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回顾他走过的半生，溥仪心中有所感悟，便编写了《我的前半生》一书。
《我的前半生》是由溥仪在抚顺战犯看管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当时的他已经接受了改造，彻彻底底的成为了平民。而这书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再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的过程，是一部回忆录。
然而，这是一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溥仪初是作为被关押改造的战犯时写的，当时的他求生欲望特别强，活着成为其最高价值。
因而，作为“认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犯人求生心态”。这与完全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而哪些又是他为了取悦于社会主流而写的，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的东西。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溥仪在写的《我的前半生》时，其实是有所隐瞒的，他因为害怕被追究责任，就例如在东京审判会上，他将一些责任推给他身边的日本人，如吉岗安直等。
而且，在做伪满洲国执政时，他也时刻提防着，有种惊呼神经质的疑神疑鬼，他害怕自己会因为言行不当而被日本人杀害，就算是亲弟弟，他也害怕。
而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溥仪提到了当初在与日本人接触的时间，他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日本人所逼迫的，他只不过是日本方面的傀儡罢了？
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吗？日本外务省的绝密文件，揭露了一个不一样的溥仪。
这个绝密文件名为《绝密会见录》，其中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下面一起来看看。
首先，要从溥仪与日方之间说起。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了让占领东三省“合法化”，同时也为缓解经济危机，便决定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满洲国”。
但是，既然是要追求合理化，那么就必须要“平息当地民众”，因此日本关东军将溥仪抬出镇住场面，而据溥仪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是被迫无奈，只能听从。
但是，《绝密会见录》中的记载，却让人看透了溥仪。
当时的日军分为外务省与关东军两大阵营，而由官员组成的外务省并敌不过由军人组成的关东军，因此他便安插眼线在溥仪身边，想要获得第一手情报，《绝密会见录》也就是这样而出现的产物。
《绝密会见录》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等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见情况，因此堪称伪满洲国的最高机密。
它由当时一直担任溥仪的随从翻译的林出贤次郎暗中记录，并偷带回日本秘藏数十年。而通过这份详尽的会谈记录，可以清晰地看到，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伪满洲国真实的一面。
其实，溥仪并非一开始就被日军支配，他在天津时也惦记着“复辟大计”，而日军也需要他的名头，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溥仪前往东北，加入了“满洲国”。
只是溥仪不知道，日军只是在迁就他的过程中，不断地蚕食他的一切罢了。
等到1932年3月9日，“满洲国”建立，不过溥仪遭到了欺骗，“国家”的政体为“共和国”，并不是溥仪所想的“帝制”。并且，规定“满洲国”国防、治安、交通以及人事任命等都由关东军负责，溥仪也曾打算让自己的一些人参与进去，但是都被否决了，当时的溥仪虽生气，但迫于没有资本，因此只能忍让。
这也可以清楚看出，溥仪虽然号称“满洲国执政”，却只是这个“国家”的傀儡。
在一开始，溥仪并不想当傀儡皇帝，他是怀着复国梦来到东北的，他天真的以为日本是真心帮助他成立满洲国的。
因此，他高兴的听从日军的安排，却没想到一步步的陷入其陷阱，最后成为了虚有图表的傀儡。
起初，他也曾经不计成本地想要蓄养一批忠于他的死士，其中包括他族内的一些人和一些蒙古贵族，甚至还挑选了十个人去日本的士官学校留学，这都可以看出，
当时的溥仪是有余力的，并不是完全的傀儡。只不过他的想法很快就被日本人发现，并胎死腹中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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