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薛吴王中的吴，是吴鞠通，不是吴又可。在我读过《瘟疫论》之后，曾一度为吴又可的声名不如后来这四位显赫而惋惜。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却越发觉得吴又可确实不该位列于其中。
叶薛吴王在温病领域中虽各有侧重，但读来终归属于同一系统。然而吴又可，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有一种“彼非此境人，误入此境中”之感。
而且，虽然只比喻嘉言早三年，相比喻嘉言一直被称作清初著名医家，而吴又可却属明末。但从吴又可本人而言，我相信他也希望被这样定义。
我们谈及“气节”时往往会想到傅山，从来无人提及吴又可，然而后者要比前者彻底得多。面对清政府的剃发令，傅山以做道士来逃避，而吴又可选择去送死。1652年，吴又可因坚决抵抗不肯剃发而被清廷处死。
我曾用一篇《清热药不清热》来表述吴又可对于“郁热”的领悟之透彻，在最近的《治血证不忘气》中也特地提及。而且我遗憾地发现，熟读叶天士，且距离吴又可将近两百年的吴鞠通，虽然在其校验《四库全书》时读到吴又可，并因此进入温病大门，然而直到《温病条辨》成书之时，仍然没能完全领会吴又可。
由于我先读《温病条辨》，后读《瘟疫论》，便会明显地发觉，吴鞠通未能完全理解吴又可的地方不少，除了之前提及的寒遏致热甚，还有本篇着重介绍的“郁阳暴升”。
可能也是缘分，我在之前读到《温病条辨》中的相关文论时，颇受启迪，并因此画了示意图，还据此写了一篇《头脑风暴》，当时尚不知道吴鞠通的这段文字来源于吴又可。
表面看起来，吴鞠通只是将吴又可散落在书中各处的与之相关的文字，凝聚提炼地进行再表达，并且删改了相应的处方用药。但当我再回头对两者进行比对时发现，这其中的区别何止于此。
我粗略统计过，《瘟疫论》中涉及到“经下后”，余热欲通过卫表透转而出的内容，不下十处，分布于全书各篇中。而字数是《瘟疫论》四倍的《温病条辨》，仅用了“中焦篇”的第十二至十四条，共三条内容来作归纳。其中第十三条算是总纲领，转述了为何“经下后”会有欲作汗的机理。
但很可惜，这段文字表面看起来问题不大，实则与吴又可相去甚远。吴鞠通的原文是：“此下后邪气还表之证也。温病之邪，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下后里气得通，欲作汗而未能，以脉浮验之，知不在里而在表，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
首先这里的“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不知所谓，恐怕是吴鞠通因未能完全理解吴又可而另找的一个理论支撑点。另外，“邪气还表”和“知不在里而在表”的文字表达，显示了吴鞠通将这种下后脉浮而欲作汗的现象，理解为一种表邪。
这就直接导致《温病条辨》的点评本中，南中医的杨进教授将此段分析为是之前未解之表邪，就更加走样了。这也怪不得点评人，是吴鞠通自己先copy走样了。
吴又可原书中表达的意思很明确，经过下法后，“中结渐开…内外之气已通”、“里壅一通，卫气亦从而疏畅”、“内结开，正气通，郁阳暴伸也”、“里邪去，郁阳暴伸”…多处提及，我试举几处，其中“郁阳暴伸”提到了两次，这也正是经下后热势欲出的核心病机。
腑实外泄，主要的结滞已去，气机流通，之前因滞而生之郁热，得以随气机转畅而透解。倘若之前郁重热甚，那么当里壅得通后，会呈现热势暴出的状态，即吴又可说的“郁阳暴伸”，郁、阳、暴、伸，用词如此精准贴切！
吴又可说了两个暴伸而出的途径，一是卫表，二是大便。后者是三焦有形之邪，因气机转畅后，陆续汇集到胃肠，与余热互结而成的新的腑实，须再用下法，关于这点本篇暂且不谈。
从卫表暴伸而出的方式，吴又可提到了汗与斑，且以汗为主。
并根据郁热转透卫表是否顺畅，分为五种情况：①自然汗解；②用药辅助清气疏卫；③以养阴生津疏卫之宽缓法，以求渐解，不强其汗；④一次或数次战汗而解；⑤欲战汗而不得，厥逆不回而死。
吴鞠通的表述中，仅涉及到了②与③的一部分。
关于第②点，吴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即清气法。热势盛口燥渴，无论有汗无汗，都用白虎汤（正虚加人参）。在吴又可的理解里，白虎汤的作用是令邪从汗解，即气分转透外出，我在《误用石膏》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过，白虎汤要达到透邪出表才算起了作用，否则就是误用。
二即疏卫法。虽热但不渴饮，吴又可用柴胡清燥汤去花粉知母加葛。此汤是吴又可的自拟方，原方组成为柴胡、黄芩、陈皮、甘草、花粉、知母，姜枣煎服。经过加减后的方子为：柴胡、黄芩、陈皮、甘草、葛根。虽然此方并不属于典型的温病方，但以温病眼光来看，柴葛疏卫气，黄芩甘草清卫热，陈皮化卫邪，属于卫分方。
或用疏卫法或用清气法，以药物来辅助郁热外透，这就是吴又可给出的针对第②种情况的方案。但吴鞠通只保留了白虎。
关于第③点，吴又可举例用柴胡清燥汤来“和之”，以待其汗解。此汤原方疏散清热兼养阴生津，用温病眼光来看，可视作津伤之辛凉法，一边生津养阴以滋汗源，一边疏通卫气以畅汗路，直至条件具足而得汗解。且吴又可强调，始终不得强行发汗，苛求汗出。
吴鞠通倒是领会到了这种“辛凉合甘寒”法，拟出了“银翘汤”（银花、连翘、竹叶、甘草、麦冬、生地），以麦冬生地“增液以作汗之具”，以银花连翘竹叶“轻宣表气”。后三者是温病透热转气的典型用药。
那为什么我仍认为关于③，吴鞠通也只领会了一部分呢。
因为吴鞠通虽领会到了生津疏表法，却居然没能领会吴又可针对此方所出具的柴胡清燥汤，另外自拟了一个“清燥汤方”（麦冬、知母、人中黄、生地、元参）。一方面是因为他搞混了吴又可的原方，以为有当归；另一方面，吴鞠通接受不了温病方中用柴胡陈皮。
只是吴鞠通自拟的方子，更适合邪去正安后的善后，而在吴又可原方中，养阴只是手段，出表才是目的，因而以柴胡作为君药。所以，吴又可的柴胡清燥汤完全符合“辛凉合甘寒”法，只不过其时温病学说尚未成熟，所用之药非后来典型的温病用药罢了，而吴鞠通的银翘汤则属于典型用药。
从两吴之间的差异，可见吴鞠通对于外感所致的“郁热”，理解尚未达到透彻的地步，其不解吴又的凉遏致热论（参《清热药不清热》），与其对于吴又可的“郁阳暴伸”没能完整到位地进行转述表达，都是源于他未能领悟到吴又可的深度。
《吴鞠通医案》与《温病条辨》出版时间相当，因而前者中的医案必然大多发生在《温病条辨》成书之前。我曾在《吴鞠通亲自教学》中介绍过一则医案，内容呈现了经下后，郁热分别透转出表和汇聚下行，正是吴又可书中提及的两大出路。
我虽未通读过吴鞠通医案，但我相信这类医案，不止这一则，因为我在王孟英医案里，喻嘉言医案里，都处处可见。可以想见的是，吴鞠通若不是通过实践了解到吴又可所说不虚，可能都不会在《温病条辨》中撰入相关文字，因为他对于吴又可的总体评价为“学术未精”。
吴鞠通怎么会想到，是因为他没读懂没参透，所以误以为吴又可“学术未精”，实际上，吴又可对于温病的领悟境界远在他之上。只是限于当时战乱灭国的动荡局势，以及不够丰沛的相关医学书籍资源，他未能写就一部详实细致兼具广度的温病巨作。
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能读出吴又可的境界之高度。这种异军突起迥异于其它温病学家的地方，可能正是源于那些年，在极端的历史背景中，他亲身深入各个瘟疫之地，观察、分析、临床、总结，曾直面过真实的残酷，才得以成就非凡的吴又可。
在《湿温病篇》之后我应该会介绍《瘟疫论》，但愿我能将《瘟疫论》讲好，不辜负惊鸿一瞥的吴又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