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水利

太湖地区水利的建设和治理     太湖地区，“地沃物夥”，长期以来，都有“锦绣鱼米乡”的赞称。但是，在上古，还是地势卑湿，土质较差，农业生产低下的地方；即《禹贡》所说的“厥土涂泥，厥田下下”之地。后来，太湖地区的土著和外来移民，积极治水营田，在低洼平原，开河筑塘，排除潦水，围湖围海，兴筑圩田；在高亢和丘陵地区，修筑陂塘堰坝，防洪蓄水。为解决太湖地区洪涝水的出路问题，进行了许多水利治理工程。为便于南北物资的运输，又在平原上开挖江南运河和四通八达的支河。于是，使太湖地区成为水网密布，土地肥沃，阡陌相连，桑禾相蔽的殷阜之区。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太湖地区农业和经济开发的历史，也是一部水利建设和治理的历史。 先秦水利 一、原始水利述略     考古发掘证明，太湖地区的种植业，是以栽培水稻开始和为核心的。种植水稻，离不开灌水、排水，所以，太湖地区的原始水利，很可能是伴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而产生的。     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属马家浜、崧泽和良渚等几个文化序列。据考古发掘报告，在这3个文化类型中，从马家浜文化的桐乡罗家角和吴县草鞋山遗址，崧泽文化的无锡仙蠡墩和青浦崧泽遗址，良渚文化的杭州水田畈和吴兴钱山漾等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稻谷、米粒或稻叶等水稻遗存。罗家角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太湖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表明水稻无疑是这一地区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种植水稻，与水的关系很大，那么，太湖地区新石器考古，有无发现稻田水利工程的遗迹呢？现在还没有。因为现在的考古，主要还集中在古人居住或墓葬等留有明显遗迹的范围，对于农田，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进行什么发掘。既然这样，那何以又有太湖地区原始水利大致与原始农业相伴生的结论呢？这一点，我们是根据有关建筑遗址的水沟来作出推定的。如在吴兴邱城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层位中，在建筑遗迹的附近，就发现了9条排水沟和2条宽度从1.5—2米的大型引水沟渠。生活处懂得了排水、引水，我们也就不难想见，其时人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也自然就会运用和掌握了开沟和挖坑蓄水等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太湖地区史前的居民，在从事原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就懂得了修筑田埂、田塍，建立了一套初步的引、灌、排水技术。 二、吴、越水利     据记载，殷商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逃左奔江南，建勾吴国，相传太伯曾在无锡东南开太伯渎，西起运河，东通蠡湖（今漕湖），以备旱潦。这可能是太湖地区人工开凿的最早河道。到太伯十九世孙寿梦时，吴国开始强盛起来，寿梦之子诸樊时移都现在的苏州。至阖闾为王时，任用楚人伍子胥、伯嚭为政，公元前514年，伍子胥扩建吴城，周围47里，建水、陆门各8个，有水陆之道通城；内筑小城周12里。这条史料反映，当时已有一定的水工建筑技术水平。另据记载，公元前514年，阖闾用伍子胥计谋攻伐楚国，为了便于军运，由伍子胥督率，在今高淳以东开凿了10多里长的河道，东通太湖，西入长江，后人名为胥溪河。这条河道的开凿，避免了和江风涛之险，也缩短了航线。又如公元前495年，伍子胥在太湖东南还开凿了胥浦，从长泖接界泾向东开河，西连太湖，东通大海，相当今金山、嘉善间的胥浦塘。这是吴国为了征伐越国而开挖的。到吴王夫差时，为了北上攻齐，于公元前495年，特地开凿了运河，从苏州经望亭、无锡、奔牛转北由孟河出长江，全长170余里。因奔牛以西至镇江，地势高仰，不易开挖，故从孟河通江。这条运河开通以后，公元前486年，夫差又开邗沟（从今扬州至淮安北）沟通江淮，公元前482年进一步开深沟，直抵商（宋）、鲁之间，连通沂、济2水，以会诸侯于黄池。除此，吴国另有渔浦、棠浦和从荆溪、胥溪经芜湖通长江的众多水道；东部，经淀泖由胥浦直通于海。对外交通非常方便，故《史记·河渠书》有“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之说。     吴国除开沟外，其时还有开发湖滩、浅沼发展农业之举。如吴国为了便于和楚国交兵，在固城（今江苏高淳）筑城，围湖为田。光绪《高淳县志》即有这样记载：“吴筑固城为赖渚邑，因筑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这或许就是太湖地区最早的圩田。太湖东部、南部，是沮沼下湿之地，要进行开发，非围田不可；即首先要开河筑堤，挡除外水，排除内涝，才能从事农业生产。吴国政治中心从无锡迁移到地势低的苏州，就说明了其水工技术的进步。这一点，《越绝书·吴地传》中有记：“吴北野禺栎志所舍大疁者，吴王田也，去县八十里”；“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胥卑虚，去县二十里”；“吴北野胥主疁者，吴王女胥主田也，去县八十里”，等等。这些“大疁”、“鹿陂”、“胥卑虚”、“胥主疁”是成片农田的名称。“疁”、“虚”是指四周高、中间低的意思；“鹿陂”指明是吴王田，说明是堤内成田，而不是堤内蓄水的陂塘，这些无不反映了筑堤围田的迹象。另外，吴时也可能已右河浦建堰闸了，《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古故祠江海于棠浦东。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水。”“方墙”大约就是板闸，似可以根据需要控制潮水进退。所以从当时的水工技术来看，在通长江的河口设置堰闸是不无可能的，其修建的围田，也可能已设置堰闸控制内外水了。     公元前473年，吴国为越所灭，越又治吴地140年，继续开发太湖地区。在这之前，越国的大夫范蠡，在苏州西北就开过一条蠡渎，西接太湖，东连蠡湖，以资运送军粮，袭击吴国；并且还在古东江水系地区，即今嘉兴、海盐一带经营围田垦殖。越灭吴后，继续围田，《越绝书·吴地传》记及的苏州一地的围田，就有地门外25里在波洋中造以为田的“世子塘”，去县26里的“洋中塘”2处。吴国在苏州的北部和西野围田，越时进一步在苏州南部沼泽低洼地区围垦，说明其围田技术较吴似有了进步。 楚水利     公元前333年，越国为楚所灭，楚王封春申君黄歇于故吴地。据史籍记载，春申君曾治理过无锡湖，可能筑了一些湖堤，以便在淤涨的地段围田。无锡湖，又称芙蓉湖，在今无锡、常州、江阴之间，周15000顷。另外，春申君还凿语昭渎。其地去无锡35里，东到“胥卑”大田，南注入太湖。再是在无锡西，造龙尾“陵道”，通到苏州北面80里的“胥主疁”田段。“陵道”是陆行大堤，在太湖地区挖土筑堤，同时也就开成了河浦。又在江阴西面开申浦，从长江向南，分为两支流，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堰，都达于运河，与这些水利建设的同时，春申君还在江阴、武进、无锡地区，设置了范围较大的上、下两屯，垦拓农田。     黄歇及其以前的伍子胥、范蠡在太湖地区主持开凿兴建的河道和水利工程，后代有的已经少湮废，有的经不断修造而目已非昔比。但是，这一地区，今天仍有不少以“胥”、“蠡”和“申”命名的河浦湖荡，这可以说是后人对先秦水利业绩的一种缅怀。 秦汉六朝水利的开发 一、秦代水利     公无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太湖地区归入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秦始皇三十七年，赢政出巡，至太湖地区，特开凿丹徒曲阿，即镇江至丹阳一段运河。吴时江南运河只从苏州开到奔牛，秦时运河便经由镇江入江。《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秦始皇还“治陵水道”，从嘉兴至钱唐（今杭州），通浙江。所谓“陵水道”，也即开河筑堤形成的水陆并行道路，是江南运河杭嘉段的雏形。秦朝前后仅十四、五年，在这短短几年就开凿这样2段河道，所以，从时间上说，秦朝在太湖地区的水利建设，还是显著的。 汉代水利     汉武帝时，为了便于征输闽、浙物资北上，从苏州以南沿太湖东缘的沼泽地带，也开挖了一条长100多里的运河。其时太湖东缘尚无界限，只是在水中将妨碍航行的浮涨挖出，这样就接通了苏嘉之间秦时尚挖通的空白段，至此江南运河便粗具轮廓。     汉时除开江南运河外，并对太湖西南地区作了较大开发。如长兴，早在阖闾时，就因筑城辇土而成“西湖”。越范蠡，在县东35里，筑“蠡塘”。汉朝在这一基础上，又进行了多项建设。如汉初荆王刘贾，在县南90里，开凿“荆塘”；汉平帝元始年间，皋伯通在县东北25里，又筑“皋塘”。所谓塘者，如有的史籍所称：“绵以水左右通陆路也”，是指两岩堤路夹河的水道，外挡洪涝，中通航尾和用来排灌的。所以，这些堤塘，实际都是为挡住湖水以宜垦殖之举。又如湖西民长兴毗邻的宜兴，其东氿和西氿，原是和太湖相连的湖汊，风浪很大。东汉时，袁圮在这里筑长桥，开便民河，以避航行风涛之险，也进行了不少建设。由汉时的确良些工程来看，很明显，这时太湖西南的农业区域，便已开始逐步从高地向沿湖低地拓展。汉朝太湖地区的另一重要工程，就是南部余杭的“南湖”。此湖在东汉熹平二年，由余杭县令陈浑创建。南湖位于旧余杭县城的南侧，是太湖流域兴筑最早，规模较大的陂塘蓄水工程。南湖的建成潴滞了南苕溪山洪，减轻了余杭及其下游游杭州、德清广大地区的洪潦威胁，并蓄电池水灌溉农田千余顷。南湖主要工程有湖堤、“龙舌嘴”、“五亩塍”及涵闸等组成。湖堤是利用县南凤凰山麓一片开阔的谷地，在北边和东边修筑孤形长堤一道，围成一个蓄水陂湖。由于西南地势略高于东北，在湖中筑一隔堤，将全湖分为两部分，西为上湖，东为下湖，总称南湖。上湖周长32里28步，下湖周长34里180步。上南湖至明代已被围垦。“龙舌嘴”位于湖的西北面南苕溪的南侧，分溪水入湖，龙舌嘴到南湖之间的进水渠叫“沙溪”，长约2里左右，溪水入湖处用块石彻筑，叫做“石门函”，这些都是进水工程。“五亩塍”位于湖的东南角，是一座溢洪滚坝。涵闸叫“西函”，建于五亩塍东侧，有引水灌溉和节制湖水的作用。这些建筑物，多数大致在陈浑建湖时就有了。南湖是继绍兴鉴湖以后江南地区修建的较大水库工程，标志太湖山丘地带的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潮在解放后经过全面整治，现在仍起着滞洪灌溉的作用。 三、六朝水利     公元220～589年，我国长期处在南北分裂的局面，这时江南在孙吴、东晋和宋、齐、梁、陈的统治下，社会比北方相对安定，加上北方大批流民的移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使这一地区的经济，较过去明显地发展了起来。这一时期，太湖地区的开发和水利建设，主要有下列这样一些方面：     （一）孙吴屯田     六朝时，太湖地区的开发，曾以大规模的屯田方式进行。太湖地区的屯田不单是一种垦殖，从农田水利来说，也是在较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水利建设。六朝的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以孙吴屯田规模为最大。孙权在称帝前，就任命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在太湖东南开始屯垦。建国后，又分吴郡无锡以西为屯田区，置毗陵典农校尉。赤乌中，诸郡同部伍“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由此可见其屯田规模之大。湖西的溧阳等县则省县为典农都尉，负责屯田。孙权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军土也营田垦殖。对此，晋左思《吴都赋》中，有“屯营栉比，廨署棋布”，“畛畷无数，膏腴兼倍”的描述。孙吴大规模进行屯田的结果，进一步促进了太湖地区山丘高地和平原洼地农田水利的发展。     （二）破岗渎和上容渎的开凿     六朝的都城，大都设在今南京，而他们的经济，主要又依赖太湖地区，此前太湖流域与建业的交通，一般由运河从镇江入江，再由长江转达。长江有风涛之险，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在赤乌八年，孙权派陈勋率屯田兵士等3万人，开凿句容中道，即破岗渎。这条运河，起于句容小其，向东穿过山冈，到达今丹阳延陵镇西，再与江南运河相接。由于破岗渎通过茅山丘陵，河道比降较陵，所以在运道上修建了14座埭（即堰），分级节制水流，形成梯级航道。这样，东南的漕舟，就可由运河到丹阳，经破岗渎在句容转秦淮河一直到南就。     南朝梁时，废破岗渎，另凿上容渎。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5里，实行高岗分流。一源东南流，长30里，沿程筑16唐埭，东流入延陵接江南运河；一源西南流，长26里，沿程筑5座埭，流经句容界，入秦淮河。总河道长56里，共21埭。河高坡陡甚于破岗埭，故使用仅50多年，到陈武帝时，废上容渎又复修破岗渎。     （三）湖西地区的水利     六朝时期太湖的农田水利，湖西以陂塘堰坝拦蓄为主，湖东南以塘浦圩田为主。其时湖西地区修建的较大陂塘，主要为丹阳的练湖和新丰塘。西晋末年，陈敏占据江东，使其弟陈谐在丹阳县北，利用当地天然地形，拦遏马林溪水，建成一个周长40里，蓄水面积2万余亩的练湖。练湖又称练塘，亦称曲阿后湖。练湖建成后，拦蓄山洪，使丹阳、延陵、金坛一带良田免被淹没，灌溉农田数百顷。新丰塘，系东晋大兴四年，由晋陵内史张闿所建。其塘址在丹阳县东北30里的新丰镇附近，溉田800余顷。据记载建塘时共用了21万多人工。另外，南朝时在金坛也修了不少塘堰，如单塘，由南齐单旻主持修建，位县东北28里；谢塘，梁天监年间谢法崇修建，位金坛东谢村，面积约百亩；吴塘，梁吴游主持修建，位县东25里，塘周长30里，半属金坛半丹阳；南、北谢塘，梁普通间谢德盛修建，在县东南30里，隋湮芜，唐武德中谢元超重修，各灌田千余顷；莞塘，梁大同五年（539）侍御史谢贺之组织百姓壅水为塘，因以后种莳莞草，故名莞塘。湖西修建的其他小型塘坝，更是繁不胜数。对于这点，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任丹阳尹时曾上表呈说，丹阳郡“旧遏古塘非唯一所”，因民贫业废，地利久荒，查得丹阳（治位今溧水县西50余里）、溧阳（治位今溧阳县西南90余里）、永世（治位今溧阳县南15里）等4县，有抛荒田8554顷，需组织118000劳力修治塘遏，约有一个春季就可完工。由此，也足以说明这一带小型塘坝的众多。如上所说，湖西地区如晋陵郡，孙吴时还是屯田垦殖的重点地区，其时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经二晋的发展，特别在南朝修筑许多陂塘以后，至南朝末期，如有的史籍中提到：“晋陵自宋、齐以来，旧为大郡，虽经寇扰，犹为全实。”发展成为富实之乡。     （四）湖东南地区的水利     太湖东南地区地势低洼，要围垦就需筑堤，挡住太湖洪水。太湖湖堤在长兴修筑最早，除汉以前修凿的蠡塘、荆塘、皋塘之外，在三国吴孙休时，又筑青塘。自吴兴城北迎禧门外西抵长兴，为长堤数十里，既能拦截洪水的奔溃，卫护沿堤的良田，又方便了来往的行旅。吴兴以东的塘岸，则筑于东晋，这段称为荻塘的堤岸，由殷康主持，西起吴兴城，东抵平望镇，至唐贞元间，于頔又组织大规模整修，增高培厚，并改名为頔塘。对于荻塘的修筑，以往记载写成“晋殷康所开，帝溉田千余顷”。可是《永乐大典》引《吴兴志》的说法，认为这是不懂吴兴地势的人写的，称“湖（湖州）之城卑，凡为塘岸皆筑以捍水，作史者，以为开塘溉田，盖以他处例观”。正确的提法，应“易开为筑，易溉为围”。其实，荻塘两旁堤岸夹河，作用是多方面的，既能阻遏湖水泛滥，有利于堤外围田，同时也可灌溉塘两旁农田，又能对苕溪来水起“急流缓受”的作用，又利于水陆交通。把青塘和荻塘联系起来，这反映六朝时，太湖南缘的湖岸已基本筑成。     湖南地区，六朝时大体属吴兴郡。这一地区围田垦殖，需要疏浚水道，治理水患。南朝有两次提出在东南方面开入海水道。一次在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杨州刺史始兴王刘浚见松江沪渎壅噎不利，使吴兴郡经常遭受水灾，依据姚峤的建议，欲从武康紵溪（德清县东25里），向东开挖，接通谷水，经由长泖地区出海，河道长100余里。另一次是在梁中大通二年（530），因吴兴郡屡遭水灾，准备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因记载过于简略，具体路线无从知晓，推测是欲从德清向南开河出钱塘江的。两次计划均未实现。但可看出吴兴郡已在较快地进行开发。     太湖东部地区，六朝时属吴郡。梁大同六年（540），将晋时的海虞县分置出常熟县。为什么称“常熟”？清《常昭合志稿》释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由这一命名，反映常熟一带的塘浦圩田，大致在南朝末期已基本形成。     （五）围湖造田情况     据记载，六朝时的围湖造田，规模较大的有这样几次：孙吴永安三年（260），都尉严密议，作浦里塘，即在丹阳湖筑堤塘围田。后因用工过多，过费财力而未能实施。第二次是晋元帝时，晋陵内史张闿在无锡湖筑堰，试图泄涸湖水围垦。这次，后来也因天寒地冻无法施工而作罢。再一次是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修建阳湖堰（址今武进县），得良田数百顷，这次围田取得了成功。     太湖地区经过上述开发建设，其社会经济在六朝时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如果说汉朝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状况的话，那么，到南朝宋时，如《宋书》所说：江南就成了“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的富饶之地。 隋唐五代水利的发展 一、隋唐运河     隋大业六年（610），为准备隋炀帝南巡江南，在过去的基础上对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加以开拓。由镇江一直修到杭州，全长800余里，广10余丈。运河经过拓宽疏浚以后，不但提高了与北方的交通运输能力，也进一步沟通了太湖水系，从而对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经济开发，都起到了重大作用。隋代除江南运河外，还在湖西地区疏扩了一条丹金溧漕河。这条漕河，在刘宋时就有，当时叫丹泾渎。隋大业初，县令达溪明加以疏浚扩大，使之成为太湖西部地区的干河之一。     唐代在太湖地区，主要开了元和塘、孟河和盐铁塘这样一些区间运河。唐元和二年（807），李素开常熟塘，也称元和塘，自苏州齐门北抵常熟，长90里。元和八年，孟简为常州刺史，开古孟渎。孟渎在党旗城西28里，南通运河，北入长江，长41里，灌溉农田4000余顷，还能增引江水济江。唐太和中（827～835），又开常熟盐铁塘，西起杨舍镇，经常熟、太仓，在黄渡入吴淞江，全长190里。世传吴越王于此运盐铁，因以为名。太湖地区在冈身处地形较高，为高田区，冈身以西地形较低，为低田区；盐铁塘位于高低分界之地，不仅方便了运输，也较高低分片治理的作用。唐时修建的这些区间运河，也是塘浦圩田的骨干河道，起引水、输水、排水、灌水的作用，这对太湖东北地区塘浦圩田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唐代海塘湖堤的修筑和塘浦圩田的形成     开发太湖地区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也就是围湖围海的过程。因为，塘浦圩田系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塘和湖堤系统的发展。唐朝时，太湖地区的海塘和湖堤，就基本上全线建成了。     太湖地区最早的海塘，据《水经注·浙江水》引《钱诏记》称，东汉时，在钱塘县（治今杭州武林门内）东一里筑有“防海大塘”，系郡议曹华信创建。三国孙皓时，在金山筑咸潮塘。金山现在海中，但晋以前海岸线在金山至王盘山一线，后来海岸受冲内塌，金山和王盘山成为海中岛屿。又东晋城帝咸和时（326～334），吴国内史虞潭，“修沪渎垒，以防海抄”。当时松江在青龙镇东入海，其青龙镇以下的一段，称为沪渎。“沪渎垒”一般认为就是海塘。这是唐以前的历史情况，在唐朝一代，太湖地区海塘就基本修成了。《新唐书·地理志》载：“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晨，开元元年（713）重筑。”海塘系统的形成，使太湖东部平原大规模垦殖有了保障。如天宝时华亭县（今松江）的设置，代宗广德年间嘉兴一带的大规模屯田，就都是开元海塘建成以后的事情。     唐代的修建海塘的同时，也基本完成了太湖东南缘湖堤的建设。首先在开成年间（836～840），修建了蒲帆塘，东起吴兴城北2里，西接长兴县入太溪（即今箬溪），折北经今水口镇直通顾渚茶山。其作用相当今吴兴至长兴的横港。吴兴至平望镇这间的塘岸，是晋朝时筑的荻塘，唐贞元间，于頔又大加修筑，塘岸高1丈有余，改名为頔塘。平望至苏州南部，地势低下，河湖不分，需在水中筑堤，工程比较艰巨，至唐元和五年（810）才筑塘路，称为吴江塘路，即江南运河苏州平望段的西堤。苏州宝带桥也同时建成。当时修塘路，主要是为解决漕运的风涛之险和纤路问题；但塘路建成以后，实际上还改变了湖东洪水漫溢的状况，有利于岸东广大低洼地区的围田。其时湖水入松江之口仍很宽广，洪水宣泄的问题还不大。     太湖西岸的塘堤，即宜兴百渎的横塘，是唐中期以后建成的，南北全长有数十里。     頔塘、吴兴、长兴间横塘和湖西横塘，处于太湖进水之地。开始修筑时不是紧靠湖涯的，而是有一段湖滩之地，以后滩地逐渐淤长，茭芦地也逐渐开辟为水稻田，为了湖田排灌和航运的需要，在湖滩地里每隔几里疏溇港一条，这样就建成了许多溇港。后代所说的宜兴“百渎”，长兴“三十六港”，吴兴“三十八溇”即此（图2—1）。          每一溇港的入湖处，都筑有闸，涝时控制湖水倒灌，旱时防溇水走泄。随着湖溇的外伸，为了便于蓄、灌、排和区间运输，在纵溇之间，隔四、五里加挖横塘一条。頔塘等也属于横塘的性质。太湖的2大源流苕溪和荆溪，水急流大，分别由吴兴和宜兴的横塘受之，再分入溇港而下太湖。“横塘纵溇”，能使水势和缓，起急流缓受的作用，以使上流不致有漫溢之患。太湖西、南的湖溇圩田系统，在唐后期已经形成。太湖东面的横塘，是吴江运河，始筑吴江塘路时是临湖的，后来滩地在涨坍不定的过程逐渐延伸，也开了溇港，即所谓吴江“十八港”和震泽“七十二港”。吴江十八港，为太湖泄水口港，震泽七十二港（部分属頔塘系统），则有进有出。吴江溇港的形成比吴兴、宜兴地区要晚得多，大约系明以后才形成的，其湖滩地的淤涨，尤以近200年来为迅速，湖溇圩田也随之增加。太湖湖堤的建成，为湖外圩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促使堤内湖滩地农田的开发，形成了太湖独特的湖溇圩田。     唐代海塘、湖堤的建成，促进了太湖东南圩田的发展，而其开发，主要也是通过屯田的形式进行的。如唐代宗广德时，就在苏州、嘉兴等平原沼泽地区设屯开垦。唐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中载称：“浙西有三屯，嘉禾（即嘉兴）为之大。”在这篇文章中，还描写了嘉禾一屯的规划布置情况。指出屯有官、徒、夫、伍一套军事组织，嘉禾全区设有27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自太湖边至东南沿海，环绕着半个太湖都在嘉兴屯区的范围之内，屯垦时先兴修水利，“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原来嘉禾地区是“际海茫茫”的一片荒芜之地，经过屯垦，畎浍沟川畅流，沟渠堤路整齐，川与湖连，沟中有船，干旱引水灌溉，水多及时排泄，交成了晴雨无忧、无凶年下岁之区。另外，《新塘书·地理志》也提到，海盐县有古泾301条，长庆年间（821～824）县令李谔曾进行开浚。这些沟洫，可能也是广德间所开，李谔重加疏浚而已。总之，广德这2年，嘉兴通过屯田，其经济地位在太湖以至全国，日渐重要了起来。所以李翰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之说。我国南北经济，在唐朝前期，还难分高低，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祝摧残严重，南方特别是太湖地区，通过塘浦圩田的建设，至唐中期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由北移向南方，至唐朝后期，韩愈便提出了“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结论。 三、唐代太湖西南山丘高亢地区的水利     唐代太湖西南山丘高亢地区的塘坝水利，也有较大发展。如长兴的西湖，周长70里，三国孙吴后期，引方山泉水注入，设水门40年，溉田3000顷，后逐渐湮废。唐贞元十三年（797），湖州刺史于頔修复。又如余杭县的南湖，东汉建成以后，也长年失修，唐宝历年间（825～827），余杭县令归珧加以整修，还于县北加辟北湖，周长60里（825～827），余杭县比南湖还大，扩大了分洪和灌溉效益，“溉田千余顷”。再如杭州的西湖，长庆二年（822），杭州刺史白居易也曾大加整治，陈筑堤蓄水外，还引水入上下塘河，灌钱塘（今杭州市）、盐官（今海宁）等田千余顷。天旱水浅时，可放邻近的临平湖水补充。此外，西湖还有济运和供杭州城市用水的效用，是一个综合性的水利工程。另外，《新唐书·地理志》还提到了浙西不少水利工程，如乌程县（今湖州）东123里的官池，系元和中刺史范传正开。安吉县北30里的邸阁池，北17里的石喜鼓堰，引天目水溉田百顷，皆圣历初（698）县令钳甘知命修筑。这一带的堰坝，如明沈启《吴江水考》所说：“孝丰之坝三十七，安吉之坝三十六，武康之坝七十二，德清之堰九”，经后代不断增修，数量较多。这些坝堰，也如沈启所说，皆“潴而后泄于太湖者”，即能滞洪，又起到较大的灌溉作用。 四、吴越塘浦圩田系统的发展     五代时，太湖地区大部分为建都杭州的吴越所统治。吴越对太湖地区的营田事业很重视，其无论是水政和水利建设，都在唐朝的基础上所改革和发展。如唐代的水利机械，除营田使外，又有都水监，把营田治水分属2个单位。吴越时把这2个机构合为一职，设“都水营田使”，统一规划水利工作，使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再如水利面貌上，吴越时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发展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图2—2）。          据北宋郏亶《水利书》载称，在吴越时，太湖平原就形成了“五里或七里一纵浦，七里或十里一横塘”，圩田和浦塘相应布列的棋盘式圩田系统。在这本书中，郏亶还详举了吴越在腹地水田和沿海旱田地区的横塘纵浦共264条，塘浦一般阔20～30余丈，深2～3丈，浅者也不下1丈，可容纳充分的水量；圩岸高厚，高的到2丈，低亦不下1丈，可防御大水的危害。如果将吴越兴修水利的方针、措施加以概括，大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首先保持太湖入海河道的畅通     吴越时，以吴淞江为主要泄水道，又是东北及东南两路河港为泄水之翼。当时吴淞江比较宽广，泄水较为通畅。东北方面古代有娄江等排太湖洪水入江，唐时娄江已经淤湮，吴越天祐元年（904），浚治新洋江（今青阳港），兼浚横塘，通小虞浦。新洋江开浚后，吴淞江以北的积潦，可北出长江，或向南排入吴淞江，又可引江流溉冈身，这代替了娄江上段。又经常疏浚常熟二十四浦，以起娄江下段的作用。太湖东南的东江，吴越时也已湮塞，由小官浦等分泄吴淞江部分洪水入海。吴越在公元915年，开浚淀泖上游的急水港；吴越宝正二年（927），又浚柘湖及新泾塘，由小官浦入海。除进行大的开浚工程外，平时经常撩浅养护，故入海河港基本通畅。     （二）兴筑杭州海塘     五代时今杭州城区已经成陆，但常遭海潮的强烈冲击。吴越建都杭州后，将修筑海塘视为急务。天宝三年（910），在杭州侯潮门和通江门外筑捍海塘，采用了竹笼盛石堆彻筑塘，又在塘外植大木十余行，称为“滉柱”，用来保护塘基，防止冲刷。捍海塘的建成，使杭州地区日渐繁荣起来。     （三）沿江海口河浦设堰闸控制     宋郏桥《水利书》谈到，吴越时北从常州、江阴界，南至秀州（今嘉兴）、海盐，一河一浦皆设堰闸。郏亶也具体讲到：今“海盐一县，有堰近百余所”，是古人（指唐和吴越）传下的遗法。又说古人为了防止高地降水流失，在高田区与低田区交界地带，也建堽门斗门，使高田旱时有水灌溉，又减轻低地排涝负担。采取“浚三江，治低田”，“蓄雨泽，治高田”的治理方法，使高低分治，旱涝兼顾。     （四）有严格的水利管理养护制度     吴越建有撩浅军，专事疏治养护工作。撩浅军设中唐天祐元年（904），共计七、八千人。撩浅军在“都水营田使”的统率下，分四路捃行任务：一路着重于吴淞江及其支流的浚治；一路分布在急水港、淀泖地区，着重于开浚东南出海河浦；一路分布在杭州西湖地区，担任清淤、除草、浚泉及运河航道的疏治和管理工作；又一路称作“开江营”，分布于常熟昆山地区，主要负责东北通江港浦的疏治和堰闸管理。这支治水专业队伍，其给养采取以水利养水利的方法，“收图回之利，养撩清之卒”。另外，唐代吴越时，每圩还设有圩长，每1年或2年，率遂圩之人，修筑堤防，浚治浦港。由于采取这些措施，所以出现了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的局面。     对于围垦，吴越也制订有一套积极方针。一方面，官府募民大力垦荒，使“境内无弃田”；另一方面，对围垦河湖滩地，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立法甚备”，不许乱围乱垦，以免影响水利。     太湖地区的水利，在吴越时，是搞得最好的一个朝代。吴越不仅重视水利建设，建后，还特别重视对水利的管理和养护，修建和管理并重，是吴越经营水利和水利搞得较好的一个重要特点及原因。正因为这样，所以吴越时比较有效地抵御了水旱灾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吴越的整个86年中，太湖地区只发生过4次水灾，1次旱灾，是太湖地区历史上水旱灾害最少的一个时期。故史籍中常见，吴越“岁多丰稔”，“境内丰阜”，“斗米十余钱”等一类记载。 宋元时的太湖水利治理 一、宋代太湖水利治理     公元978年，吴越归附于宋。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以后，社会生产发展较快，这时太湖地区的苏、杭、湖、常、秀一带，富甲天下，出现了一段国泰民安的岁月。但是由于水利方针、管理政策及生产制度的改变，宋建国几十年后，塘浦大圩制渐渐解体了。至北宋后期，随着江南人口的剧增，耕地不足，大量围裹湖滩，结果水旱灾害增加，成为宋朝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在宋一代，围绕水利与航运、水利与围垦、蓄水与排水、挡潮与排涝等矛盾，展开了一场长期的讨论和争论。宋代许多学者和卓识之士当时提出的一些治理太湖的方略和理论，对后世曾起到较大的积极影响。     （一）北宋塘浦圩田体制的解体     北宋初，塘浦大圩制渐见解体。入宋以后，一反唐朝和五代以来的治水方针，把水利转为以漕运为主，置“转运使”代替“都水营田使”。端拱中（989），转运使乔维岳，将凡是有障舟楫转漕的堤岸堰闸都毁去，使河网失去控制。庆历二年（1042），又筑长堤于吴淞、太湖之间，横截五、六十里，以便利漕运。庆历八年，另在太湖入吴淞江的进水口，建吴江长桥（又名垂虹桥、利往桥）。长桥的建造，沟通了吴江对外的陆路交通，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壅阻湖水下泄，加重了下游河港的淤塞，引起水灾增多，大批圩田被淹变成湖荡。所以，宋人议论太湖水利，对吴江长堤和长桥都有指责，但毫无作用，长堤长桥在非议中不仅没有拆除，反而继续修建加固。上述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塘浦圩田体制的解体。     唐和五代时，太湖圩田位位相承，规模很大。郏亶说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按此规格计算，则一圩的面积在13000-26000多亩之间。北宋时管理制度废弛，各种破坏活动接踵而来。郏亶《水利书》中详叙了破坏大圩制的各种情况：有因贪图行船停船之便，凿开圩岸；有侵耕圩堤坡脚，造成堤身破坏；开浚的河浦标准不足，河身越开越小；地主只管收租，不管修圩；开挖古堤，张捕鱼虾，异之堤身毁坏等等。由于这样，大圩就渐次分解为小圩了。熙宁时，郏亶为维护大圩，曾提出过筑高圩深浦的整治规划，但刚一施工，就被迫停工了。以后元、明、清3代，太湖地区变成以民修小圩为主的局面了。     宋代太湖地区圩田体制的这一改变，一直延续900多年，是有其原因的。太湖下游地区圩田的面积高程，绝大多数在3.0至4.0米之间，最低圩田的田面也不低于2.5米。而太湖洪水的特点是水位变幅小，下降慢，圩子内外水位高差较小。宋郏亶估计当时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5—7尺，其时昆山、常熟、吴江3县所筑的堤岸，高者7—8尺，低者5—6尺，华亭县堤岸不过高3—5尺。不象芜湖、当涂滨长江大圩，圩子内外水位高差大，圩内陆形低，靠高大的圩岸抗御洪水，圩子一般都很大。范仲淹曾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宋以后，这些地方的大圩也没有解体，因为缺乏如太湖下游塘浦圩田分割为小圩的地形条件。吴越钱氏时，土地利用还不紧张，大圩中有不少设开发的湖荡、洼地、低田可以蓄涝，而用封闭高厚的圩岸御洪。宋代人口增加，需开发更多的土地，荡、洼地大量圈围，有些在大圩中作径塍，以便分隔利用，大圩破坏，小圩随之产生。另外，五代前以屯田等大生产经营方式为主，宋时小农个体生产发展，大圩中高田与低田，灌溉与排涝，维修管理等存在矛盾，不利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些问题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难以解决。宋代大圩制解体后，鼓励农民自筑塍岸，如嘉祐五年（1060）转运使王纯臣请令苏、湖、常、秀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并要县官教导受益之户，自筑塍岸。被准推行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又如政和六年（1116），曾制订“管干圩岸、围岸官法”，结果苏州府兴复圩田2000余顷。     （二）太湖水利的治理     北宋时太湖下游洪涝灾害频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水利失修，塘浦圩田体制破坏等原因外，自然条件的变迁也是一个因素。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时期太湖平原在缓慢下沉，唐宋之际尤为显著。“东太湖—澄湖—淀山湖，包括吴江全县及吴县、昆山两县的周（庄）、陈（墓）、角（直）水网地区，似乎是一个沉降的中心”。这一点，解放后的澄湖、淀山湖等水域发现不少唐宋水井和文物，也可以印证。另一种观点认为沉降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宋时海平面上升了，“北宋以后，海面始接近目前海面，遂使湖夕倒灌，将太湖下游各河口淤浅，此后就出现水灾频仍，治水问题也就日趋迫切”。这时洪涝水停积于低洼地区，使一些地区如澄湖、淀山湖湖面扩大，还形成大量的瀼、荡。另外，由于这时长江泥沙量增多，东部海岸线迅速向外伸展，从5—12世纪，大约伸涨了60多里。太湖地区排洪干流河线伸长，河床比降越来越平，流速减缓，宣泄能力减弱，潮水倒灌越来越深入，河道淤积严重，低洼圩区积水长期不退。造成“千里一白”的状况。其时苏州5县积水面积约达4万顷，比太湖面积还大。结果造成严重减产，苏、湖、常3州“十常减其五六”。鉴于这种情况，宋代不得不多次进行了水利治理工程。     太湖下游排洪出路，古代有娄江、松江（即吴淞江）、东江3江。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原来十分宽广的3江，渐趋萎缩，约在唐后期，东江、娄江先后湮塞，吴淞江也缩窄很多。吴越时经常撩浅养护，吴淞江还保持着较为通畅的局面。宋时筑吴江长堤和长桥，吴淞江进水口束狭，下泄清水量减少，无力冲淤，江尾和大海连接处，茭芦从生，沙泥涨塞。吴江塘岸东沙洲增生，变成了民居、民田和桑枣场圃。为了改善水利状况，宋代对吴淞江进行过两次较大的裁变工程，即改直盘龙汇、白鹤汇。汇是河道的弯曲部分，一般是指较大支浦和江会流处形成的大弯曲。盘龙汇介于华亭、昆山之间，其直线距离才10里，而河道迂曲长40里。景祐间（1034～1037）范仲淹治水时就提出要开直盘龙汇，未能实现。宝元元年（1038），两渐转运使叶清臣在盘龙汇北开新江，裁弯取直。白鹤汇在盘龙汇的上游，环曲甚于盘龙汇，水行迂滞，不能畅达于海。嘉祐六年（1061），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知昆山县韩正彦取直了白鹤汇。经过这两闪裁弯，吴淞江壅噎不利的情况有了改善。未改道前，吴淞江原来流经青龙镇，北宋时青龙镇十分繁华，开成新江后，旧江逐渐淤狭，青龙镇的地位，就慢慢被新起的上海镇所代替了。吴淞江近海段，崇宁二年（1103）开始浚治，从封家渡古江开淘至大通港入海，计74里。     在东北方面，宋代修建了至和塘（即昆山塘），并疏浚三十六浦。苏州与昆山之间相距60里，多浅水沼泽，无陆途，很为不便。唐代时曾议筑塘，因皆为泽国，无处求土，一直未能营作。宋至道二年（996），又有人建议修昆山塘，没能施工。至和二年（1055），开始修至和塘，仅挖成水道，堤岸不完备。至嘉祐年间，采用桩木竹席为墙，漉水中淤泥的办法筑塘堤，至嘉祐六年（1061）塘堤才全部完成。昆山塘因在至和年间动工修筑，所以后来也就改名为至和塘。至和塘从苏州娄门出，西承太湖鲇鱼口来水，支脉与淀山湖、吴淞江沟通，下接顾泾、黄泗等浦以达于海，能承担古娄江部分泄水之责，所以有人也将其看作为娄江。这是唐以后太湖东北水系的一大变化。但至和塘只是阔6丈的普通塘浦，汇水能力有限，故还需治理东北诸浦。宋代对东北诸浦的疏导工程，共进行了15次。其中规模较大、效果较好的主要有这样几次：景祐二次（1035）范仲淹主持浚福山、许浦、白茆、七丫、茜泾、下张诸浦；政和六年（1116）和宣和元年（1119）越霖组织疏治昆山常熟港浦；隆兴二年（1164）沈度开浚东北十浦等。应该指出，太湖东北港浦，易于淤塞，需要经常疏浚，靠这几次修筑明显是不够的。 东南方面通海的港浦，宋时主要有上通柘湖的金山浦、小官浦，上通淀山湖的芦历浦，以及上通当湖的月河、南浦口、澉浦口。宋以前钱塘江基本上从南面的南大门入海，受涌潮的影响，南岸萧山、绍兴、杭州一带潮灾严重。南宋以后，江流海潮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潮趋北大门的形象，华亭等地海岸塌坍，海塘工程不断重筑加固，通海河港大部被堰坝捺断。如柘湖东南原有十八港出海，是东南三十六浦中的重要通海河港，但到南宋初，除新泾塘外，其他十七港都筑堰捺断。事实上新泾塘也曾筑过堰闸，如元祐中置闸，后因沙淤废毁；绍兴时又修新泾塘闸，因港阔海潮势急，时筑时废，不能经久。乾隆七年（1171），仍改新泾闸为堰，并将堰内移至20里的运港。这样柘湖十八港至此全部筑堰捺断。乾道八年，新筑捍海塘堰完工，明曹印儒《海塘考》称之条海塘，“起嘉定之老鹳嘴以南，抵海宁之澉浦以西”，这也就是后代所称的里护塘。此外，东南地区还有澉浦、蓝田浦、乍浦等港与海相通。明以后随着潮灾的加剧，东南通海港口才完全被堵断了。     宋代除着重治理下淤河浦外，对江南运河也作了些整治和疏浚工程。当然，修浚运河，目的是为了便于漕运，但元疑也改善了苏、秀、常、润等州的农田水利。另外，对太湖溇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疏浚。如嘉祐六年（1061）家不仅且尉阮洪疏四十九渎；治平四年（1067），宜兴知县楼闶浚四十二渎，次年新开一渎，即档公渎；宣和元年（1119），浚宜兴县百渎。其他如开浚河浦、塘堰等小的工程就更多，《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两浙路修水利共达1980多处，溉田104000多顷。淳熙二年至四年（1175～1177），浙西路修浚陂塘沟洫共2100余所。对此，《宋史·食货志》解释称：“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说明宋代尤其南宋时，因对太湖地区水利事业也较重视，所以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更较发达。     （三）大量围湖垦殖的历史教训     宋初，对较深的湖泊和滞蓄作用较大的湖荡，管理较严，不准随便围垦，只有少数盗湖为田的情况。北宋中期以后，开始鼓励围湖为田；政和时，朝政腐败，国库空虚，竟大量围湖以增加收入。在宋室南渡前后，北方时和时战，社会动荡，大批难民南迁，太湖地区人口激增，要求开发更多的土地；而迁到行都杭州的一批强宗巨族，更是大肆围湖占江，太湖地区水域面积大，水利建设在较大的范围内规划经营，有较完整的水利系统，水与与围垦基本上是相互促进的。宋代平原地区已基本开垦，于是盲目围湖围河，使塘浦圩田系统进一步受到破坏。     关于宋代特别是南宋乱围乱垦的情况，稍举几个例来说，如常锡间的芙蓉湖，旧称15000多顷，在元祐（1086～1093）中，被围垦一部分。在宣和（1119～1125）初，曾围垦过华亭泖和常熟尚湖。丹阳的练湖，在隋唐时不仅灌溉，还起到济运的作用；南宋时失修逐渐淤浅，豪强趁机侵耕为田，面积也缩小很多。渐西最低处的淀山湖，淳熙（1174～1189）时也被围垦不少。不仅如此，太湖本身也被围垦缩小很多。如绍兴时，军队侵夺濒湖浅滩，侵占增多，湖面愈益狭窄。高淳3湖（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之间，在政和五年（1115）围成永丰圩，有田950余顷。当时被围的小湖荡就更多，不仅围湖，甚至运河和塘浦也有被围的。淳熙十年（1183）统计，浙西共有围田1489所。第二年，曾对已存围田立石碑，规定石碑外不准再有新围，但仍未能禁住后来围田的恶性发展。     宋代大量盲目围湖垦田，其主要造成的危害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破坏水利，灾害增加。盲目围垦侵占水道，湮塞水势，破坏水系，河道易于淤积。陂湖经围裹后，潴水面积减少，调蓄洪水的能力减弱，涝时易灾，旱时无水灌溉。淳熙时围垦的淀山湖，把几条主要泄水道都堵塞了，湖水上涨，虽然围得2万亩地，但沿海大批良田被淹没了。对此提举常平罗点指出：“浙西围田湮塞水势，所在皆有，独淀山湖一处为害最大。”太湖东北三十六浦的淤塞，吴淞江过于弯曲和变狭，和围田也有很大关系。庆元二年八月户部尚书袁说友、侍郎张抑言：“今浙西乡落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溇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之可潴，有旱则无水之可戽，易水易旱，岁岁益甚。”这也是为什么宋代尤其南宋水旱灾害特多的原因。     2、农田减收，国家失赋。围湖垦田，增加了耕地，可提高粮食产量。但围垦不当，不但不能增加产量，反而会减产。南宋时御史中丞卫泾指出：两浙“隆兴、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并对“围田既广，则增租亦多”的议论进行了驳斥。认为围垦筑堤阻塞水流出入之路。占据上流的湖田，独擅灌溉之利，民田得不到灌溉；水涝时，决水放入民田，民田于是受害。围田地势低，收成得不到保证，侥幸稔收也增加不了多少租税，而以往常获丰收的民田，稍遇水旱反成荒土，常赋收入大大减少。     3、影响湖泊的多种利用。湖泊是运河的水柜，能调节运河水量。江南运河依靠丹阳练湖、杭州西湖水接济，这两个湖泊淤浅，蓄水量减少，使运输受到影响。为保证航运，一度曾制律不准民田灌溉，造成航运与灌溉矛盾尖锐。其次，湖泊也是鱼鳖虾蟹、茭荷菱芡等水生动植物的生长之所，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遇到灾年，老百姓还可赖其生存，湖泊围垦后，老百姓更无生路。     4、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大量围湖垦田，使上下游水利纠纷增多，水旱灾害增加，人民温饱更得不到保证，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愈益尖锐，因此围垦也成为当时朝野都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鉴于上述这些原因，南宋朝廷也曾多次下令禁止围垦，但由于围田者大多都是权势之家，所以不仅禁令是一纸空文，围垦反而愈演愈烈。     （四）宋代主要的几种治理太湖水利的论说     北宋时，围绕治理太湖水利，不少名人学士，如范仲淹、郏亶、单锷、郏侨、赵霖、黄震等等，各自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尤以范仲淹、郏亶、单锷的主张影响最大。这里择要介绍如下。     范仲淹在景祐元年（1034）知苏州，当时苏州大水，民田不能耕种，范仲淹提出并主持疏浚了东北白茆、福山、浒浦、茜泾、七丫等港浦。其主要构想，是通过这些工程，异泄苏州积水，使之东南之吴淞江，东北入长江，并建闸挡潮，旱时引潮灌溉，涝时排泄积水，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其在工程进行中，曾给当时宰相吕夷简一书，对太湖水利提出自己的治理意见。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加政事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一书，针对当时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部隳废的情况，提出了水网圩区的治理，应取浚河、修圩、置闸三者并重的措施。对这一意见，后人都很重视。政和间，赵霖在，《体究治水利害》一文中，也提到“开浚港浦，置闸启闭，筑圩裹田，三者缺一不可”的看法。元代任仁发现明白指出：范文正公“尽心于水利，尝谓修围、浚河、置立闸窦三者相为表里，如鼎之足，缺一不可，三者备矣，水旱岂足优哉。”范仲淹的上述治理太湖水利的措施，不保为后来历代所推崇，就是现在，仍是水网圩区的主要治理方案。     郏亶，太仓县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熙宁三年（1070）郏亶将《苏州治水六得六失》和《治田利害七论》两篇文章上书朝廷。文中郏亶分析了太湖地形特点，详载了古人治水遗迹，着重总结了吴越钱氏治水的经验，提出了低田筑高圩，高田浚深浦和驾水入江归海的治理主张。太湖平原地势低洼，东南沿海岗身地形较高，环湖之地常多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灾，郏亶认为治低田要于松江的南北开纵浦，以通于江，再于浦的东西开横塘，以分其势。塘浦要深阔，利用开出的土方，堆筑高堤，作成圩田，虽有大水，不能入于民田。这样，水位高于江中水位，江中水位高于海，能迅速排泄，故而产生“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的廉洁。治高田也要在沿海地开纵浦横塘，所开塘浦也需深广，这样做不是光为了排水，而是可北引长江水、东引海潮灌溉，并可多潴蓄雨泽，使大旱之年也有水灌田。郏亶还主张在高低田相界之处设置堰闸，以阻止高地雨水向低地浸流，这样既可减少低地排水负担，又可在高地拦蓄雨水供抗旱之用。这即是根据地形高下，分片分级控制，是很有道理的。郏亶强调“治田者本也，本当在先；决水者末也，末当在后”。郏亶所指的“治田”，即筑圩、浚河、建闸，恢复五代时的塘浦圩田系统。他们这些看法，是针对当时圩堤破坏，塘浦淤塞，低田被淹、高田常旱的弊病而言的；但同时也是对景祐以来只重视大江大浦的治理，忽视农田水利的批评。郏亶治理太湖水利的步骤，是先修复高圩深浦和堰闸，使水行于塘浦之间，不为田害；然后再开松江和大浦、恢复管理岁修制度等等。熙宁五年，郏亶被任命为司农寺丞，主持兴修太湖水利，动员了6郡34县的劳力，但开工不久。就为权势反对而罢官。他的计划虽没实现，但他的治水主张，一直为后世所重视。     单锷，宜兴县人，中进士后不仕，悉心研究和实地考察太湖水利30年，于元祐三年（1088）写成《吴中水利书》，论述他对太湖洪涝的治理主张。单锷提出以治水为主的治理意见，反对郏亶治田为先的观点。他从太湖上、中、下游整体出发，探讨了水患发生的根源，对太湖水利核心的洪涝水排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的方法：在上游，他主张恢复溧阳五堰，使宣、歙等地的水不入荆溪，以减少西路来水。中游，开通夹苧干渎，开浚常州运河通江十四渎，导湖西冈坡来水北入长江。古夹苧干渎位于宜兴、金坛至武进一线，南接荆溪，与滆湖、长荡湖（即洮湖）相通，北接常州的江南运河。常州十四港在运河东北，是泄运河水入江的港浦。单锷认为开夹苧干渎通流后，“则西来他州及震泽之水，可以杀其势，深利于三州之田也”。并且疏浚宜兴百渎，使荆溪之水畅达太湖，利于宜兴湖溇之地灌排。下游，先开吴江塘岸东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凿开吴江塘路为木桥千所，扩大出水口，于下流浚治白岘、安亭2江，使太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然后疏浚临江、湖、海的所有泄水港渎，等水泄后，再筑田围。单锷的这些观点，为苏轼等人所赏识，虽未付诸实施，但也为后人所重视。     其他如郏侨、赵霖、黄震等人的看法，也颇有道理，但主要是综采范、郏等人的主张而加以发挥而已，所以不再一一介绍。 二、元代的太湖水利治理     元初，为防止宋军和农民起义军的反抗，将吴江长桥筑塞5余丈，沿塘36座桥洞也多钉栅或筑坝塞断，以致淀山湖东的小漕、大沥等处，泥沙壅积数十里之广，被豪强擅自围垦。待局势比较稳固以后，元统治者逐步认识到农业生产特别是太湖载我农业的重要性，才又开始重视太湖水利。在元朝统治年间，也对太湖水利进行过几次大的兴修；在施工时，还设置了都水庸田司专主其事。     （一）太湖水系的治理     元代治水着重开挖吴淞江、淀山湖及由淀山湖通入吴淞江的诸大浦。这是因为东南入海港浦的堰断，淀山湖变成苏、湖、秀3州之水总汇的处所。宋代淳熙后开始疏浚淀山湖通入吴淞江的诸浦，元代疏浚工程更多。元初淀山湖被豪强侵占，筑堤为田，每遇霪潦，泛溢为害。至元二十八至三十一年（1291～1294）首先疏治淀山湖。随后修浚吴淞江及淀山湖的工程，以大德八年（1304）和泰定元年（1324）两次规模为最大；这两次都是由任仁发负责施工的。大德八年，任仁发鉴于“吴淞江故道堙塞，使震泽之水，失其就下性，为浙西诸民害，垂二十年”，建议浚治吴淞江。开浚段西自上海县界吴淞江江，东抵嘉定石桥洪，长38里多，深1.5丈，阔25丈。大德九年，并在江中置闸10座，以阻潮沙。十年，又对越屯浦、大盈浦、白鹤江、盘龙江、旧江等进行疏浚，除旧江外，这些都是由淀山湖向北入吴淞江的水道。泰定元年，任仁发疏浚吴松2江，当时吴淞下段，似系分成多股入海的。为排泄淀山湖涨水，又疏浚大盈浦、乌泥泾等，乌泥泾是与黄浦相通的，这时已开始疏导黄浦水系，黄浦渐大已见端倪。泰定三年，任仁发在吴淞江北支赵浦，黄浦西支乌泥泾、潘家浜各设闸2座，以阻遏浑潮内灌，蓄清水归吴淞江，企图促使吴淞江深阔。然因闸孔太小，出水口过于狭窄，反而受涝。由于常年闭闸，不能引潮水灌溉，农田又受旱。故没有多少年，即废各闸，吴淞江淤积状况，实际也无多大改变。至正元年（1341）再次大规模疏浚吴淞江，捞摝吴淞江泥沙，又浚松江府门外漕渠及张泾、风波塘、南俞塘、北俞塘、盐铁塘、官绍塘、盘龙塘、蒲汇塘、六磊塘、石薄塘等20处河道，都在吴淞江东部海口段。吴淞江海口段淤塞与海岸线迅速外伸是相关的，而疏浚海口段与围垦新涨海滩也是分不开的。由于沿海新涨滩地的开发，人口逐渐增加，这一带先后就又新设了一些县分，如宋末分昆山县增设嘉定县，元初又分华亭县增设上海县等等。至元朝末年，吴淞江下游淤塞已很严重。其时周文英在《论三吴水利》中说：“江口河沙汇嘴至赵屯浦，约十余里，地势涂涨，积渐高平，此所谓海变桑田之兆，即非人力可胜。”周文英主张弃吴淞江置之不论，而专意于江之东北的刘家港、白茆浦等处。     太湖下游东北方面的河道，元代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刘家港（即刘河，今浏河）。刘家港在宋代的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元初开始疏浚。它是由一般塘浜变成大港的，因所处地势低，水流顺直，所以在江冲浪刷的作用下逐渐深阔。至元二十四年（1287），宣尉使朱清疏导刘家港，把至和塘和刘家港连接起来。由于古娄河摆动于刘家港以北，七浦塘以南，与刘家港很接近，元代刘家港出现后成为东北方面最大的干河，起了古娄江的一部分作用，故人们也把它看作娄江。元时漕运以海运为主，刘家港变成太湖地区“千艘所聚”的港口。因此，太仓城也随之逐渐繁荣起来。东北方面其他港浦的疏治，就要算至正二十四年（1364），占据苏州一带的张士诚浚白茆塘工程为大了。施工时他共起兵民10万人。白茆塘疏浚后，如史所记，由是“水势峻下”，“境内丰熟”，获益了一个时期。     （二）圩田水利     元代对圩田水利也较重视。大德二年（1298），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于平江路，专督修筑田围，疏浚河道。据记载，三年在平江路置闸堰凡78所。这些都是圩田地区的不利建设。至大初（1308），江浙行省规定圩岸分等标准，以水平面（似指一般水位）作标准，田面和水面一样高的为一等，围岸高7.5尺；田高于水，则围岸的高度以次递减；田面高于水面4尺为五等，围岸高3尺。即修筑的围岸，依照地面高低分作五等，每1尺为一等，以便督促修筑。     （三）运河治理和海塘修筑     泰定元年（1324），开浚镇江运河，疏浚练湖以利济运。天历二年（1329）修筑恢复运河京口闸，以引蓄江水。元时吴江塘路日夜遭受风涛冲击，至正六年（1346）大修吴江石塘，在长桥南正当太湖急溜地段修筑，长9里，高1丈，宽1.4丈，置水窦136，以泄横流，这也是后来所称的至正石塘或九里石塘，至正石塘有利于漕运，但太湖水势更加受阻，塘路两边淤积加快。     元代也多次修筑过海塘，其主要成绩，是创造出了石囤木柜的修筑技术。盐官州海岸土质松软，很难筑塘，运用石囤木柜法后，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明清太湖水利的整治 一、明代太湖水利的整治     明初建有南京，经济上直接依赖太湖地区。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漕粮仍然靠南方特别是太湖地区供给，所以，整个明朝一代，对太湖水利的治理也颇重视。     （一）太湖水系的整治     明代治理太湖水利的重点，主要也是解决太湖洪涝水的出路问题。其具体措施是：在上游，减少注入太湖的水量；中游，浚治湖水出口，分流排水；下游，着重疏浚吴淞江入海干流，兼顾东北港浦的浚治。     春秋末年，伍子胥在今高淳东开胥溪。唐末杨行密据宣州，其部下台濛于唐景福元年（892）在胥溪兴筑鲁阳5堰，以便蓄水从江浙转运军粮。5堰由西至东为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余家堰，各相隔5里左右，其后废置不定，南宋和元时，基本上处于废弃状态。明初建都南京后，苏浙漕粮要逆长江西上，为了避免江涛之险，洪武二十五年（13923），疏浚胥溪运河，在今东坝处建石闸1座，名之为广通镇库；又开凿溧水胭脂岗，通过胭脂河把石臼湖与秦淮河连接起来。苏浙漕运由太湖经荆溪、胥溪，过广通镇闸，到固城、石臼2湖，东北入胭脂河，下秦淮河，直达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江浙漕舟改由京口渡江北上，胥溪运河遂失去其重要地位。当时太湖下游水患严重，苏州人吴相五引单锷议上奏，建议在胥溪筑坝减轻苏松地区水患。这一建议被采纳后，于是废闸为坝，称为上坝或东坝。自此宣、歙之水很少进入太湖，但坝犹低薄，水易漏泄。正统六年（1441），长江水泛涨，坝大块，苏、常一带，遭受水灾，巡抚周忱召集民工重新修筑。由于商旅过坝可收取税利，正德七年（1512），将坝增高达3丈。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坝东10里许，约古何家堰外，更筑1坝，称为下坝。下坝以东之河称为下河，上坝以西之河称为上河，两坝之间者称为中河。由于上坝、下坝都在高淳之东，故统称为东坝。明代修筑的东坝，对上下游的影响都比较大。宋时5坝毁圮，水流易于东泄，固城、石臼、丹阳湖区圩田得到普遍发展，明筑东坝后，因芜湖沿江地区高于内部，水流壅遏，高淳等地湖区扩大，湖田多沦没为湖。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沉没圩田达到10万余亩，废圩80所。另外，东坝筑后，减少下游的来水量，有利于下游圩田的发展。如常州、无锡间的芙蓉湖，在正统时周忱将其全部围垦成田，称为芙蓉圩。因此，从明后期一直到清代，都筑上下两坝以减少太湖的来水量。下游水量减少后，对下游河道的冲淤又有不利。当时归有光就认为，吴淞江所以淤塞，是因没有足够的清水来冲淤。同时，由于东坝的拦截，太湖湖西一带，在干旱年份，也出现了水源短缺和无处引水的情况，这一点，限于当时的水利技术水平，似乎一直成为明代未能解决的矛盾。关于太湖西部的水利建设，除东坝外，明朝在宜兴、湖州等地，也常疏浚溇渎，使注入太湖的水道保持畅通，这对滨湖溇圩田的农业生产，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代太湖水利由朝廷派员主持的较大的治理工程有10多次，其中成绩比较显著的有永乐初夏原吉、正统间周忱、天顺初崔恭，弘治间徐贯、正德嘉靖间李充嗣、隆庆时海瑞、万历初林应训等人的治水，治理的重点是在下游。明初太湖下游水患严重，永乐元年（1403）命工部尚书夏原吉负责治理。夏原吉的治水方案，采用了元未周文英和明初叶宗人两家之说，认为吴淞江下游段从夏驾浦至上海南跄浦口潮汐淤塞，已成平陆，淤泥淤沙，难以施工，而提出“掣淞入刘”的办法，即由夏驾浦、顾会浦导吴淞江的水，改经刘河出长江，以代替吴淞江下段的开浚。同时开阔范家浜。黄浦原为吴淞江支流，明初黄浦下游段，即上海浦壅塞，夏原吉认为难于疏浚，而将浦东附近的范家浜，（约从今上海外白渡桥至复兴岛东的河浦），开阔至30余丈（图2-3）。     夏原吉的这次治水，促使太湖水系发生很大变化，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其主要影响为：     1、导淞入刘，使刘河保持了200多年的通畅局面。刘河出海路线较径直，导淞入刘后，清水水量增加，水流迅急，以致到明朝末年，刘家港仍保持“阔者一、二里，狭者亦不下百丈”的宽阔水面。     2、范家浜的开浚使黄浦扩大。范家浜开挖后，黄浦上承淀泖湖群之水，淀泖地势最低，太湖下泄之水，先汇集于此，加上杭、嘉之水也注入黄浦，黄浦水域面积广，清水来源多，在落潮时，有足量的清水冲淤，这样黄浦是以自然扩大。范家浜未开之前，黄浦之广不及吴淞之半，范家浜开浚时为30余丈，万历间已扩大为2里余，时至现在，深广的黄浦江，仍为太湖下游主要的排洪河道，而吴淞江反变成了它的支流，这也是造成以后上海港或上海市繁荣的直接因素。     3、导淞入刘，引起吴淞江的一系列变化。吴淞江下段因潮沙淤积，湮塞严重，中段淤积情况较好，导淞入刘后，夏驾浦以下至黄渡这段淤积也加快了。对于这一变化，嘉靖时李充嗣认为是刘家港之潮与黄浦之潮在吴淞江互相低撞，增加了吴淞中段泥沙的沉积。明代浚治吴淞江10多次，以浚治夏驾浦以下次数为多。如成化八年（1472），水利佥事吴（）浚治吴淞江，西自昆山夏驾浦，东至嘉定徐公浦，凡130里。成化十年，巡抚都御史毕亭开吴淞江，自夏驾口至西庄家港，共11700余丈。弘治元年（1488），带理苏松水利江浙佥事伍性，浚吴淞江中段40余里。七年，工部侍郎徐贯疏浚吴淞江、大石、赵屯等浦。嘉靖元年（1522），巡抚李充嗣浚吴淞江，从夏驾浦至龙王庙。万历初，巡抚御史林应训主持治水，浚吴淞江，自昆山县慢水港至嘉定县徐公浦止，长45里。这些工程规模都较大。另外，导淞入刘后，水量分散，水弱流缓清不敌浑，使吴淞江下段更易淤塞，两岸支港亦因之淤塞，致使这一地区排水和灌溉问题无法解决。在夏原吉治水50多年后，崔恭仍浚吴淞江下段。天顺三年（1459）崔恭治水，不再疏浚旧江道，而是开挖新江，所开江起自大盈浦，东至吴淞江巡司（距上海旧城西北12里）共22000丈。崔恭这次开的新江已与宋家浜（亦称宋家港）相接，宋家浜后演变为今上海市区的苏州河。崔恭治水后，吴淞江下游分成旧江、新旧两支，旧江也称为虬江。这样新江渐成为正流，而虬江成为吴淞江的支流。隆庆一年（1569），海瑞又开浚新江，自黄渡至宋家桥长80里，形成吴淞江下游现今河线。之后虽仍浚治旧江，但主要就为排涝之用了。     明代对太湖东北地区港浦的疏浚也很重视，夏原吉、周忱、徐贯、李充嗣、海瑞、林应训，都分别浚治过东北港浦。在这一地区的水利工程中，以疏浚白茆港工程量为最大。因为，白茆港是仅次于刘家港的大港，刘家港转排吴淞之水后，东北地区之水，主要就由白茆港排泄了。     （二）圩田水利及治理技术     明代对圩区水利，如民国《吴县志》记载：“洪武二十三年，谕工部，仰该府州县提调官，常川体勘境内应有圩岸堰坝坍缺，陂塘沟渠壅塞，务要趁时修筑坚完，疏浚流通，以备旱涝。”反映这时农田水利的兴修，主要以地方为主、以民办为主。朝廷派官员主持治水时，一般也督责各府县兴修农田水利。据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统计，明代兴修太湖水利工程大小有1000多次，主要是塘浦圩区的浚河、筑圩、建闸工程，尤其重视圩岸的修筑。如正统七年（1442），周忱督责吴中水利，就是修筑低圩岸塍和详定堤水岸式，以期抗御大水。     明代中期开始大量开发丹阳、金坛、溧最等县北山平原中的洼地。这类洼地，汛期大水时，上受山洪冲击，下受河水顶托，在明以前几乎全是荒滩地。明中期后，在金坛县建成建昌圩、都圩、长新圩、杨树圩、大小南北圩等等。丹阳、溧阳等地，也均有修建。其中建昌圩，内中有天荒荡，俗有“十万天荒九万田”之说。经实测，金圩面积为73800亩，内有耕地38800亩，利用中部天荒荡蓄水备旱，滞蓄涝水。为了防除山洪，沿圩堤外还一有两条截水河道。     明代在频繁的圩田水利建设中，圩田治理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如在圩内筑“径塍”、“戗岸”，实行高低分级控制，以达到减少洪涝损失。当时圩子面积小，一般为几百亩、数十亩，为抗御较大的洪涝灾害，一些圩区实行联圩并圩。如万历时，耿桔在常熟就推行过这种办法。明时对圩岸的规格、修筑的方法、养护管理措施等等，也都作了较严格的规定。明代关于圩田水利技术的论述，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多。如周忱、姚文灏、史鉴、金藻、吕光洵、何宜、吴诏、朱衮、耿桔、陈瑚、徐光启等等，都对圩田水利有较深的研究。如万历时耿桔所著的《常熟县水利全书》，其“开河法”、“筑岸法”专论，就对浚河筑圩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即使是现在，仍还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海塘建筑     明代在海塘建设上，也兴建过不少工程和取得不少进步。钱塘江口门历史上有3个，即所谓南大门、中大门和北大门。宋以前，钱塘江基本上走南大门入海，南宋以后，出现了潮趋北大门的现象，但主流仍走南大门。到明代时，主流走北大门的次数比以前增多，海盐一带海岸内坍严重，就成了重点修筑地段。在明代整个276年中，海盐、平湖段的海塘修筑，共20多次。为了防止海岸坍塌，就将这一段改修为石塘。海宁段地基松软，抗冲能力小，仍旧用石囤木柜法筑土石塘。至于江南段海塘，也向长江口以西作了延伸；如洪武年间修建的江南海塘，南起嘉定县，向西就一直到跨刘家河。明代修筑海塘最大一次工程，是成化八年（1472）巡抚毕亭主持的嘉定至海盐土塘和松江至平湖的海塘。嘉定至海盐的土塘，全长52517丈，松江至平湖里护塘长53里，这样，东南通海港口应付一部断塞了。另外，崇祯时，因华亭（）阙海塘屡被冲决，于是也改筑石塘，这是江南海塘修筑石塘的开始。关于海塘修筑技术，明时也有不少进步。如黄光昇的“五纵五横鱼鳞大石塘”，其他还有“坚砌坡陀塘”、“桩基叠石塘”等等。     这些新出的各种型式海塘，都是为适应不同的地基、海浪等情况而创造出来的。 二、清代太湖水利的整治     清代对财赋之地太湖地区的水利治理，也颇重视，除开浚吴淞江等河道外，还化费巨额资金修筑海塘，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修建的数量也相当大。     （一）吴淞江的疏浚及随浚随淤的原因 清代太湖水利的治理方针，还是着重开浚吴淞江，兼顾东北地区港浦的疏浚。开浚吴淞江主要在黄渡以下，前后有1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6次。     1、康熙十年（1671），马祐疏浚自黄渡至黄浦，总长11800余丈，河面阔15丈，深1.5丈；并在黄浦口建大闸1座。     2、乾隆二十八年（1763），庄有恭奏请开黄渡越河（即今黄渡镇南的河道），长640丈。因黄渡江形较曲，民居稠密，疏浚难施，乃另开越河。     3、嘉庆二十三年（1818），陈桂生疏浚自黄渡至上海万安渡长11000余丈，河宽9.0—12.5丈不等。     4、道光七年（1827），陶澎疏浚自井亭渡至曹家渡，逢湾取直，通长10800余丈。     5、同治十年（1871），张之万疏浚自黄渡至新闸西9020余丈，并用机船浚挖黄渡、新闸东西共长738丈。     6、光绪十六年（1890），刚毅疏浚自四江口迤东之横溇口至新闸大王庙，工长12500余丈，面宽10丈，平水面浚深1.1丈。     关于吴淞江的情况，至清代时，出现了随浚随淤、淤淀越来越严重，江身越开越小的局面。在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为商埠，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与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件，在上海割地开设租界，任意围占江岸建房造桥，这样，吴淞江终于发展成自黄渡以下阔不过三、五十米的苏州河了。     吴淞江古时水面很宽，北宋时郏桥称吴淞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松江旧志称唐时阔达20里，宋时也阔9里。但是，从元朝末年起，吴淞江下游淤塞变剧，如明隆庆三年开挖的吴淞江段，就只阔15丈，至光绪十六年再浚时，更变成宽仅10丈、深1.1丈的河段了。明清时吴淞江下游淤塞迅速，而且随浚随淤，其原因大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长江海岸线外伸迅速。如元代至明初，海岸线增长近40里，这样吴淞江河床比降变小，流速减缓，潮沙容易淤积。     2、水源减少。夏原吉掣淞入刘及开挖范家浜，吴淞江水向北注入刘河，淀泖及浙西大量来水注入黄浦，吴淞江因海口淤塞，亦有部分水流分入黄浦入海，水分势弱，无足量的清水冲去潮泥，由是吴淞江海口段淤塞加剧。另外再加上盲目围湖围江，水道渐塞，虽然浚治次数很多，总也不能挽回其淤塞的趋势。     3、吴江塘路及东太湖形成的影响。唐元和五年筑吴江塘岸，宋庆历时增修，又作长桥，由于塘岸与桥洞的束水，水势减弱。元代又修为石桥，开洞门105个，洞门狭窄，故上流阻遏，下流散缓，水灾增加。明代嘉靖时石桥渐淤，止有三、四个洞门可通舟楫，其余茭芦丛生，涨为平田，水势转向东北，主要出水口从长桥移至瓜泾口。吴淞江东坊至角度一段，水排不下去壅积起来，宽达六、七百米。由于水势减弱，吴江塘路两边淤涨迅速，元末吴江塘路是面临太湖的，明后期滩地已涨出几里，至今日，运河与太湖之间，少则有七、八里，多则有20里以上。清工由于淤涨引起的突出变化，是大缺口和东太湖的形成。洞庭东山原在湖中，后来由于滩地扩大，对面胥江口以南滩地伸涨，东山与陆地逐渐接近，中间形成一个宽阔的缺口，称为“大缺口”。大缺口在清初还阔200—300丈，后被居民种植茭芦，泥淤滩涨，水口渐窄，至乾隆十四年剩50余丈。八十年后，道光十年时，口宽仅只6丈，至19世纪中叶，便已基本淤合，洞庭东山即出现在“半岛”的面目出现了。东山与陆地连接以后，把太湖东隅与西部隔开，形成了一个狭长的“东太湖”。此前，太湖洪水通过“大缺口”，以吴家港为出水主港，疾趋吴江长桥。明末吴家港、长桥淤塞，北面的出水口瓜泾口比较宽广。东太湖形成后，湖水要绕洞庭东山进入东太湖，再由瓜泾口东泄入吴淞江，水流当然迂回势弱，这就加速了吴淞江的淤积。     （二）东北港浦的浚治     明代夏原吉导淞入刘，使刘河曾长时保持了一段通利的局面，但至崇敬祯末，刘河便已逐渐淤塞。从清初起，即开始浚治刘河，据统计，在清一代，共疏浚刘河16次。其次为白茆，约疏浚10次。其他如孟河、福山、七浦、徐六泾、浒浦、梅李等港浦，也都疏浚多次。其中工程较大的，如顺治十二年太仓知州白登明开刘河60里及其北支朱泾50里，排泄积水入海。康熙十年，马祐开浚刘河淤道，自盐钱塘至航船港达海口，共长5180丈，并于天妃宫建立一水闸。康熙二十年，慕天颜浚白茆港淤道，自支塘至海口，长43里。道光十四年，巡抚林则徐浚刘家港，起吴家坟港口，至白家厂基东止，长7300余丈，面宽8—10丈不等，平水浚深9尺；又自盐铁东杨家浜起，至吴家坟港止，长790余丈，面宽8—9丈不等，平水浚深7尺；此外还同时挑了白茆河及徐六泾。光绪二十四年，两江总督刘刊一挑浚刘河，自殷港门起至浦家港口止，全长4100余丈。清时东北港浦和明代一样，潮沙淤积严重，时浚时淤，为了防止潮沙淤积，曾在刘河、白茆河道河道口建闸，但是，由于筑闸技术水平不高，往往屡筑屡圮，或者闸小，反而起阻水作用，到清朝后期，刘河宽不到10丈，元、明时期曾是东北干河的刘河，至此便已降为一条普通的港浦清代后期太湖排洪，就只有黄浦一江承担了。     （三）农田水利情况     农田水利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其任何一个较大变化，都会随之反映到农业生产上来。如上海原先大多数也种植水稻，清初水利失修，就大面积地改种棉花、豆类，粮食产量减少3/10，迫使农民不得不到华亭买粮食吃。在这些后，清代在太湖地区就兴修了许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据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统计，清代在这一地区，兴建的水利工程多达2000余起。除疏浚水道、修筑海塘外，大部分为水网圩区的浚浦筑圩工程和山区塘、堰、坝的修筑。清代大量开发山区，水土流失严重，淤积河道，破坏了水利。这一点，如王凤生在《浙西水利备考》中所说：“杭郡之于潜、临安、余杭三县，地匝万山，为水道发源之处，近以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将山土刨松，一遇霪霖，沙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辄有泛滥之虞，与湖郡之孝丰、安吉、武康三县，长兴县之西南境，乌程县之西境，其为害则同。”所以河道需要经常疏浚，这也是浚治工程增多的一个原因。     在圩田治理技术上，清代也有不少创新。由于自然演变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圩内陆形高低不平，多数圩子呈四周高，中间低的所谓“釜形圩”或“仰孟圩”状况。嘉庆十八年，青浦孙峻写成《筑圩图说》一书，总结了治理和利用“仰孟圩”的经验。通过“围”、“抢”，即修筑高厚坚实的外围及分格控制的塍岸（抢岸），实行高低分开，分级控制，达到水不乱行，减少淹没，易于戽救，从而取得丰收的目的。这一套技术措施，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实用性。     （四）海塘修筑     清代在海塘修筑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工程技术上取得了不少进步。比较而言，在清代前朝，如康熙、雍正、乾隆时，对海塘修筑尤为重视。每一次修筑，往往用银多达几十万至一百余万两。清代海塘修筑重点在海宁。康熙间钱塘江南大门、中小门相继淤塞，潮流走北大门的形势形成，海宁一带正当潮冲，海岸塌坍严重。为此，从康熙开始，历雍正、乾隆3代，将海宁一带建成“鱼鳞大石塘”。为了防止海潮淘刷塘基，还修建了“坦水”工程用以保护塘基。另外，为避免潮水主流直接冲击塘身，修建了“桃水坝”和“盘头”，用以挑水防冲，保护塘身。清代对江南海塘也曾多次修筑，在华亭、金山、宝山等处险工地段，就修筑了石塘。至于奉贤、南汇、川沙地区的海塘，因这时岸滩外涨迅速，如南汇，外涨竟达40—50里。南汇一带，在明万历十二年就筑过外捍海塘9250余丈，清雍正时南汇知县钦连，在明万历外塘的基础上重加修筑，长15300余丈，称之为“钦公塘”。随着海滩的外涨，光绪十年在钦公塘外又筑一条新的“王公塘”，以后又在新塘外更筑“李公塘”；每次新塘建成以后，塘内的土地便随即围垦。奉贤、川沙的情况，也大致与南汇相似，所以，这几县不断修筑海塘的过程，实际也是不断向海滩围垦的过程。长江口区，自明万历以来，长江主流从走北支入海改为南支入海，宝山内坍严重，清时多次修筑土石塘工。太仓地区明代修筑过海塘，清乾隆十七年重筑。常熟海塘最早筑于乾隆十九年，东起铛脚港，西至耿泾港止，共长60里。清代通过对江浙海塘的不断修建，使这一带海塘工程更加雄伟，对捍卫农田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太湖地区从新石器时期种植水稻开始，便具有了初步的灌溉、排水技术。春秋吴越时期，开挖最早的运河，并在浅沼地区进行围田垦殖。秦汉至六朝，重点开发较高的湖西地区，大力修筑塘堰，湖东南低洼下湿之地，也得到了某些开拓。隋代江南运河全线贯通，唐代海塘、太湖湖堤基本筑成，唐后期塘浦圩田系统形成，至五吴代越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太湖地区渐变为甲富全国的经济发达之地。北宋初期大圩制开始解体，由于自然变迁和人为的因素，水旱灾害增加，开始转为重视太湖水系的治理，着重治理吴淞江和东北港浦，基本上堵塞了东南通海港浦。元代大体因循宋代治水方针。明清治水重点放在解放洪涝水的出路问题上。经“导淞入刘”及开挖范家浜等工程，黄浦逐渐扩大成为太湖的主要泄洪干流，而吴淞江淤塞变成一条普通港浦。此外随着海塘及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在水利技术方面也有较大进步。总的来说，太湖水利大体经历了开发、发展和治理历史过程，水利的兴修对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起了世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太湖水利的复杂性和封建社会的局限性，一些水利问题很难解决，水旱灾害仍是频繁。 　　解放后短短的几十年，太湖水利面貌有很大改观，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诸如普遍加高、加固了江堤海塘；加强圩区水利建设，改造旧河网，建造新河网；发展机电排灌；拓浚通江各港，并建闸控制；山丘区建造青山等大型水库7座，又修建大量的中小型水库和塘坝；整理湖西河道，兴办苕溪导流工程，打开和杭州湾南排的通道等等，都作出了显著贡献；当然，这不是说现在太湖地区的水利就搞得很好了，今后还需要进一步解决洪涝水的出路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以使太湖地区的水利为经济建设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