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真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苏轼《石钟山记》文本细读（下）
《水经注》一书，出现的最后年代是延昌四年(515年)，郦道元被害是在孝昌三年(527年)，所以其成书的时间当在二者之间。 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写于贞元戊寅（798年）七月八日，也就是从郦道元提出“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观点之后过去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才有人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或者真相进行了考证。从“始访其遗踪”一句，既可看出时间间隔之久，又可见出作者的遗憾之深。而从798年到苏轼写作《石钟山记》的元丰七年（1084），中间又过去了286年，在此期间，是否有人对此产生怀疑并亲至其地进行考证，我们无从确知，但留下记录的确乎只有苏轼一人。从第一段“人常疑之”“余尤疑之”的讲述之中可以想象，在亲临石钟山之前，苏轼心中早已存了一座石钟山；在其命名真相被揭示之前，作者早已存了一份一探究竟的心愿。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才会在“暮夜月明”之时，“乘小舟，至绝壁下”。苏轼本是一个旷达超脱之人，他豪迈浪漫，喜欢寻奇探胜。其弟苏辙在《武昌九曲亭记》中对其这样写到：“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作于黄州的《后赤壁赋》，他写自己半夜登山，“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以至两位朋友都无法跟从；然后又在山上“划然长啸”，以至使得“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这些都与《石钟山记》所写情景相似。在被贬海南岛返回途中，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以上这些，都能让我们进一步认识苏轼的气质和人格，也可以和《石钟山记》相互参证。 听到：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绝壁之下，月夜泛舟，本已惊险，这里的目见耳闻更加可怕：四围无人，幢幢黑影如兽似鬼，扑面而来，本已让人恐惧；万籁静寂之时，先闻栖鹘惊起，凄然于水天之际，再闻诡异之咳笑，响彻山谷，真是让人惊悚。有过夜路经验的人都知道，平常的景物，在特定的时空里，会产生与平日绝然不同的恐怖效应，即便是自己的脚步声都会让人害怕，更何况是这山谷之中传出的怪鸟惊叫之声。正当作者心惊欲还之时，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忽有“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石钟山命名的真相即将被揭开，作者的惊喜可想而知。舟人的反应却是更加畏惧，大为恐慌，此时作者却从惊喜中平静下来，前去做进一步细致的观察，原来“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这是怎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又是怎样独特奇妙的经历。这是那些士大夫不肯夜临绝壁之下原因，也是他们常常凭借主观臆断而作出判断的根由。特别是舟人的“大恐”和作者“徐而察之”的从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所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其实真相的探究亦是如此，不入险境，何以得俗世遮蔽之真相。 苏轼正是在这样的奇险之中，战胜了怯懦，发现了常人未曾发现的真相。“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上文，是先写“噌吰如钟鼓不绝”之声，然后再写所见，写声音所来之源，是因为山下到处都是石头的洞穴和裂缝。此处，则是先写所见“空中而多窍”的大石，然后再写其所发出的“窾坎镗鞳”之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这里的“笑”与前面“心动欲还”，以及“舟人大恐”相互照应，使人感到真相大白，旧疑冰释之后的轻松和愉快，这是一种令人陶醉和心旷神怡的乐趣。至于作者所说“周景王之无射”“魏庄子之歌钟”，不过是作者心情愉快之后，其学识才华的一种自然流露，周景王的无射钟与魏庄子的歌钟究竟是何等样式，苏轼未必见过。然经此一说，更使人浮想联翩，更使石钟山所发出的大自然的声响显得灵异、神秘。有此一笔，就使李渤“于乱石间择其一二”以斧斤考击求之的情景显得更为可笑，作者那种不畏艰难险阻，力排众议，夜探石钟山的行动，显得更有价值，更令人赞叹。 在《石钟山记》中，苏轼批评郦元、李渤对石钟山的认识是错误的，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料，苏轼的观点也被后世所批评：清人彭玉麟《石钟洞叙》认为：“盖全山内空，如钟覆地，而上钟山，亦中多空洞。且山势上锐下宽，似宜以形论，不以声论。苏子……过其门未入其室也。”曾国藩实地考察后认为:“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关于这一点，中央电视台《地理·中国》栏目曾经实地考虑，对各种说法给出了比较恰当的解释：不论是以山体中空，形如覆钟为理由的“以形得名说”，还是以响石现象和风浪撞击洞穴为代表的“以声得名说”。石钟山既有钟之形，又有钟之声，形声兼备。所以石钟山因形声结合说得名，更符合实际。但批评苏轼观点的文章中，有一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便是俞樾的《春在堂笔录》卷七之《辨石钟山记》，它是以苏轼攻李渤之矛——“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反攻苏轼本人，所以最为有力：天下水中之山多矣。凡有罅隙，风水相遭，皆有噌吰镗鞳之声，何独兹山为然乎？ 由此可见，苏轼的结论未必就是唯一，他的论据也有别人可以寻出的疏漏之处。在“目见耳闻”之后，人的判断往往都会带有一定成份的“臆断”。那么，《石钟山记》这篇文章的价值到底何在。然而，比真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真相的探寻，是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对自身及人性弱点的反思，是永远行走在追寻真相的路上。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既要有质疑前人的勇气，也当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一丝一毫不肯放松的细致。当我们谈论真相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谈论我们目见耳闻的事物，谈论只属于我们的生命体验。而当我们把这份独特的生命体验扩充开来，融入更为宽广的世界，成为一种共识、一种人人共有的认知和情感遭遇，便会成为一种经典，并因此而具备了恒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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