍司令员以及勃利、宝清、林口、密山等县收编司令员。不久,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先遣军司令张雨新委任孙荣久为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第一先遣军军长,并给其手下的头目委以团长、营长等各种官衔。孙荣久觉得投靠国民党中央军可以升官发财,即于1945年12月12日在勃利叛变,杀害中共干部多人,制造了“双十二事件”。
在贺晋年的进剿下,孙荣久因伤亡惨重,逃出勃利县城后,虽然只剩下千余人,但还有一定实力,骑的是洋马,用的是德国造二十响快枪,挎的是东洋战刀,人人穿皮衣、皮帽、皮靴,经常在冰天雪地里出没,干着烧杀抢掠的勾当。
剿匪部队派出一支由10人组成的工作队、110人的县独立团小分队、三五九旅的一个骑兵连进驻孙荣久的老巢罗泉河、青龙山一带时,孙荣久决定吃掉这支打进他心脏的队伍。但他发起的3次冲锋,都被击退。随着剿匪增援部队的到来,孙荣久虽然侥幸逃脱,但元气大伤,只剩下300多人,残匪内部也开始动摇。为了稳定人心,孙荣久亲手枪杀了两个勤务兵。
1947年1月,为摆脱贺晋年的追击,孙荣久将匪兵化整为零,只带贴身副官和警卫员,窜到桦南县闫家区深山的神仙洞里,该洞是土匪的秘密联络点,里面储存着粮食。
两个多月过去后,孙荣久虽然没有被发现,但洞里的粮食吃没了,而剿匪的风声也没有任何松动。他们杀马吃了一个月后,孙荣久派警卫员下山弄点吃的并探听消息。
3月21日,孙荣久在约定的联络点没有看到警卫员回来,他赶紧带着副官离开神仙洞,凭借熟悉地形,趁天黑偷偷摸到马家街,钻进村子东头一户人家。该户人家姓王,家里只有王老汉和老伴及小孙子3人。王老汉很快断定这两人是土匪,一边镇定地与之周旋,一边暗示孙子借口上厕所去村西头找剿匪部队。奸诈多疑的孙荣久见小孩出门许久,觉得有些不妙,溜出王家探看究竟时,发现剿匪部队踪影,便连滚带爬地回到神仙洞。因担心被派出去的警卫员“出卖”,孙荣久和副官随后来到距离马家街北15公里的猴石山潜伏,并不时下山抢些粮食维持生命。
3月25日,贺晋年根据侦察情报和群众报告,得知猴石山有土匪巢穴,便命令桦南县大队前往猴石山搜捕。猴石山虽然海拔只有四五百米,但是林木繁密,雪深过膝,行进十分困难。战士搜索前进至一个旧炭窑旁的木房时,见房前雪地有锅灰和泼水痕迹,而按理这种供猎人或烧炭人住的木房,在这个季节应该无人居住,立刻警惕起来。“来人了,快打!”随着一声惊叫,屋里有人向门外开枪。剿匪战士迅速还击,并高喊“缴枪不杀”。最终,孙荣久等人俯首就擒。
4月1日,孙荣久在勃利县被万人大会公审。群众们有的拿出血衣控诉,有的裸出伤疤申冤,有的全家诉说血海深仇。会后,孙荣久被执行枪决。
东北土匪“四大旗杆”倒台后,剩下的残余匪徒一听到“贺晋年”的名字就望风而逃。解放战争后期,贺晋年还受派追剿一批穷凶极恶的南方土匪,无论这些土匪逃到哪里,使多少手段,都逃不出这位“剿匪专家”的手心,一一被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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