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国目睹日本之暴行，都会不由自主地生出悲凉和愤懑，而后投入抗战事业之中，其中有些人是在正面战场上，还有些人是在幕后做地下工作，在敌后战场上，这类人往往被称为“特务”，特务有很多并非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只是因为职务便利而成为散布在日本人身边的耳目，詹长麟就是耳目之一，在历史上也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詹长麟家里以织缎子为生，父亲经人介绍让他去日本领事馆工作，日本领事馆招人有四大原则，第一是不认识日本字，第二是忠厚老实，手脚勤快，第三是家里有人做人质，第四是相貌端正。詹长麟当时家计也比较困难，便去了，主要负责的是端茶倒水、分发信件的工作，因而有机会能接触到很多隐秘。做了大概半个月，蓝衣社的人找上了他，蓝衣社是军统局的前身，都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骨干，由戴笠统一领导。那个找上门来的人叫做赵世瑞，对他讲了一番抗日的道理，然后拿出一把手枪对詹长麟说，要么参加抗日，要么死。詹长麟没有拒绝的理由，便加入了组织，刺探日本人的情报。
詹长麟一有机会便将每日进出的信函拆开，抄写情报，然后再原样封好，他有四个上司，风格不同但都十分干练，这些人不为发财，不为升官，只为实现三民主义，颇有一种信徒的感觉。詹长麟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差不多5年，在1934年时，因为他的情报阻止了一场军变。大家所知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在1937年，但其实在1934年就已经有所酝酿，当时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索取副领事藏本，并怀疑是被中国暗杀了，想要以此为借口挑起两国争端。在此之前，詹长麟曾亲眼目睹藏本从领事馆离开，并记下了离去的方向。
藏本接到领事馆的命令是自杀，他去到紫金山附近，想起妻子儿女，却又变了主意，躲在一个山洞中，警察厅因为知道藏本离开的方向，所以一直在紫金山周围搜查，藏本被当地人发现后立刻也被警察厅得知，而后将其送给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馆的解释是，藏本脑筋不清楚，坏掉了，这当然都是一面之词。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詹长麟仍旧在日本领事馆工作，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和中国人的惨状，心中涌起强烈的恨意，发誓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大屠杀发生时，日本领事馆短暂停止过工作，两个月后重新回来办公，一个日本官佐吉野笑得非常得意，指着詹长麟的鼻子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詹长麟心中怒火滔天，但没有争论。
1939年6月，詹长麟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日本书记官桌上有一封信件，便抄录了下来，得到一重大消息，日本外务省次官即将前来视察日本工作，并在6月10日晚上举行宴会，出席宴会的还有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以及傀儡政府要员，詹长麟便将这一情报上报，军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将这些人都毒死，于是策划了“毒酒案”。这次宴会上的酒乃是中国黄酒，日本人最爱喝，詹长麟在里面下了毒，亲自将酒端了上去，然后伪装成肚子疼，从后门溜走了。事后得知，此次宴会上毒死了两个日本人，其余吃得少，也倒的倒，吐的吐。
第二天，报纸上铺天盖地地登载了这则消息，此次南京毒酒案一时之间也轰动全国，国民政府颁发给他一面“忠勇杀敌”的银盾。事发之后，詹长麟和家人离开了是非之地，在全国各地流落，很是过了一段凄苦的生活，一次投宿，夜晚店老板雇了几个人把詹长麟储存财产的箱子偷走了，被偷箱子的时候，詹长麟是知道的，店老板也知道他知道，但不敢声张，否则全家都没命了。詹长麟生计艰难，军统局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抗战胜利后，詹长麟便提出要退出军统局，对方也同意了。时光流逝，在当年那件毒酒案过去很久之后，人们都已经渐渐遗忘了这件事，但詹长麟却没忘记，从1934年到1939年，詹长麟潜伏了大约5年，在日本领事馆中，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日和他的关系还不错，当有人问他后不后悔的时候，老人敲着拐杖说：“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啊，我是中国人，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他还一直保留着一个习惯，延续终身，那就是不管再渴，都不会在外面喝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