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年前（1865年，同治四年），李鸿章创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而后他又大力推动“官督商办”，促成了一大批企业的落成。1872年，李鸿章又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它的分公司，就是招商银行，如今的招商银行已经在世界前500强企业中进入前200名。当初为了拯救清廷，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艰难的无奈之举，反倒为中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与晚清戡乱名臣曾国藩相比，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鸿章的人生似乎要坎坷和复杂得多。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我们看到的李鸿章形象相对立体：一位暮年老者，即使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还是有着太多的无奈，他仅仅一人之力，始终还是无法阻挡大清王朝的颓势。
但是人毕竟是复杂的，很难用几句台词、几个镜头就能将生存在乱世的他们一语概之。
特别是李鸿章，在普通民众的心中，他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直到现在，也依然背负了千古骂名。
关于李鸿章的传记不少，影响力最大的是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传》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迅速由盛而衰，最后只能周旋于列强的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悲壮一生。
团结出版社再版了梁启超著《李鸿章》，读者可以结合《淮军征战史》《大变局下的晚清君臣》，体会梁启超当年的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世界500强的前身——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
与晚清戡乱名臣曾国藩相比，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鸿章的人生似乎要坎坷和复杂得多。盛赞其“再造玄黄”者有之，痛斥其“丧权辱国”者更不在少数。这种争议之声自然而然地也影响到由其一手组建的“淮军”。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此处仅就其人事管理制度上看淮系的控制和运作。轮船招商之议，早在太平天国平定后的同治六七年间即已开始，当时在淮系班底工作的道员许道身、同知容宏率先提出《华商置造洋船章法》，即输入西方航运方式，分运漕米兼揽客货的方案，但结果是“因循日久，未有成局”。面对“各口通商以来，中国沿江沿海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的严峻形势，李鸿章对鼓励华商发展本国轮船航运之事，一直颇为关注。
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糜费太重”为由，奏请停止造船，由此引发洋务派和守旧派关于造船工业兴废的一场大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李鸿章坚定地站在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派官员一边，指出：“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针对如何解决造船养船耗费巨款的问题，他又提出“配运漕粮，商人租贷”的变通办法，并主张“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致为洋商排挤”。这就开了筹建轮船招商局之端绪。
与此相应的步骤，是李鸿章在1872年初即授意津海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搭雇洋船者”拟议轮船章程九条，并函告两江总督曾国藩，而曾氏同时也命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前福建台湾道吴大廷筹议轮船招商局租赁事宜。
在这次筹议过程中，李鸿章深深感觉到“徒议章程而不即试行，仍属无济于事”，并且“若不及此时试行，恐以后更无试行之时”。于是1872年7月间，他即乘在天津验收海运漕粮之际，商令上海沙船界头面人物，经办江浙海运多年的候补知府朱其昂及其弟朱其诏等，议妥轮船招商章程二十条，并拨借北洋练饷二十万，于10月间派他们在上海设局招商。此时，何璟、沈秉成等人仍在游移，经李鸿章“详晰告知，均各释然”。不久，何璟因丁忧去职，由江苏巡抚张树声署理两江总督。张树声一上来不太了解情况，有些犹疑。为加速促成此事，李鸿章又特意致函：“与阁下从事近二十年，又几见鄙人毅然必行之事，阻于浮议者乎？……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张树声本为淮系大将，自当欣然附和。这样经过一番筹备，轮船招商局于1873年1月14日由李鸿章正式奏准设立，由朱其昂为总办，承运江浙漕粮，并兼揽客货。在此之前，李氏函达总理衙门的咨文中，对招商局的性质作出了明确规定，“仍应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早期近代化企业的一个典型，也是李鸿章自诩的“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从对它经营管理和人事制度上的剖析，可以概见集团政治运作在经济领域中的诸般特点：一是从创办到衰落，淮系集团要员始终保持着对它的绝对控制，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二是当其面临外部势力（如湘系集团）争夺控制权的挑战时，其内部的离心力马上又能转化为向心力而一致对外；三是作为“官督商办”的经营样板，淮系集团中凡是有近代管理经验的菁英，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参与过招商局的管理，并由此引发，拓伸向近代化领域的其他部门，如煤铁、电信、纺织等，从而使淮系集团在近代化事业的开拓方面，相对其他集团来得更为宽广和深远。（以上文字出自《淮军征战史》）
秋风宝剑孤臣泪——晚年的李鸿章
1898年北京的冬天，一片苦肃。落日的余晖倾洒在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院内。院门紧闭，看得出，已经多日无人来访。此刻，一位长躯疏髯、饱经沧桑的老人正静静地坐在窗前，闭目想着心事。
他就是甲午战争以来被千人骂、万人唾，“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李鸿章。
甲午战争使他从权力的顶峰上滚落下来。
4年来，他被剥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职务，奉旨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就是仅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以全勋臣脸面而已。
李鸿章在京城没有房产，只得借住在贤良寺。
可能是天意的凑巧。他下榻的地方，正好就是他的老师曾国藩当年因天津教案，受到各方攻击，心情抑郁时的僦居之地。
政敌攻击、国民的唾骂，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一变而被赋闲京师，做了一个伴食宰相，犹如从云端跌落地表，他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
权去势移，门生故吏也纷纷叛离。
他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真正尝到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滋味。
几年来，他很少外出拜亲访友，也不喜欢接待有数的几位来访的客人。
他的晚景过得很忧郁，忧谗畏讥，苦闷无聊。
但他不甘心，也没有绝望。他时时体会着老师曾国藩传授给他的秘传心法——十八条挺经。
人们常说，政治如战场。政治舞台上的秋风苦雨已经使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练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只不过，刚刚发生过的政坛地震又使他心悸不已，愁肠百结。
6月，大清帝国的洋务总管——恭亲王奕䜣去世，使得李鸿章有痛失知己之感，使他一下子悟通了俞伯牙在闻知钟子期离世就碎琴绝音的道理。
环顾四周，早年胸怀壮志，一起致力“求强”“求富”，发起洋务运动的老伙伴们都一个个先后故去了。李鸿章，真正感到了孤独。
6—9月，青年皇帝不听恭亲王的临终劝告，纠集了几个没有任何行政历练与治国经验的热血青年，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维新变法运动。仿佛凭借一副热肠、几道诏谕就可以带领晚清帝国的这艘破船绕过重重暗礁，渡过万水千山，追求到同光以来朝野上下孜孜救亡的光明。但是，这个脱离了帝国实际的“大跃进”运动，给帝国带来的结果却是官场混乱、民心不稳、朝野震动的后遗病症。
变法志士们的一揽子工程没有实现，换来的却是菜市口六君子的喋血、光绪皇帝的被囚。慈禧与光绪二人母子失和的结果是清政府国际威信的急剧下降、朝政的更加保守以及随之而来的使人感到更加不妙的前途。
想到这里，李鸿章的脸上浮上了更加忧心忡忡的神色。
说实在的，对于维新运动，对于变法图强，他并不反对，相反充满了同情和期望。他从戊戌变法的运动中，依稀找到了自己当年在洋务运动中的矫健身影。所不同的是，他凭借自己70年的阅历与经验，对于康梁这一帮“新进青年”，试图用“快变、大变、全变”的一揽子解决国事的方案，持着极大怀疑与保留的态度。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已经气息奄奄的病人，用一剂猛药促其振醒，无疑只能是加快其死亡及其回光返照前更加痛苦的做法。
甲午战败，对李鸿章来讲，何尝不是一个深刻反省的过程。日本的维新成功与中国致力30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对他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马关条约》的订立，他从日本回到天津的当天，就向处于悲愤激动中的光绪皇帝上了一份奏折。
在奏折中，李鸿章愧愤交集，他说道：“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缚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耋，实无能力。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可见，甲午战败的刺激，也使李鸿章认识到了改图易辙的必要。他并没有反对维新，反而早就劝皇帝“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
李鸿章此时对西方社会的民主共和制度和进化论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他甚至希望中国会很快走向“公天下之局”，也就是类似西方的民主社会。而李鸿章这个思想的变化，距离马关签约才仅仅两个多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李鸿章对此不仅没有反对，反而大加赞赏，甚至自愿捐献白银三千两以求入会。这样的行动，能说明他是保守、顽固、守旧的人物吗？
据载，戊戌政变后，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镇静地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明确地表达了他支持变法的态度。
回顾4年来，朝廷对他的处罚，他领受了；国人对他的责骂，他也领受了。70多岁的人了，已经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他只能抱着“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的苦闷，抱着对时局的担心与关切，在默默中消耗着有限的岁月。（以上文字出自《大变局下的晚清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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