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穿着的手工行业，纺纱织布，制作衣服，遮丑饰美，御寒避风，防虫护体，大约便是纺织起源发展的重要动机。古史传说中国先民是从“不织不衣”①、“而衣皮苇”②，然后演变到“妇织而衣”③。这种传说是与穿着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吻的。
　　据考古资料，中国纺织生产习俗，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距今约 ２ 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苇、皮衣服。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
　　《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衣裳，便是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这则记述反映的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业诞生，麻、丝衣服开始出现并流行的真实情况。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文化出土的陶纺轮，表明原始的纺织业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出现，距今已有 ８０００ 年左右的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纺织业开始呈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大发展趋势。全国各地文化遗址普遍可见到与纺织有关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者有下列诸例：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年代近 ７０００ 年。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并发现苘麻的双股线痕迹和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 ６０００ 年。发现迄今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实物是用简单纱罗组织制作，经线以双股纱线合成的罗地葛布。
　　１９２６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过的“丝似的、半个茧壳”，这是迄今最早的蚕茧实物，距今约 ５０００ 多年。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 ５５００ 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头盖骨上的苧麻、大麻布纹和丝帛残片，同出十多枚红陶纺轮。其中丝帛残片是迄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
　　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 ５４００ 年，１９８０ 年出土两件陶塑蚕蛹，这则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蚕蛹。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 ４７００ 年。除发现多块麻纺织技术较草鞋山葛布先进的苧麻布残片外，还发现了丝带、丝绳和丝帛残片。从丝织品编织的密度、拈向、拈度情况看，钱山漾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
　　以上实例情况说明，麻织和丝织的技术与习俗，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均已获得迅速的发展和流行。尤其是草鞋山罗地葛布的发现，证实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的确存在“夏日衣葛”的习俗。
　　①　　《列子?汤问》。②　　《白虎通》卷一。③　　《商君书?画策》。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帛即丝织品，万国持有丝织品，其语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却反映了禹时及夏朝的丝织习俗的盛行。《帝王世纪》：“未喜（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夏桀王为讨好妹喜而撕裂的缯，便是指丝织品之一种。《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千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这种“文绣衣裳”，自然非丝织品而莫属，以此足见夏代丝织业之发达和丝织习俗之流行。有关夏代的纺织情况，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表露：
　　１９６０ 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铃上，粘附有一层纺织物痕迹，经发掘者观察认为是麻布痕迹。
　　１９８０ 年，二里头遗址Ⅲ区发掘的二号墓中的一件玉圭，在刃部和顶端都粘附有麻布残迹。
　　１９８１ 年，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的兽面铜牌和一件铜铃上，也都发现麻布痕迹。
　　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献传说的丝织业外，在社会的中、下层，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类纺织习俗。
　　商朝的纺织，据目前的发现看，至少已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等等。
　　商代的丝织，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已有充分的反映。甲骨文已见桑、蚕、丝等字，桑字如桑树的象形，商代已种植桑树，这是没有疑问的。种桑是为了养蚕，蚕字也是蚕虫的肖形。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半个蚕茧，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见蚕的刻划图形，郑州青台、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均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养蚕习俗存在当确凿无疑，养蚕习俗至商朝更加盛行，这是合乎常规的继承发展，说商代养蚕业十分发达，这也应毫无疑问，殷墟考古发现的玉蚕即是一有力的佐证。养蚕是为了抽取蚕丝，抽取蚕丝后便可以进行丝织，甲骨文的丝字，是两束缠绕好的抽丝象形。桑、蚕、丝是丝织的前提，种桑、养蚕、抽丝技术的发生与发达，使商朝的丝织业也取得了空前发达的成就。《说苑?反质篇》说：殷纣王“锦绣被堂……非惟锦绣、絺、紵之用邪！”《帝王世纪》也说：殷纣王时“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此两则记述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商代丝织的发达情形，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商朝的丝织已达到品类繁多、精益求精的阶段。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粘附于青铜器上的丝织物，就包含有平纹纨、皱纹縠、绞经罗、菱纹绮等等；殷墟妇好摹铜器上粘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染色帛、双经、纬缣、回纹绮等；武官大墓三件铜戈上也发现绢帛痕迹，殷墟其它地点的墓葬也经常发现有丝绳、丝带和覆盖尸体的丝帛片等，在传世的商代铜器上，也见发现花绮的报道。
　　商代的麻织，由于更具有广泛性、大众性，故其发达情况亦丝毫不逊于丝织。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苘麻痕迹和纺车等，说明麻织业在中国渊源甚早。商代麻织品的发现，已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这些发现共同表明，商代麻织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
　　商代的毛织，目前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该遗址出土的毛织品，有平、斜两种组织，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表明毛织技术已具一定水平，遗址年代在公元前 １３ 至 １４ 世纪，距今约 ３２００ 年左右，相当于商代晚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也曾在麻织品的夹杂中发现一根羊毛，经鉴定属山羊绒。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毛织的技术与习俗，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现。
　　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经鉴定是联核木棉。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与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故木棉纺织的技术与习俗据此而知，大约在商代晚期亦已发生。
　　西周时期的纺织，基本继承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丝、麻、葛织等传统，并继承了商代的毛织习俗。考古发掘所见的西周纺织资料，主要有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丝织山形纹绮残片，青海都兰出土的用绵羊毛、牦牛毛制成的毛布、毛带、毛绳、毛线等毛织品。文献记载中则有不少丝织、麻织、葛织的流露。《诗?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豳风?七月》：“蚕月条桑……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扬，为公子裳”，《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陈风?东门之扮》：“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以上是有关桑、蚕、丝织、麻织和丝麻衣服成品的记述，至于葛织情况，《诗?魏风?葛屦》、《小雅?大东》均有“纠纠葛屦，可以履霜”的诗句，从句意看，此时期的葛织已不是“夏则衣葛”①或“夏日衣葛絺”②的情景，而是局限于制作葛鞋上了。《孟子?藤文公上》说：“许子衣褐”，褐即是毛织的衣服，《诗经》中也见到“无衣无褐”之语，结合出土材料可知，西周时期显然是流行毛织生产习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