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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在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捕捞技术、养殖技术等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在沿海地区因人多地少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的推动下,尤其是在明清渔禁政策的威逼下,面对着海洋渔场面积急剧缩小的残酷现实,广大的渔民为了获取新的渔业资源,勇敢地拓展出了两条新的海洋渔业发展之路,一为向陆地要资源,开辟陆地渔场,拓展出了海水养殖之路;一为向深海、远海要资源,开辟远洋渔场,拓展出了远洋渔业之路。
海水养殖业和远洋渔业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有效地增加了明清海洋渔业生产的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渔禁造成的渔场面积之不足和渔业生产资源之短缺,更缓慢地驱动了中国传统海洋渔业向现代海洋渔业迈进。
一、海水养殖业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渔业生产力水平不高,海洋捕捞能力有限,我国古代渔民似乎没有切身地感觉到海水养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直至宋代,海水养殖的萌芽才稀疏地出现。然而,一到明代,海洋环境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森严的渔禁令强制性地缩小了渔业的生产空间,对于渔民来说便等于直接减少了渔业的生产资源;与此同时,随着渔业生产力的进步,海洋捕捞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近海的渔业生产资源就更显不足。在此海洋社会背景下,既能增加渔业的生产资源又不致触犯海禁令的两全之策就非发展海水养殖莫属了。福建福宁沿海养蝠业的兴起就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民国《霞浦县志》载:“蝠为南区特产,涵江、沙江、竹屿、武屿居民以砺为业,始于明成化间。”该志还载有明嘉靖辛卯举人特授杜昌县知县郑鸿图撰写的《砺蛹考》，其中开头一段云:
“谨案,福宁沿海之氓,田少海多,往往藉海为活,故祝有渔米,有箔米,有泥头米,有深流米.独竹屿孤岛无田可耕,无山可垦。宣顺以前渔箔为生,成弘而后箔废而垢兴.肇自先民取深水牡场之壳,布之泥沙,天时和暖,水花孕结,而垢生壳中,次年取所生残壳而遮布之,利稍蕃。”
这里虽未直接点明竹屿孤岛养蝠业兴起于明代中后期的原因,但只要联系当时的海洋社会背景便不难明白其中的端倪。为什么竹屿这个渔业岛在明以前是“藉海为活”,明宣顺(1426——1464年)以前就变为“渔箔为生”,而到了成弘(1465~1505年)以后进而变为“箔废而砺兴”显然,促使这一海岛渔村渔捞方式变革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渔禁。
我们知道,明以前因国家采取的是“听民自渔”的海洋渔业政策,渔民不但“耕渔”面积充裕,而且生产行为亦相对较为自由,所以“藉海为活”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当渔禁令取代“听民自渔”政策之后,因渔业的生产空间大幅度缩小,故渔业的捕捞方式也要跟着起变化。所谓“箔业”,实际上是一种大型的沿岸围网作业方式,用现在的学术语言称之即为“立竿网渔业”。一则由于箔业的渔期属常年性,二则由于它是全村共同性的渔捞方式,提供网具、提供人力,乃至分配渔获均在平等互助、共存共荣精神下进行,因此,尽管这种方式还较为传统,不甚先进,但在渔禁令把渔民逼到近海作业、无需先进的捕捞方式、渔业资源又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共同体的渔捞方式变为竹屿海岛渔村主要渔捞方式就势在必然了。然而,自洪武初年渔禁令实施始,至天顺年间(`1457~1464年)己长达九十余年。九十余年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大规模施箔捕捞,必然会使得该岛沿岸渔业资源趋于枯竭,而最终导致箔业荒废。该岛渔民在既不能向深海、远海要资源,海岛又“无田可耕、无山可垦”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计,唯一的选择便是拓展海水养殖业,这就是“箔废而蜘兴”的根本原因。竹屿只是其时福宁沿海渔村的一个典型,其周边的涵江、沙江、武屿等乡,乃至沿海其他地区同样被渔禁“逼上梁山”。只是由于当渔民觉得上山没上当,相反却走进一片新的有希望的“陆地渔场”时,才变为一种更加自觉的行动,并以一种新的热情投身此产业开发。当然,之所以能在此时较大规模地发展这一新的产业,根本原因之一还是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实力推动该产业向前发展。
因为明清时期将海水养殖业作为弥补因渔禁造成的渔场面积过小和渔业生产资源不足的重要手段而加以发展的,所以在发展规模上较之前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这里所指的规模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地域分布规模。明清时期几乎覆盖了中国沿海的所有省份,尤其是闽、粤、浙等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规模更大。这是因为东南沿海受渔禁的实际冲击要甚于其他沿海省份,兼之这一沿海区域是中国海洋渔业的重要生产区,人口与耕地紧张的矛盾又比其他省份突出,剩余渔业人口在难以向农耕之路大规模分流时,便自然而然地要在海水养殖业上寻找出路。
“规模”的第二个内容是生产规模。明清海水养殖业己不是处于做试验灼阶段,而是大面积推广。例如福建泉州陈棣丁氏是一个“以海为田”的渔村,在明末清初,该村用于养蛙的海荡多达二千余亩。从葡萄牙人加斯帕达晓路士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访问广东时耳闻目睹更能看出明代海水养殖的盛大规模:
“这个地方(指广州—笔者注)在距海二百、三百、四百里格的内陆,有大量的海鱼,以致每天所有市场充斥鲜渔鱼,那简直是奇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怎样以下述方式惊人的勤劳去养鱼,那就不足为奇了.要知道的是,在二月末、三月及四月的一部分,大涨潮的时候,大量的海鱼在沿海的河口产卵,因此在河口育出无数的很多品种的小鱼.为了在这个时候捕捞这些鱼仔,沿海岸所有的渔人都汇集在他们的船上,集中的船是那样多,遮盖了海面,都挤在河口.……我听说共汇集了两千艘船,……沿海县份有无数的渔人.……这些渔人捕捞到大量这种小鱼,放入用桩和结实线网围成的水塘,在那里把鱼养到渔季结束。”
这种大规模地利用潮汐的涨退套纳鱼苗,在明代似乎只有浙江定海渔汛期捕捞石首鱼时方能见到。采苗规模尚如此巨大,养殖规模之大更是可想而知了。
“规模”的第三个内容是养殖品种的数量规模。宋元以前海水养殖的品种只有牡蜗等为数极少的几种,而到了明清时期,海水养殖品种数量激增,诸如牡砺、泥蜡、绕蜂、惆、蠕、海蛤、虾、蟹、紫菜、海兔、鳍鱼等多达几十个,涉及到贝类、鱼类和海藻类,以贝类养殖品种为最多,鱼类次之。
在明清海洋渔业的四大板块中,最能得到朝廷支持的恐怕要算海水养殖业。因为这一产业基本上可以做到“寸板不许下海”,不会因生产而“勾引”楼寇和海盗,也便于地方政府的统一管理。这也就是明清海水养殖业得以大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
当然,政府支持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也有它的经济动机,那就是藉此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例如早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政府就对宁波府的蜡田、蜡涂、蛤扉、壳货田等予以征税;又如福建云霄县从万历年间(.1573一1620年)开始对沿海的蚝丘、蜂埋等征收课税。
再如从明正德年间(1506一1521年)开始,福建漳浦县的渔课中就包含有蚝丘、蜂埋、海屿等项。足见明清时期的海水养殖业在沿海经济中也同海水捕捞业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上以供课,下以糊口”的作用。
明清海水养殖业无论是在养殖规模上,还是在养殖技术上,抑或是在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上,均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这一产业的兴起不仅为其时沿海的部分剩余渔业人口找到了一条“衣食之源”,更驱动了中国传统的“采捕型”海洋渔业缓慢地朝着现代“生产型”海洋渔业方向发展。明清中国海洋渔业由天然捕捞向人工养殖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一次重大转折和中国海洋社会的一场“蓝色革命”。虽然在明清时期海水养殖业还没有实力与海洋捕捞抗衡,与现代海水养殖业相比还显得原始和落后,发展速度还较缓慢,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抹煞它在中国海洋渔业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它缓慢前进的方向不仅代表了现代海洋渔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而且也代表了未来海洋渔业的发展方向,因为“水产养殖业将成为世界未来十大热门行业之一”,“渔业的未来是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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