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1907年7月15日也就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在天色刚刚蒙蒙亮的时候，31岁的秋瑾被押至绍兴山阴县轩亭口当街斩首，血溅三尺白练。
据报载，遇难前的秋瑾“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原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钉有铁镣，两手反缚”；
“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轩亭口一向是处死强盗的地方。
按大清律例，女子犯罪一般用绞刑而不用斩首，在社会各界要求废除残酷肉刑的呼声下，作为新学新女性代表的秋瑾被地方当局残忍处死，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
秋瑾，小名玉姑，别号竞雄，祖籍浙江绍兴，1877年生人。
秋瑾的童年在厦门度过，17岁那年，父亲官调湖南，秋瑾随家人入湘。
3年后，在家庭的安排下，秋瑾和湘潭富绅之子王廷钧成婚，次年生一子。
1899年，王廷钧捐了个户部主事的京官，随后秋瑾携子赴京，1900年因闹义和团而回湖南暂避，次年再生一女。
1903年，王廷钧回北京复职，秋瑾随同至京。
如果没有与吴芝瑛做邻居的话，秋瑾的人生或许与其他传统妇女一样，在家相夫教子，于默默无闻中度过平凡的一生。
但是，与吴芝瑛相遇后，秋瑾的命运被改变了。
吴芝瑛的丈夫当时也在户部任职，他们同住在绳匠胡同，两位女子由此相遇，并成为至交。
吴芝瑛比秋瑾大10岁，别号“万柳夫人”，她的出身背景与秋瑾极为相似。
吴芝瑛的父亲曾任宁阳、禹城、蒲台、武城等地知县，其伯父、晚清名士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当时知名的诗文大家并被誉为最后一个“桐城派”。
与秋瑾一样，生于诗书之家的吴芝瑛也是一位工诗文、善书法的女才子，与秋瑾相遇后，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并结为义姐妹。
尽管同在户部为官，但吴芝瑛之夫与秋瑾的丈夫却是迥然相异的两人。
吴芝瑛的丈夫廉泉善诗而有才名，其思想维新，曾在京开设文明书局，并与日人合办东文学社，颇有影响。
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则不同了，虽然其出身富贵亦不失为翩翩佳公子，但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与秋瑾成婚后，两人“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
在吴家接触了许多新学书刊后，性格原本就伉爽若须眉的秋瑾眼界大开，胆识与增。
也就在这个时期，秋瑾的个人作风发生突变，她不愿再过这种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日子而对妇女解放有着强烈的向往，正如其对吴芝瑛的剖白：
“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
这期间，秋瑾改易男装，并在公开场合露面，由此引发了与丈夫的尖锐矛盾。
当王廷钧出去吃“花酒”应酬时，秋瑾也女扮男装出去看京戏，最终夫妻反目。
1903年中秋节，秋瑾从家中出走，半年后，她不顾家人的众多阻扰，靠变卖首饰等物凑足了学费和路费，最终踏上前往日本留学的道路。
离国之日，吴芝瑛邀集众女友在陶然亭为秋瑾饯行，吴于席间挥毫作联：“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以志别绪。
尽管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秋瑾最终选择了“娜拉式”的道路，这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实际上也抛弃了过去的那种传统女性的身份，甚至不乏母性的丢失。
留日期间，秋瑾仅探视过一次子女，其目的还是向公公索款办学，当朋友问起她的家庭时，秋瑾只淡淡地说：“如隔世矣”。
在日本期间的秋瑾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生，1904年至1905年，秋瑾至少参加了天地会、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六个会党抑或革命组织，其热情和精力为大多数革命男党所不及。
按：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对此颇具微词，曾说她“无事瞎积极”，无会不到，无党不入。
1905年春，秋瑾一度回国并先后拜访了蔡元培、徐锡麟，由此走上了革命的不归路。
（节选自金满楼：《晚清原来是这样》，现代出版社2017年新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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