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在重新返任 时发表过一次很长的谈话，大意是说：他在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 海作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军逮捕，曾受尽酷刑，始终不肯招认 出自己所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他还吞针决心自杀，被救转来； 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引诱他，他也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乘敌人不 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万苦千辛，终于逃 回重庆。
据说，当时重庆方面也曾大肆宣传，把他这一行为， 吹捧成为典型的敌后抗日英雄人物。
国民党的大官员吴开先真是这样的硬骨头吗?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就不会在趾高气扬重新返任局长的第二天，就专程跑到我家来 向我道谢了。
原来他的那一幕丑事只有我最清楚，并且真心诚意帮助过他。
吴开先被捕后能返回重庆，当时是负有日军招降蒋介石的重大使命的，我是亲身办理过这件事，具体的经过是这样：
1943年夏天，我已公开成为蒋介石派在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联 络人。
有一天，李士群告诉我，国民党留在上海的前社会局局长吴 开先已被捕多日，业已去过南京，见过汪精卫和汪的日本顾问。他 们原来准备请吴出任社会部部长或中央党部其他重要职务，吴已答 应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汪等还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请吴 担任，所以又把吴送回上海，叫他同我来研究，并要把吴暂时交给我，让他住在我的家中，最好不要让他在外面去露面，特先征求我 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略加考虑之后，便同意了先把吴交给我；至 于将来怎样安置他，以后再慢慢谈。
第二天，李士群便派人把吴送到我的家中；我一面把这一情况 向蒋介石报告，一面和吴商量，听听他的意见。当时他还拿不定主 意，又想去南京工作，又不知道汪等还有什么任务要交给他。我便 为他向有关方面去打听。
我向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处了解到汪精卫和日本人对 吴的处理问题，他们正在研究这一件事。
自1943年1月9日伪南京政府向美英宣战以后，日本最高当局的 决策是希望很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愿更多地作出一些让步。 日本愿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形势，把大部分侵华军队撤走，好 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绝和美英的关系，并公开继续进行反 共的军事活动。在反共问题上，他们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这样 告诉过我。
原话的意思大致上是这样：
“在几年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在 壮大，已成燎原之势。指蒋介石统治不亡于对日战争 的惨败，也不亡于对日和与未和，而会亡于共产党。在外战未结束 之前，就会发动内战(他们当时把每次蒋介石的反共高潮都和蒋介 石一样说成是共产党攻击国民党)。而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 只会使共产党坐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临崖勒马的 大好机会。…… ”
他们还认为当时蒋介石听信谗言，所以必须找一个能直接去和蒋当面分析利害的人去恳切谈谈；他们认为吴开先的地位可以达成 这项任务；所以正在考虑，如何利用吴的问题。当然，这些话也是 向我示意的。
我了解到他们这一企图之后，还不便先告诉吴，只继续把这一 情况向蒋介石报告。
吴由我接受以后，名义上是住在我家中，实际上只是早上由 我派车接到我家，晚上还是送他回家去住。他当时也很安心，等候 着南京对他的安排。不久，我又给他要到了汽车汽油，让他自由来 去。我有时去苏州，也把他带了去。
这次重庆的回电很慢，我知道蒋介石也一定要仔细研究一下这 个问题，我也不便去催促。
在这个时候，我有空便向吴试探他的态度，我们在多次谈到这 件事的时候，他当时思想上矛盾重重，顾虑也很多，留在南京去当 汉奸，又怕将来抗战取得胜利，落得一个臭名声；虽然他也能够办 到一面去南京做官，一面和重庆保持联系，将来也可以说是“奉命 投敌”来掩饰自己落水，但总不容易说清楚，不像我是由蒋介石亲 自派去，而他是被捕后投降。
他当时也考虑过回重庆的问题，如偷偷溜回去，不但危险， 他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心，还怕回去后得不到谅解要受到处分。 他知道我一定会把他被捕以后种种贪生怕死的表现真实地报告蒋介 石，不能编一套假话来骗人。究竟要如何办，他当时的确拿不定主 意。
我从他几次谈话的口吻中，还觉得他很想去南京试试看，因他说过一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我对他这种动摇的态度， 曾经加以力劝，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作去南京的打算。
重庆的回电终于来了，蒋介石的指示是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 去；叫我转告他不能去南京任伪职。蒋还怕吴不肯回去，并说吴回 重庆后，对他的职务将有很妥善的安排，不必有所顾虑。
我曾把这一复电交给吴开先和周佛海看过。吴这时才死了打算 去南京当部长这条心，他请求我早日帮他实现回去的愿望。周佛海 也很赞同他回去，因为在南京的人已经不少，吴有这种条件，还是 回去的好。当时一些与重庆有关系的汉奸，是很希望在日本人主持 下实现渝宁两个政府的统一，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到惩罚，而 且可以保持他们的高官厚禄。
我对李士群只提出吴开先留在南京作用不大，还是按照日本方 面的希望送他回去进行活动，促使重庆早日停止抗战有利得多。他 也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我这一意见，但还得仔细考虑一下，才能作 出具体的答复。
我很清楚，他对这些问题是绝对无权作主，还得去请示他的主 子日本人才能作决定。我便直接找日本方面负责人去商谈，免得拖 延下去。
有一天，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来到了上海，他是一度 离开汪精卫去担任过一段时期的日军部队方面的工作。汪的最高军 事顾问连着换过柴山和松井两人，日本政府感到这两个人都不如影 佐，所以又把他调回原职。他重新回任后权力比过去更大，因日本 政府相信他，许多重大问题都可由他作出决定。
我是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他，便找他谈吴回重庆去的问题。 他当时就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回重庆去说服蒋介石，应当早日停止抗 战。他还对我说过一大套什么日本对中国无野心，不打算长期用军 队占领中国。他很慎重地向我表示，为了蒋介石着想，应当立即接 受日本这番诚意，下定决心，才是出路。他还说如果重庆方面有什 么顾虑，日本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尽可能多作出些让步，不太损伤蒋 介石的面子，这些方面，他们一定会照顾到。
当我把重庆同意吴回去的事简单告诉他以后，他更兴奋，他 认为重庆方面能接受日方派吴回去，这种表示是很好而且是有了些 诚意。他马上对我说了一些对蒋介石很尊敬的话。临走，他还希望 我多多利用过去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早日促成这件事，大家都有好 处。
我回家后，把和影佐谈话的情况告诉吴开先，吴听了也非常高 兴。他这时还告诉过我，他被送到南京后，有一次影佐请他在一家 日本餐馆吃饭，他喝醉了酒，与担任招待的日本下女胡闹，一个不 留神，弄得呕吐起来，把脏东西吐了一些在影佐身上，他还认为那 次太失礼，很感到难为情。他问我在谈他的问题时，影佐有没有向 我提起这件事。
影佐回南京不久，日本上海驻军司令部便派人找吴去商谈了 好几次。吴回来很高兴地告诉我，日方已同意送他回去，向蒋介石 当面转达日本政府的一些意见，主要内容还是和我上面所叙述的那 些，只是希望吴一定要直接和蒋介石谈，尽快作出具体答复。
又经过一番研究如何走法等问题后，约在1944年初，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下，吴乘飞机离开上海。我还去为他送行，记得最清楚 的是他当天一早慌慌忙忙赶到飞机场的时候，脚上穿的还是一双拖 鞋，弄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鞋子换，便只好穿 了那双拖鞋上飞机。
李士群以后告诉我，他是经广州湾回到重庆去的。至于他以后 在重庆的活动如何，胜利后我们见面时彼此都不愿重提那段丑事， 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
他走了之后，他留在上海的家属， 一直是得到敌伪很好的照 顾，与他胜利后所说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
喝酒喝出的情报，毁了日本海军
1944年以后，由于同盟国军事上日占优势，蒋介石又与美国勾 结得很好；这时，他对投降日军的打算才慢慢有所改变，对勾结日 伪的兴趣不像以前那么浓厚；这时，军统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活动 是着重在替美国作情报和搞气象方面工作。
我当时在上海，曾于无意中为美国得到过一件他们认为价值很 高的军事情报，根据这一情报，使得美国海军在全歼日本舰队中起 过重大作用。
戴笠陪同美 国陆军中将 视察中美合 作所总部
当时军统在沦陷区搜集日军的情报，大都是通过一些与日军有 往来的汉奸去进行这项活动，得到的东西都比较可靠。我在上海经 常往来的有一个日本海军省的嘱托(帮办一类的职务)古川，这人 原来我并不认识，到上海后，是他自己来找我的。
因为我大哥在1928年下野后，从汉口坐日本兵舰去上海换船赴日本时，他有个兄弟原来是在汉口的日本海军方面工作，华语很流 利，我大哥请他当翻译，以后便陪同我大哥在日本有一个时期。因 我大哥对他兄弟很好，古川便一直记得这件事。
我到上海后，他听说我是唐生智的弟弟，并经须贺海军少将的 介绍(须贺抗战前曾在汉口日本领事馆工作，过去与我相识)便很 热情地找我联络叙旧。在那个环境里，都是以能结交日本人，特别 是日本高级军官为荣，所以我也乐得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
古川当时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座很大的洋房里，我和他往来 时，渐渐由一般性的问题而谈到当时许多政治性问题。他就不止一 次地向我谈到过他们对中日亲善问题的看法，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 壮大起来了，不但蒋介石对此感到日夜不安，连日本人也很担心； 因为共产党主张抗日，反对日蒋合作，所以使当时局势弄成那样。
他一直认为蒋介石是有诚意能与日本合作的，而对汪精卫的力 量却是很不信任。当时他这些看法，几乎是我所见到的一些日本高级军官所普遍都有的论调。
约在1944年下半年中，有一天古川邀我到他家去吃便饭，他饮 了不少的酒。
我和他在谈到美国海军与日本海军作战的问题时，他带着几分 醉意向我夸口说：“目前日本海军在这次战争中虽有些损失，但我 非常有信心，相信不久必能突破美国海军主力，给以沉重打击，可 以扭转当前战局。”
我便故意用怀疑的口吻进一步去追问他，有几 分把握?
他又连干了几杯之后，便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了他刚从日本海军 某重要负责人方面得来的消息，说日本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 整编成为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美国不意，给以突然的一次袭击，可以给美国舰队以致命的打击，像在珍珠港 和雷伊泰湾一样。
他的华语虽不是很流利，但和我交谈中还是能听得清楚，我便 牢牢地记住了他这几句话。
重庆方面接到我这一情报之后，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美国特 务们马上转给美海军方面，据说当时他们正在竭力搜寻日本舰队的 下落，久久得不到可靠消息。他们也知道日本还保有一部分海军力 量，可能要集中突击使用一下，因此对这一情报极为重视。
经查明属实后，便趁日本舰队尚未准备妥当，集中力量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动攻势，结果在那次最激烈的海战中，一下子 击沉和击伤日舰近一百艘之多，使日海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弄得 溃不成军。
由于这一次胜利，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也由准将晋级为少将。 美国海军部并正式备函向戴笠表示谢意。胜利后，我和戴笠见面 时，他眉飞色舞地把这一情况告诉过我。
梅乐斯于胜利后到上海，也专诚向我致过谢意，并说这是中美 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一项成绩，其实我却是从无意中毫不费力得来 的。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