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的名字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附在其兄曾巩的后面而被人识得，但是，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名字在这几位中的光亮度大概是最低的，我见很多朋友在数这几位时，大多折在他的名字上，所以，连曾巩都如此，更不要说曾布了。
与曾巩不同，曾布可以说是个结结实实的政治人物，虽然于诗文也属了得之人，但毕竟在那一堆的文学大家中，如果照集体照片的话，怕被前排的人遮得来人影也找不到了。
北宋之时，最大的亮点是在王安石变法一事，后世对此是争论不休，但在民国之前，史上对变法的评价是很低的，王安石几乎被认为是宋亡之根源，他本人也差点被弄去排在“奸臣”之列，只是到了近现代，尤其是到了“史无前例”之时，他那“三不足精神”才受到高赞，几被捧上了神坛。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其实，残酷的政治斗争于谁都是伤痕累累，这一时期中几乎所有的人，无不都经历过贬官流放之苦，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
记得曾看过一则笑话说，某日，三位被贬烟瘴之地的官员在驿馆碰面，诉说为什么被贬。一位说：我弹劾章惇；另一位则说：我支持章惇；剩下的一位喃喃道：我就是章惇。
曾布，字子宣，进士出身，文学家曾巩之弟，北宋中期宰相，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后因反对“市易法”招新党不满而贬官，在多地任地方官，召回中央后，又因同章惇及蔡京等人意见相左，被一再贬谪，年72时在润州逝世，后追赠观文殿大学士，谥号文肃。
他同兄长曾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父亲早逝，他是由大他十余岁的曾巩一手培育成才的，曾家在当时是著名的大族，文风鼎盛，“曾门七子”名扬天下。
二月春华已半归，江天况值雨垂垂；
山梅倏忽花经眼，园杏须臾子满枝。
此时的曾布平步青云，志得意满，我们从他这首诗中亦能看出，他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山花经眼，烟雨暮垂，但不久后，便会看见那果实满枝头的美景。
他不仅是王安石变法坚定的支持者，还是起草者之一，变法中重要的青苗、助役、保甲、农田诸法，便是他同后来亦任宰相的吕惠卿一起起草的，所以，他是变法的的主力，也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
变法是柄双刃剑，有利亦有弊，历代对此是争论不休；但现今之人一般认为，变法者即改革者，是历史的推进者，而反对者则自然是因循守旧的保守派，是应该被历史所唾弃之人。
这种一刀切的判断是很可笑的，也是一种无知，变法之人中，有很多的人品是很有问题的，如蔡京，如章惇；而守旧之人中，人品高洁者亦是多多，如司马光，如苏东坡，如韩琦；将此类推于后来南宋时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亦然，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使大批的人遭遇不公。
曾布身处白热化的党争之中，后世对其多有诟病，而且与章惇一样，都被列入《奸臣传》，其实这二人虽然同为新党阵营，后来却水火不相容，不幸的是，二人都被后人列为“奸臣”，这是非之事谁能说得清楚。
《宋史 奸臣传》中共计有21人，新党人物占八席，但有些搞笑的是，曾布后来又被蔡京列为“元祐奸党”，与旧党的司马光一起，都被刻在“党人碑”上，看来，这后期的曾布，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他都是个不受待见之人。
曾布其实并不是如王安石说的那样，一贯地支持变法，他有着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利民；所以，他对变法中凸显的弊端是反对的，在对市易法某些损民的做法上，就持反对态度，并因此引王安石不满而被贬官外放。
晓出东郊信马蹄，青梅墙角两三枝；
竹鸡啼罢雨来急，杜宇声乾月落迟；
山店煮烟缫丝日，野田锄水插秧时；
农桑劝课非无力，为报新安太守知。
这是曾布在外放时写的一首诗，看着百姓在新法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耕作，借着山清水秀的景致，一抒心中愉悦的心情，从中我们亦能看出，这曾大人也是个心胸开阔之人。
及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作为曾反对新法中某些条款的曾布被重新召回，并升任户部尚书，这样算来，一个新法的制订和推行者，怎么就转身变为旧党之人了。
对于坚守自己信仰的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对曾布这样的选择非议多多，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投机钻营，是为人不耻之行为。
回朝复官，对此谁也不会拒绝，我觉得曾布并非人们想象中左右摇摆的小人，他内心是有着自己的坚守和道德标准，不然，不会顶着压力拒绝增加《捐役法》，更不会为此又被罢官外放。
对此事，《宋史》有着明确记载：司马光为政，谕令增捐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就此可以看出，曾布是有自己道德底线之人。
哲宗亲政，又想起了这外放的曾布，进官为枢密院事，在此期间，他因反对章惇一系列过激的行为，同章惇的矛盾日益加剧，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很是复杂。
但是有一点，在章惇反对立端王时，遭曾布斥责，于是端王上位，这便是宋徽宗，就这点来看，章惇看人是很准的，这赵佶实在是个超级玩家，是当不得皇帝的，如果不是曾布的附议，他肯定是当不成皇帝的，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靖康之难的发生。
徽宗上位后，章惇被免，曾布拜相，但后来徽宗任用蔡京，曾布同蔡相本就不和，遂又遭迫害，一贬再贬，一直被贬至廉州司户，就是广西合浦县的户籍管理员，四年后方给了个闲职去润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不久便逝世了，葬句容空青山。
一掬寒泉照眼明，冰霜凛凛坐中清；
生刍想见当时客，华屋空留后世名；
晓日净涵金碧影，秋风暗动佩环声；
他年卜筑南山下，白首何人共濯缨。
时光荏苒，晚年的他，历经沧桑，早已将世事看淡，“袖笼鞭敲镫。无语独闲行”，无恨无怨、心如止水，甚至对后世如何评价他也看轻了去，读着这首他晚年所作，看不出有丝丝的悲怆心情，倒是一副江湖隐士，在西塞山前，“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高人形态。
曾布一生，三起三落，仕途是说顺也顺，说不顺也不顺，直如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从他整个的仕途轨迹上看，似乎并没有刻意依附过谁，无论是王安石还是章惇，抑或是司马光还是蔡京，只是不幸的是，这官家政策不定，换位频繁，才使得他在党争中，成为一位不新不旧，又新又旧的人物，一生沉浮不定。
对于他位列奸臣之列，史上其实早有不平之人，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就说过，“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从他的事迹来看，他的确是位敢说敢干之人，试想，一个曲意迎奉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气质。
管你谁当政，他看见不利于人民利益之事，就要说，就要反对，而不是当和事佬，尸位素餐，所以，在那波谲云诡的朝堂，不仅得罪了新党，也得罪了旧党，同苏东坡是如出一辙。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坚持自己理想，凡事是对事不对人，他志在当世、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仅就这点来看，他便是个值得后世尊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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