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甲午战争后，日本方面为防止报复而派出了大批人马前往中国活动。
其中，有些是做亲善活动的，有些则是暗中拉拢潜在的反对派，有些更是负有秘密的侦查和间谍任务。
当然，在这些人中，很多往往是三者兼顾，表面上做友好亲善工作，实则窥探分化中国内部势力，如其对康、梁的保护，再如黑龙会宫崎滔天等寻访革党、会党的活动。
其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成为日方人员的重要拉拢对象，而张之洞对日方的各种邀请提议也无可无不可，并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如派人前往日本考察等等。
其中，在戊戌年后、庚子事变前，由张之洞长子张权率领前往日本的军事考察团，即为瞒着清廷而派出的地方秘密活动。
然而，张权在日本的表现并不令日方满意，如其接待人、日方高层且为贵族出身的近卫笃麿在日记中透露的，张权为人任性，于礼节颇有不到之处，令人心生厌恶。
当时，在张厚琨的教育问题上，张权即与近卫发生冲突。张厚琨系张权之子、张之洞长孙，此时正就读于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1900年7月15日，张权致函近卫笃麿，其大意是：
现在休业之时，想让小儿暂住我处；游泳之行，听说学生不去者甚多，而我在此住不了几天，不知小儿是否可援例不往否？这二件事，可行则行，可止则止，敬请回复。
张权本来以为，父亲关心儿子乃人之常情，父子在异国他乡借机小聚也无可厚非，近卫笃麿顺势成全也无非是一句话的事，谁知后者对此却并不表态，而是邀请其面谈一次。
于是，张权便有意借故爽约，而使人“代面”。对此态度，近卫笃麿十分生气，因为张厚琨在校“行为失检”，分明是其父过度纵容，而有意面谈却召而不来，更显“无礼”。
因此，近卫笃麿通过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对张权提出警告，后者得知后大发公子脾气并致函近卫笃麿，其中口气已经十分不耐烦，曰：
弟性直率，不耐繁细，且此来本为闲游，疏散尚且不足，何暇预此等事，自苦乃尔。即日前所请于近卫公之事，可则可，否则否，一言而决耳，亦无烦赘辞也。……
至此，张权和近卫笃麿的矛盾日趋激化。
鉴于张厚琨连续休课、擅离学校等多次违规行为，近卫笃麿认为张权在日百无一是，于是又致信东亚同文会会员、时任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的小田切万寿之助，其中表示：
张权在日“妨碍其子教育”，“如此愚物，可令其早日归国矣！”
如此，张权在东京也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其赴日的成效可想而知了。
张权字君立，张之洞长子，生于1859年，光绪辛卯科举人、戊戌科进士。其有五子，前述长子张厚琨后离奇死亡，三子张厚琬于1909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第八期学习。
回国后，张厚琬历任陆军大学教育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处长、陆军次长、航空署督办、东北讲武堂堂长、中东路警务处长等职。
1930年奉军进关后，张厚琬做过河北省民政厅长。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原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撤换，其以民政厅长兼代主席职务。
此外，张之洞第五子张燕卿（1898年－1971年）也曾赴日留学，回国后做过奉天省复县（今瓦房店市）知事、直隶省正定县知事、天津市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局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做上吉林省实业厅厅长张燕卿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府内务官兼实业部总长，后又担任外交大臣。抗战胜利后，张燕卿流亡日本，最终客死他乡。
张之洞第六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张仁蠡（1900年－1951年），其为张燕卿的同胞兄弟，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任职于教育部，并先后担任河北永清县、霸县等地县长。
三十年代后，在其兄张燕卿的影响下，张仁蠡先是出任冀东自治政府民政厅长。1939年后又受日本人委派出任武汉特别市市长，而这也是日方企图打出张之洞招牌的伎俩。
在此期间，张仁蠡维修了原张公堤，并新建大量堤垸（当时被称作小张公堤）。此外，张仁蠡还拓宽新建了一些道路，其对武汉堤防安全及市政建设还算做了点事。
1943年，张仁蠡出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日本投降后，其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死于1951年。这后面说的两位，也算得上是张之洞的不肖子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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