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粕正彦（1891—1945），日本特务，伪满警察最高头目，宪兵队长出身。191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1921年任宪兵大尉。1931年到中国东北，在沈阳宪兵分队任职，参与策划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活动。1932年任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司长，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1937年任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部长兼规划部部长，宣扬所谓王道政治，从思想文化上奴役东北人民，巩固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1939年任伪满洲国映画协会理事长。
1939年春，甘粕正彦辞去伪协和会的职务，回到大连。住在豪华的海滨别墅，还有自己的游艇可供玩乐，饮英国“威士忌”酒和钓鱼成为他的两大嗜好。凡见过他的人都会注意到：甘粕因为右手执渔杆久经日晒，右手背上明显有一部分晒黑痕迹。然而关东军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甘粕正彦，因为“满映”自1937年8月21日正式成立后，一直受到效率低的批评。“满映”所拍的影片与中国上海的影片相比，在市场上几乎毫无竞争力，这对于贯彻日本侵华国策很不利。关东军对“满映”协会以根岸宽一理事为首的管理也感到不满，决定加以彻底的整顿和改革。
1939年，伪满总务厅弘报处处长武藤富男与总务厅次长岸信介磋商，认为只有甘粕能够打开“满映”的被动局面。而甘粕正彦也一直特别注意在日本统治下的“民心动向”，他曾严肃地对麦田平雄发出一番感慨：“怎样才能发扬民众的爱国心呢？”（甘粕指的是要东北人民“爱伪满洲国”），接着又说：“看来电影宣传可能最有效果。”
可是，在内定甘粕正彦为“满映”理事长的消息一传开，首先在“满映”的日本人中间如同捅了马蜂窝似地炸开了，七嘴八舌地表示反对：“军部的独裁专横人事！”、“在杀人犯手下工作，我不干！”、“由最不文明的人来控制满洲最大的文化机关，这叫什么事？”就是在长春的日本人凑到一起，也都议论此事。但是甘粕正彦自恃有关东军作靠山，并不在乎。
1939年11月1日，甘粕正彦正式走马上任了，他在9时前5分乘车到洪熙街（今红旗街）“满映”总部，9时便叫来庶务课课长，问：“部长以上的干部现在干什么呢？”庶务课长回答：“他们10时以前才能到。”于是甘粕下令：“用车把他们都接来！”等到主任以上的职员到齐后，他首先作了自我介绍：“我是甘粕正彦，现在来担任理事长，请多关照！”然后板着脸训示：“从明天起，必须9时准时上班！”
在全厂职工欢迎他就职的大会上，甘粕自我介绍后，走下台来，“满映”总务部长山梨稔致欢迎词：“我们欢迎满洲建国功臣甘粕先生担任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决心为公司粉身碎骨地工作，即使死了，骨头也要埋在满洲..........”甘粕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我不是什么建国功臣，日本人死了，骨头是要埋在日本的。”
甘粕似乎不愿意别人提自己是“建国功臣”，一旦提到，他便想：“又来了”并加以否定。而当时在会场却使山梨很尴尬。随后不久，甘粕突然召开全厂职员大会，他以严厉口气痛斥原有管理的腐败和无能，鼓励大家当场揭露，甚至大喊：“摧毁个把满映，算得了什么！”又说：“别管他什么理事、部长，有问题你们敞开说！”全场几百人为之震惊。
甘粕对于“满映”原班上层管理者反对他就任理事长是一清二楚的，不久便突然宣布把掌握行政实权的总务部长山梨稔免职，还调换了人事课长。同时用较高待遇聘请日本电影界一流专家来“满映”，除刷新人事外，甘粕还改善职工的待遇，例如他说：“李香兰（日本籍女演员）的月薪是250元，而李明（中国籍女演员）45元，相差太大了。把李明的月薪提高到200元左右！最低层的演员只有18元，这怎么够吃饭，至少应提高到李明现在45元的水平。给他们高薪水，他们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另外，过去中国导演只能充当副手，而实际上只是为演员当翻译，甘粕确定中国导演可以独立拍片；并采用中国人编写的剧本，题材范围也有所放开。
在伪新京市市长官邸举办的日“满”要人宴会上，“满映”女演员们被安排陪酒，对此，甘粕故作愤慨地说：“女演员不是艺妓，是艺术家。”并要求伪市长“再举办一次以女演员为主的宴会犒劳她们。”甘粕有时还自己掏钱，在长春大和旅馆（今春谊宾馆）大办宴席，招待“满映”全体演员，并一改往常的死板面目，满面笑容、主动地上前帮女演员脱下外套，还训斥在自己身后的理事、课长们：“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快给客人们宽下外套！”甘粕这套煞费苦心的表演和手法，不仅仅是为了淡化他本人“暴力主义分子”的丑恶形象，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士气”，使属下更加卖力拍片，以便通过“满映”及拍摄的影片，达到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从文化和思想上更有效地对中国人民进行麻痹和毒害。
“满映”成立之初，是拥有资金500万元的株式会社，由伪满政府和“满铁”各出一半。甘粕就任理事长以后，经他一手的“改革整顿”，“满映”得到迅速发展，到1940年，资金增加到900万元，影片生产猛增三倍，甘粕本人也被称为“满映之父”。但是，甘粕及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运用电影手段，达到控制、奴化东北人民思想的目的，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大约在1942年春季，甘粕在“中银俱乐部”（今位于新华路长春宾馆），召开关于影片拍制和剧本创作问题的座谈会，全厂业务骨干超过百人与会。首席理事根岸哭丧着脸，一言不发，其他人则一边喝酒，一边议论着，半天也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意见来。这时，有人议论道：“'满映’的影片没人看。”这一敏感的问题顿时触动了根岸的痛处，他突然大吼一声：“我的责任！”甘粕接着也大喊：“不，是我的责任！”全场气氛为之一变，酒也没人喝了，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主持人座席。片刻之后，根岸面向会场又大骂一声：“混蛋，混蛋！”无人知道他骂的是谁，全场鸦雀无声中透着紧张，足有几分钟之久。
甘粕对此毫无表情，一直沉默不语，会场没有爆发甘粕与根岸的正面冲突。两人虽然有矛盾，但在具体业务上，甘粕对根岸还需要有所依靠。所以根岸作为首席理事，一直在“满映”干到1945年春才回国，并有人称根岸为“满映之母”。通过这个会议也反映了无论甘粕如何苦心孤诣地经营“满映”，可中国人民对“满映”的影片就是抵制，没人愿意看。
每当有新片时，甘粕一定亲自去伪国务院请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先行过目，通常是安排在“满映”的高级俱乐部——湖西会馆，先宴请后看电影。甘粕正彦身材矮小，头发稀疏，胡须也不多，戴一付金丝腿近视眼镜，经常西服革履，衣冠楚楚，文质彬彬，有时还给人以沉默寡言的印象。但这只是他的表面，气性凶悍、横蛮专断也是他的作风。例如，有一次在“满映”，他下令总务课修厕所的小便池，因没能及时做到，他一气之下，就用脚去踢小便池，结果挫了脚。还有一次，导演大谷俊夫为了讨好他，特意从上海捎来几瓶洋酒，送到他所住的大和旅馆，可甘粕连楼都没让上，在电话里大叫：“我没时间，那些东西算得了什么，放在柜台上！”
甘粕正彦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岸信介、古海忠之等日本政要的关系均非同一般，势力之大令人震惊，曾流传有“统治满洲国的，白天是关东军，夜里是甘粕正彦”。因此，这个在日本军界仅仅升到宪兵大尉军衔的甘粕，却有伪满“夜皇帝”和“幕后帝王”之称。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甘粕也从他所住的大和旅馆移到了“满映”理事长室。12日，关东军司令部和傀儡皇帝溥仪、伪大臣们也逃到通化去了。15日“满映”全体职工在大门前听了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广播。17日晚，甘粕正彦邀来平日的亲近好友古海忠之等人，举行威士忌酒会，参加酒会的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甘粕的诀别酒会。为了防止他自杀，昼夜有人伴守着他，20日，甘粕正彦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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