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第社会政治象征意味最强的标志是东晋“王与马共天下”。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东晋开国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晋元帝对王导素以“仲父”相尊；晋成帝给王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敬白”，中书作诏则用“敬问”，幸王导宅邸时，拜王导之妻，王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
帝室礼遇王导，并非明君贤相“同心翼德”的理所当然，而是软弱的司马氏皇权面对琅琊王氏家族“人伦之盛”的不得不然。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强横，“三马食槽”，以士族共主身份取代曹魏，建立西晋的时候，士族名士还是司马氏皇权及宗室强王权力的装饰品。东晋偏安江左后，司马氏皇权已经演变为门阀政治的装饰品，宗室王公都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马渡江”，除了琅琊王司马睿一马当先，在王导扶持下，化家为国做了晋元帝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王司马纮、汝南王司马佑、南顿王司马宗、西阳王司马羕，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
晋元帝曾用谯王司马承做湘州刺史以扼制王敦，被王敦派遣其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王廙之子王胡之和司马承之子司马无忌居然做了朋友，关系非常亲密，某次一起游玩，司马无忌回家告诉母亲，请她准备饭食招待好友。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王廙表字世将）。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盖以避祸耳。”无忌震惊嚎啕大哭。王敦、王廙正是那位元帝“引之同坐御床”的王导同族兄弟。宗室被杀，至亲都只能隐忍，居然不敢向后辈道其血亲之仇，琅琊王氏门强如此，“人伦之盛”绝非虚言。
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是王祥，以“卧冰求鲤”名列“二十四孝之圣”。王祥生于黄巾起义的184年，在曹魏黄初年间为徐州别驾，“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凭借宗族乡党势力讨破利城兵变，时人歌谣传颂：“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自此以后，王祥威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之职，八十四岁高寿善终，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辈出，在琅琊最显门第。
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北方一片狼藉残破，王氏兄弟策划于密室，南移江左。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为琅琊王司马睿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司马睿当时不过一名平平无奇的普通宗室成员，“恭俭推让”，“时人未之识”，在南渡定策时无决断权，只能被动从命于王导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名望。
永嘉南渡之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官职人数众多。“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多年，其间王敦两叛，一叛“清君侧”，攻杀元帝亲信刁协、刘隗，逼死晋元帝，施施然全身而退；再叛“谋兴废”，虽然病笃事败，仍没有动摇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王导又做了十五年宰相直至病故，盛极而衰的琅琊王氏才被兴起的外戚庾氏家族凌驾于上。
即令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虽然越过了顶峰，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仅略举首倡“永嘉南渡”之论的王旷一脉，便知端的，王旷之子便是“书圣”王羲之，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涣之都是史书传载的风流人物。
琅琊王氏并非特例，王导之后依次出现了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
庾氏家族底蕴不如琅琊王氏深厚，因缘际会联姻帝室得以外戚身份显赫，按常理本应依附皇权对抗外朝士族，但其当家人庾亮却以帝舅的特殊身份，“排闼入宫”，与王导合力巩固维护门阀政治，压制皇权，剪除宗室诸王。
庾亮虽因手段激烈，措置不当，逼反流民帅苏峻和祖约变乱而引咎出都，仍能侨立豫州刺史屯驻芜湖，就近控制朝政，其弟庾怿、庾冰、庾翼相继上位，或为朝中宰执，或为外镇领军，可惜庾氏兄弟都天不假年，寿命最高的庾亮也仅活到五十二岁，中道崩殂，一代而衰，“再世之后，三阳仅存”，庾氏家族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
接力而起的桓氏家族祖上荣显，但渡江南下时族单势孤，宛如新出门户，却在王氏庾氏势力就衰之后，乘势而起专制朝政，一度改移晋鼎。
江左桓氏之兴起于桓彝，他过江时奉母携同堂弟卜居宣城宛陵，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存自存，与南来的元康名士周旋交游，得以列名“江左八达”之中。但桓彝没有条件凭门资坐取高位，只能以事功为用，求得晋身，他与郗鉴参与晋明帝密谋，引流民帅扼制平定王敦之乱有功，得以进入高层。立功受爵的桓彝旋即又死节于苏峻之乱，以身殉职，有功于晋室，扩大了家族影响，提升了家族地位，也赢得皇家信任，桓彝之子桓温尚南康公主为驸马，为尔后继王氏庾氏诸族居位奠立了基础。
但桓氏以行伍起家，门户不为人所重，屡被其他门阀士族鄙视，桓温不胜其烦，谈玄不胜，继以逞武，意气始雄，与一般士族清谈做派格格不入。某次桓温乘雪射猎，名士刘惔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温回怼：“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奋然以武事立身的桓温，执掌军政权柄以后，总想乘时立功以增加操控朝政的资本，但纠结于大胆谨慎的双重性格，三次北伐，一成两败。望实俱损的桓温尽管控制了中枢，却受制于朝中王谢大族的掣肘，临终想要九锡也求而不得。
虽然桓温篡位的行迹人所共知，一旦个人身死意消，家族势力却能全身而退，桓冲出镇荆州，“时桓氏犹盛”，控制长江上游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直至桓温之子桓玄，起事废晋立楚，捅出大篓子，被刘裕攻灭，桓氏家族势力彻底连根拔起。
在桓氏权势最盛时，敢于关键时刻以拖待变掣肘抑制桓温的陈郡谢氏，在门阀权臣中最显恬淡冲退。谢氏与桓氏类同，都在庾氏势力骤衰当口乘时而起，地位渐重。陈郡谢氏祖上并无荣显，不过，相比桓彝单身过江的族单势孤，陈郡谢氏南来兄弟辈人数众多，分据朝廷内外，彼此支撑策应，得以从容布局。
两晋之际，谢鲲由儒入玄，与桓彝同列“江左八达”，桓彝势单情急，附庸风雅求名望志在立功，很快便以身搏命立功受爵传家；谢鲲则于放浪中有稳健，假作忘情物外，其实为子侄不废事功，逐步进入权力中心留有余地。谢鲲之后，子侄辈谢尚、谢奕、谢万相继出任侨立芜湖的豫州刺史，十余年将此地经营成了家族兴旺发达的实力基础。
在桓温坐大与朝廷抗争的过程中，谢氏家族以豫州势力维持着上下游的平衡和士族门户的平衡，逐渐培植成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取得举足轻重之势。原本有布衣之交相好的桓、谢两个家族关系越来越具有政治性，桓温为全取豫州，废黜谢万，意在摧毁谢氏地盘势力；原本高卧东山颐养名望的谢安为了家门利益，出仕勉从桓温为军府司马，借此表示谢氏与桓氏的通家之谊，缓和谢万被桓温废黜而出现的家族紧张状态。
正是谢安的老谋深算和三思后行，凭借家族势力和抗拒桓温的机缘，得以综任将相；又以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使谢氏进入士族的最高层，成为了江左最高的门第之一。谢安善于韬晦，桓温诛殷氏、庾氏人物后，气焰极盛，谢安每见桓温，则遥拜之；又曾与王坦之谒见桓温心腹郗超，没有得到即刻会见，王坦之大名士脾气发作，掉头就想离去，谢安拽住衣袖苦劝：“不能为性命忍俄顷耶？”隐忍不发的谢安既保全了门户，得以在简文帝死后的关键时刻，与其他士族人物共阻桓温九锡之请，扭转了朝局。
谢氏地位日益增高，在淝水之战达到顶点，当时谢安在朝中执政，与谢石一起后方指挥，战事在谢氏家族迭为镇将的豫州境内，主力军是谢玄所组由谢氏豫州旧部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所以谢安战胜后貌似轻松道出了那句“小儿辈遂已破贼”。谢氏家族实已到了功高不赏的地步，直到谢安逝后二月，始“论淮淝之功”，距离淝水之战捷报已过了近两年，谢氏家族兵权被除，谢玄也解甲归田旋即去世。
从此，谢氏家族从政治、军事的实权地位退出，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但谢氏家族巩固的社会、经济地位却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到南朝之末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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