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女房东捉了奸以后，杨新海没办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转移到了侯马市，仍然干些小生意糊口，但在一次卖桃子时，他再一次遇到了伤心的事。
那天早上，杨新海以5角钱一斤的价格贩了35斤桃子，当时的市场零售价可以卖到7角钱一斤。杨新海走街串巷刚刚卖出去5斤，迎面来了一队年轻人要买桃子。这伙人看上去也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但由于他们结伙成群，好像长着群胆，说话非常粗鲁，张口就说把一筐桃子全买下，七嘴八舌地问价格，然后不等杨新海还价，其中一个说："得了，我们也不亏待你，都掏掏兜里的钱，有多少算多少吧。"于是，一伙人都装着翻各人的口袋，结果总共找出了11.2元钱，往杨新海手里一塞说："就有这么多钱，把桃子倒给我们吧。"杨新海说："钱太少，不卖，不能卖！"但抗不住他们人多势众，一眨眼的工夫，一筐桃子全部被他们拿光了。
杨新海眼看一伙人一边吃着桃子，一边高兴得笑着叫着、打闹着离他而去，他蹲在路边好半天没有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今天的生意，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进去几块钱，按当时一天4元钱伙食费计算，算是赔进去了两天的吃饭钱。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我总是处处受人欺负？难道我为了生存做小生意就低人一等？
这次打击使杨新海做小生意的热情一落千丈，他决定不再做小生意，仍然去找活儿干。那几个占了杨新海小便宜的买桃人也许早就把这档子事给忘记了，但是，他们给杨新海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无法弥补。如果不是那几个工友欺负了他，他仍然沿着做小生意的路走下去，也许他的人生路会是另一个样子，但由于这次打击，加快了杨新海走上犯罪道路的步伐。
这年秋天，杨新海又回到临汾市，先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预制板，随后，又到郊区农村帮人挖小渠。到了冬天，外边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在原种场找到了一份杂活干，每月管吃还发给36元工资。他觉得，能在这里稳定地干下去也挺好，但过了春节，原种场里没有杂活干了，又把杨新海给辞了。
重新失业的杨新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样没有着落。他背起小铺盖卷儿，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候车室的一角，贴着一则油漆工招生广告，便凑上前去仔细看。这则广告是郑州市某油漆学校张贴的，广告上载明：如果不愿意交学费，可以以工代学。杨新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里面装着两个月72元的工资，还有原先做小生意赚下的一点钱，总共也就200多元，足够到郑州去学刷油漆的。杨新海便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杨新海到油漆学校报到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家具加工厂，虽然不收学费，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术，学徒工只是跟着老板做沙发，偶尔让到油漆家具的地方看一眼，实际上是为老板免费打工。杨新海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工钱没拿到一分，还搭进去100多元伙食费。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干这样赔本的买卖，于是，趁人不注意的工夫，不辞而别。
杨新海重新来到火车站，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火车。到太原下了火车，到哪里去找活干呢？他看到城市里有不少建筑工地，觉得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就背着铺盖卷儿专往建筑工地转悠，见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问有没有活儿干？傍晚，他来到一个工地，工头看了看他，虽然个头儿不高，但人年轻，也还算结实，于是答应他留下来做饭。
在施工队里做饭，活儿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饱，又不经受风吹日晒，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处奔波的杨新海来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很满足。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所以杨新海在这里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施工队的活儿干完了，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施工队的食堂也就停了。这时，杨新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但是，工头却不给他发工钱，杨新海一气之下，把食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出去卖了13块钱。工头发现以后，马上报告了派出所，从此，杨新海的麻烦开始了，派出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笔，他的恶魔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
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魔，只不过是他"自我维权"的一种无奈，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工头欠他一年的工钱根本无人过问，而工头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超过几百个铝盆。可是，一旦工头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管他了，难道这种事不寓意为一种社会公平的缺失吗？当然，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魔，但杨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魔，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杨新海的恶魔生涯还显示出，当"一个铝盆"出现时，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否则，这个恶魔也许就不能生成。
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杨新海也是如此，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先后到煤矿、砖厂、建筑工地打工，但他付出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但在做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而自己只是为了泄私愤，偷偷地把食堂的一个大铝盆"拿出去"卖了，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此，杨新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抢为生的犯罪道路。
杨新海出手干的第一件偷盗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点后才出手的。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又没有专人看管，有的破旧一点儿的自行车根本就不上锁，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方便，一点儿危险也没有。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0元钱，事后他感到，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钱，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就可以偷新的、比较值钱的自行车。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他又感到偷自行车太难出手，弄不好去卖时还会出危险，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后来杨新海开始拾破烂，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点钢筋、电线，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铝盆，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0年春节过后，杨新海游荡到西安市，在霸桥一带转悠，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这一带建筑工地多，杨新海在工地上打过工，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他知道，那些散放在各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管，实际管得很松，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在这里表面看上去干活儿的人特别多，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儿，根本不注意看管东西。所以，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头和专门看管的人就可以了。
杨新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专偷电缆线，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0多元，而且到处都有收购站，出手特别容易。一次偷10多斤，就可以卖到100多元，杨新海觉得，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强多了，因此，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趣。
正当杨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盗为生时，他也被纳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1990年初夏，杨新海在一个工地上偷电缆线时被保安人员当场抓住，交给西安市公安局霸桥分局处理。公安机关在审理杨新海盗窃中发现，此人虽然多次盗窃，但累计盗窃数额并不太高，因此够不上刑事处分，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却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公安机关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游荡式的盗窃行为，1990年6月11日，报请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以杨新海涉嫌多次盗窃，科以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罚。
杨新海在劳动教养期间，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主观恶意，1992年4月25日，当劳动教养期满后，被及时予以解教。这时，杨新海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从劳教所出来以后，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要父亲到西安来接他。杨俊关接到三儿子的电报，非常激动，他说："我终于知道小海儿的下落了，我得赶紧去接他。"杨俊关东拼西凑，凑够了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来到三儿子落脚的旅社，服务员却告诉他：他儿子早在3天前就退房离开了。杨俊关与三儿子失之交臂，一个人蹲在旅社的门外难过了好一阵子，又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回到了家。
杨新海不是不愿意见到父亲，他是觉得没脸见父亲。当初，父亲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他一赌气离家出走，本想在外面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回去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没想到如今落得个劳教释放的下场，见了父亲该怎么说话？他实在不想再听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他要继续在外面闯荡，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
杨新海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身上除了劳教所发给的微薄路费外，已经一文不名，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就必定去偷、去抢。
这时，1992年的五一节快到了，中原大地麦子已经黄梢了，他夹起简单的行李卷儿，扒上北上的火车，来到了石家庄。有了这次扒火车的经历，杨新海偷盗的视野又比以前放宽了。他想在一个地方偷容易被发现，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轮换着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在石家庄下了火车以后，杨新海不再找落脚的地点，他像一个独行大盗一样，专门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扒窃。可是，好梦不长，这种流窜扒窃的行为很快又被公安机关发现了。1992年8月，杨新海正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时，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1992年9月2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决定：杨新海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
对这次劳教，杨新海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而是怨气满腹，他认为，我不就是在车上偷了一个包吗？包里不就是只有百十来块钱吗？把我教育一顿放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去劳教呢？为什么不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难道一旦犯了错误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吗？但是，怨气归怨气，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劳教所里呆够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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