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塞河旁的故乡
伟大的河流旁边诞生过无数伟大的城市，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叶尼塞河旁的小城 Divnogorsk/季夫诺戈斯克。
这座小城目前只有3万余人居住，紧挨着小城的，是西伯利亚地区著名的「克拉斯诺亚斯克水电站」，这座大坝于1960-1970年代修建完成，是苏联时期一项举国瞩目的大型工程，至今仍是位列世界十大水库之一的人造奇观。大坝将叶尼塞河拦截在山峦之间，把奔流的壮丽景观转化为不可计数的电力资源。
Divnogorsk 小城就是这座水电站的「配套城市」，从1960年代开始，这里就陆续被来自苏联各地的科学家、工程师、工人占据，他们定居在这里，守着大坝生活、工作、繁衍后代。
不过这里并不是一个凭空修建的工业城市，在水利设施修建之前，沙俄时代就有过村庄、教堂。再往前回溯，甚至可以找到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的残骸。
工业化的推进，把曾经的教堂、孤儿院、村庄，变成了集体住宅楼和配套娱乐文化建筑。满怀贡献热情的早期建设者们，在这里实现了一个让世界赞叹的工业梦想。但随着苏联解体，西伯利亚地区城市的衰落，水电站小城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
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背靠着群山、水泥大坝和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泰加林，日复一日。他们的后代，出生并成长在这些街区里，有的去往了更大的城市，有的则留在这里，继续着与水电站相伴的生活。
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热情似火的辉煌的建设岁月，他们的日子就像这些静止的风景，缓慢而悠长。
摄影：Egor Rogalev
监狱里的少年犯
Tatiana Bondareva 是一名圣彼得堡的摄影师，她对封闭空间中的行为，以及个体变异的社会属性（主动或被动的）有着极大兴趣。
在名为《Boys》的摄影计划中，她将镜头对准了监狱里少年犯们。
照片中的男孩们都是14-18岁的少年犯，他们因为各种罪行而被关在这座圣彼得堡的管教所里——流氓罪、强奸罪、谋杀罪，等等。这里的条件比俄国其他各地的管教所设施要好很多，少年犯们有一套舒适而完整的生活，吃得饱，穿得暖，能上课学知识，去图书馆看书，玩各种运动，还可以去教堂聆听教诲。
与他们出身的问题家庭和混乱街区相比，这里就是一片高墙内的福地。
摄影师第一次来到管教所是15年前，那时她们跟随学校组织的一个活动，与管教所里同龄人的少年犯们进行联谊活动。这在俄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那些管教所里表现优秀的人，可以得到参加联谊活动的资格。他们可以和高墙外的同龄人一起，在森林里玩定向越野。
Tatiana 回忆说，当年她和一群小偷、杀人犯、强奸犯一起，在森林里野炊，生火，奔跑，聊天。他们有说有笑，并没有感觉到各自身份与经历上的巨大隔阂。直到休息的时候，某个少年犯坐在她旁边，特别坦诚地告诉她自己曾经杀过一个人，并询问她怎么看这件事儿。
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在 Tatiana 的脑子里回荡。现在，她已经比这些少年犯的年龄大了一轮多，当她再次回到管教所，开启自己的摄影计划时，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出现在她的眼前。
那些冷漠的脸，躲避镜头的脸。列队行进时，整齐的外表和着装，让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没有人可以单独活动，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少年犯们都必须集体行动。一群克隆人，但是每一个个体又有自己独特的眼神和内心世界。
他们是犯下了重罪的人。但是，在摄影师看来，从她的角度，我们不应该去怜悯或者谴责这些人。她看到的是，一个个被改造的个体，拥有了新的「家」，过上了新的生活。
他们会在表演之前紧张地背诵诗歌，会吹嘘自己多么会种菜，会在教堂里认真的祈祷。这座高墙内的森严生活，像是在补偿他们失去的童年。
成年后，有的人会被刑满释放，回到社会中去，但那里可能会有更糟糕的事情等着他们。有的人会被送去关押各种重型犯的监狱，那里是更加恶劣的成人监狱，有点人会成为真正的恶人。
未来会成为停滞不前的噩梦，而管教所将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
在更广阔的世界里被囚禁起来，无处可逃，也许现实就是这样。
摄影：Tatiana Bondareva
你忍心杀害他们吗
他们中间大部分是相当善良的人，根本不是奸细，而是误入歧途，走进宪兵营的。一些世家子弟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教育不够，又无财产和谋生手段，找不到其他职业，只得当了宪兵。他们按照军队的纪律执行任务，但我看都不是自觉的——当然，副官不在此例，他们正是因此才当上了副官。
军官们跟我熟悉以后，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给我一些小小的优待和方便；抱怨他们是不应该的。
一个青年军官讲给我听，1831年他接到一项任务，要捉拿一个潜伏在自己庄园附近的波兰地主。他的罪名是与波兰政府的密使有联系。军官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获悉了地主隐藏的地点，率领一队人到了那里，把房子团团围住，带着两名宪兵进屋。屋内空空的，他们搜遍所有的房间，找不到一个人，然而若干迹象显示，屋里刚才还有人来着。
小伙子把两名宪兵留在下面，第二次走上顶楼；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了一扇小门，小门通向贮藏室或别的什么小间。门是从里面倒锁的，他一脚踢开门，一眼就看见里边站着一个颀长的女人，生得相当漂亮；她没有作声，向他指指身旁的男人，男人双手抱着一个几乎已失去知觉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这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军官不知如何是好。颀长的女人看出了这点，就问他：
「您忍心杀害他们吗?」
军官表示抱歉，讲了些庸俗平淡的废话，什么无条件服从、责任等等，但看到他的话丝毫不起作用，感到无能为力，只得问道: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妇人高傲地看了看他，指着门外说：
「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军官接着道：「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我心里怎么想，但是我走下了顶楼，命令军士整队集合。过了两小时，我们在另一个庄园上认真搜查他，他却已在偷越国境了。唉,女人！真有这种事！」
……按照道德概念，按照行业的主要特征，把人分门别类，贴上标签，不加区分，一律看待，这是世界上最没见识、最不人道的事。名称是个可怕的东西。让·保尔·里希特尔说得很对：孩子撒了谎，应该警告他这是做坏事，告诉他，他骗了人，可不要说他是骗子。您把他定为骗子，这就使他丧失了精神上的自信心。
我们听到「这人是凶手」，马上会想起暗藏的匕首，野蛮的相貌和阴谋诡计，仿佛杀人是他的本行和职业，实际上这人一生只偶然杀过一个人。不可能既是暗探，既是拿别人的堕落作交易的奸细，又是正人君子，但可能既是宪兵军官，又没有完全丧失人的尊严，正如在「腐败的社会」造成的不幸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温柔的性格，慈祥的心灵，甚至光明磊落的行为。
有人不能、不愿或不肯费力跨过名称前进一步，透过罪行，透过紊乱的假象，看清事实，却采取清高的回避态度，或者粗暴的否定态度，这种人是我讨厌的。
这样做的通常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人，自私自利的人，高尚得令人作呕的人，否则就是那种还没有暴露，或者还没有必要公开撕下假面具的卑鄙无耻之徒，这种人在肮脏的底层正如鱼得水，不像别人是失足掉下去的。
赫尔岑（著），项星耀（译），《往事与随想（上）》，p235-237
文字：吴鞑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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