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因战场环境的恶化，东北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地区被日军攻陷，再加上日军惨无人道的报复行动，他们节节败退。
溃败之际，苏炳文、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和刘宾等将领，不得不先后率众撤退到苏联境内。令各路义勇军没有想到的是，进入苏联后，他们却被苏联军方缴械，并按“战俘”对待。
为了生存和日后可以“重整旗鼓”，这些人在那里艰难为生。条件允许后，他们又冒着凛冽的寒风，顶着冰霜，穿越零下三四十度的西伯利亚地区，踏上归途。
期间，约有一万人因疾病、饥饿、体力不支而长眠在异国的冰天雪地中。穿越万里后，剩余人员终于回到新疆。他们以悲壮和坚毅，书写了抗日义勇军不畏艰难的罕见长征篇章。
具体说来，当时进入苏联境内的，除了义勇军将士外，还有约1万的随军家属，加起来共有4万多人。
其实，按照命令撤退时，他们的设想是，苏联为友邦，虽该国各项条件不太好，但应该会“以礼相待”。他们在苏联，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大本营，休养生息，保存实力，继续抗日。
可以说，义勇军的将士，是抱着有机会抗日复仇的情绪，而进行的撤退。他们也将那里作为重新出发，开赴新战场的补给站。
事实却是，他们刚进入苏联境内，苏军就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定，依照《国际法》，缴了义勇军全体人员的枪械，并按照战败“俘虏”的标准对待他们。
这对有血性的将士来说，是一种侮辱。可两国政府的协议，让军人们不得不从大局考虑，听从安排。
他们在情感上虽难以接受，但绝大多数人，在痛哭一场发泄情绪后，或被战友安抚后，或对未来抱有期待的支撑下，还是慢慢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但极个别官兵，因接受不了被缴械和被当“战俘”，不能继续抗日杀敌，精神出现了异常，进而被苏军单独进行“看管”。
也正因为有了“精神问题”的官兵，苏军怕出现其他的意外，就让所有的义勇军和军属们，集中居住。说白了，所有人就相当于，生活在一个大集中营中。
他们就是去厕所，都需征得苏军的同意，没有任何单独行动的自由。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精神出问题的人员中，有六位被活活冻死在零下四十度的户外。
苏军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人员不听从安排，总是大吼大叫，而且一直嚷着要外出打日军，苏军根本“控制”不住，才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事实上，当时的集中居住区域内，每晚都有人哭喊着要抗日，或被惊醒而无法入睡，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更多的人，只在内心深处或睡梦中，默念着家乡和亲人的名字。
可见，这些人，从我国撤退到苏联后的经历，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沉重的创伤。而这种创伤，伴随着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久久不能消除。
既来之则安之。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特别无奈的选择。义勇军撤退苏联，中苏政府虽有协议，苏联政府对我方人员的大规模入境，也是由心理预期的。
从后来苏方对义勇军的表现来看，苏方的这种预期是非常不足的。可能也与当时，苏联自身情况有关。
该国当时刚经历国内战争不久，还处于恢复状态，而且其国内生产力低下，物资较为匮乏，养活本国人都有问题，更别提好好对待外国人了。
即使民国政府会支付义勇军人员的生活开销，与苏联进行外汇结算，但苏方属于“有钱买不够东西”的状态，为此，义勇军的生活标准非常低，民国政府亦是无能为力。
当时，苏联给义勇军官兵和家属制定的、每天的生活标准是：大人400克黑面包、苏波汤2碗、一小块方糖和一小撮茶叶。孩子除了面包减半，其他与大人的标准一样。
大家可以将现在的面包片，作为参照物来理解。正常的面包片，一片大约为100到150克，成人一天的餐食就是4片面包。
这种用餐标准，就连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都无法吃饱，更不要说营养了。大人的温饱情况可想而知。
为此，义勇军的将领，就与苏方人员商量，让我方官兵，可以通过“打零工”的方式，换取自己或一家人的温饱。
值得庆幸的是，将士们集中居住赤塔、伯力等西伯利亚地区，周围有20多个大型的国营林场、农场、牧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方的部分需求。
这就有了，有官兵在林场当伐木工人，有人在农场种植农作物。有较远的林场，工人需要步行两个小时才能到达。
大多时候，他们到达工作地点，集合完毕后，苏方的工作人员才会起床洗漱。如此辛苦工作，换来的仅是，不限量的一日三餐，偶有奖励就是当地的几颗土豆。
这样的机会，对义勇军官兵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很多成家的官兵，他们都是想办法多挣奖励，然后带回家养活一家老小。
有一位叫王若水的营长，为让家人多吃一口，愣是累死在伐木工作中。为活下去，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了。
新婚现场，新娘和孩子们当场下跪新郎官，以谢其收留之义。见证此境况的老兵，在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个场景，依然会禁不住流下眼泪，更何况当时在现场的人，更是潸然泪下。
就是放在当下，我们通过文字的叙述，也可以感受到，那时人们对于生的渴盼，以及这些人在苏联的生活困境。
后来，随军的少部分女性，也开始外出找工作，在当地较为富裕的家庭中做保姆，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她们这么做，无非就是希望吃顿饱饭，减轻家中的负担。
那个时代，义勇军将士和妻子们，在没有任何报酬下进行劳作，体现了国人特有的坚韧、不和女性的贤达。
不管怎么说，工作机会总是有限的。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就需要自己为了生存而努力。故而，义勇军官兵与当地民众之间，就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易。
官兵们会用身上的怀表、金戒指等贵重物品，换取百姓的面包和其他食品。后来，随着物价的飞升，很多士兵就拿出皮帽子、皮手套等御寒物品，来交换几片面包或几个土豆。
可在生死关头，官兵们属于弱势群体，根本没有话语权，面对这种不公平的交易，只能咬着牙被宰。
即使如此，在1933年的春季，官兵们能拿出的像样年夜饭，就是用清水煮野兔，加上一点从百姓手中换来的点油和盐巴。更有甚者，捕捉乌鸦做年夜饭的“大餐”。
部分家属还会去捡拾，当地居民丢弃的废菜叶，就是为给年夜饭增添一抹绿色，或煮点菜汤喝。
在漫长地等待后，这些人终于盼来了可以回去的消息。一部分高级将领，如马占山等将领，可以乘坐飞机，绕道欧洲返回祖国。大部分的随军家属乘坐轮船，绕道日本直接返回。
对于广大官兵和少部分家属而言，他们的归国之路，可谓历经万难，牺牲众多。南京政府本来的安排，是让他们分8批次，乘坐火车先到哈萨克斯坦，然后再小批次进入新疆。
他们先从伯力出发，途径西伯利亚地区，当时这里的温度都在零下三十多度，很多人的御寒物品不足，走在路上，又没有火炉取暖，医疗条件也跟不上。
只要有人得了风寒感冒，几乎就预示着此人走不下去了。这种非人力因素造成的伤亡，是最为要命的。到了这时，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掉队。
以至于，后来的行程中，次日早起后，官兵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周围的人是否健在。如果对方离开了，活着的人就收集好对方的遗物，找个地方将其遗体掩埋后，再继续上路。
再者，他们回程时，苏联还是按照原有标准，配备食物，可饥寒交迫下，很多人挤在车厢里，活动范围有限，除了忍饥挨冻，别无他法。
这也导致，后续的路程中，部分官兵是因饥饿而晕倒休克，但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身亡的。而且，这种情况，在坐火车的车厢中，如病毒般不断传播，弄得人心惶惶而无解。
因资源和能力的有限，这种无能为力之感，一直困扰着归国的部队。
不过，说起最难的行程，还是在阿亚古斯以东200公里的区域，也是离国门最近的一段路程。因天气和道路原因，机械车辆无法通行，只能用牲畜拉爬犁的方式，作为其交通工具。
在滴水成冰、呵气成霜、雪虐风饕、肌肤俱裂的天气里，长时间用这种露天交通工具行进，人们受到的暴击可想而知。
最后的200公里，苏军为所有人配发了四天的食物，可他们实际行进的天数却是十天。
有些人实在受不住饥寒，一下子将所有食物吃掉，后续的路途更是备受煎熬。然而，在最后几天，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断炊了。
有些官兵，知道自己无法回到祖国后，为让妻儿活下去，他们会将身上所有的御寒衣物，以及剩余的食物，全部给到妻儿。
临去世前，有人还会抓着亲人的手，表达自己为抗日而身死异国的不悔，只是希望孩子可以记住父辈的努力，并在生理时刻，朝着父辈牺牲的方向，烧纸告知。
据后来的史料记载，在牺牲的一万多人中，约75%的人，是在倒在了最后200公里的路上。他们的牺牲，是为让亲人、妻儿顺利归家，不得不为之的选择。
很多人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样信念，支撑着活着的人，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艰难行军？
是为了重新回到抗日战场，还是祖国有亲人的呼唤和等待，亦或强烈的个人生存欲望，或者几者兼之。
不管如何，他们以自己悲怆和坚毅的行军，创造了义勇军鲜为人知的长征。此事件，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十天后，义勇军终于进入我国新疆境内，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招待和欢迎。
后来，世人几乎再无听说义勇军的事迹，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蒋介石要求“就地安置”，很多官兵，就脱下军装，在当地娶妻生子，留在了当地。
另一方面，除个别高级将领还有抗日的热情外，绝大多活着归国的官兵，已无斗志，也不愿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更不愿回到内陆继续参加战争。
如果非要将义勇军留在新疆，说成是受到新疆民众热情的感染，也无可厚非。对这些经历过非人磨难的将士和家属来说，安稳和被接纳，才是他们心中渴盼的安全感来源。
抗日义勇军的将士们，在家国沦丧之时，誓言不扫倭努不解甲。他们用自己的战斗功绩，尤其是为“保存实力”而执行战略撤退苏联的经历，谱写了国人永不屈服的民族气节。
如果按照传统标准来评判抗日义勇军的行为，或许他们是失败的。世人甚至会将他们与东北的抗日联军混淆，甚至出现只知杨靖宇，而说不出任何一个义勇军官兵名字的尴尬情况。
后人们更是容易犯的错，就是将如义勇军一样，最早站出来进行抗日的铮铮铁骨、民族英雄群体遗忘了，年轻一辈更是对他们的经历一无所知。
在这里，我要说，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我们历史传播者的责任，更是你我的悲哀。所以，在了解了他们感天动地的经历后，我们更应向这个英雄群体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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