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企改制谈企业兴衰
由建筑工业部从全国调来很多技术干部与工人。当时提倡机关干部支援工业建设，所以又从当地机关抽调了一些干部来厂工作，到企业工作的干部和机关干部一样，统称国家干部，调到企业后的干部的待遇略高于机关。也从湖南当地城乡陆续招收一批工人。筹备期间招收的一批工人，都送到各地老厂培训，这部分工人和老厂支援的技术工人都成为以后生产的骨干。不论什么时间招到厂里的工人或调到厂里的干部，都引以为荣，因为当时的工资待遇比一般服务行业和小厂的待遇略高，国家规定了很好的劳保待遇，生老病死都有照顾，有病医药费全额报销，直系供养亲属医药费还可以报销50%，供养亲属死亡还有丧葬补助费，病休假、探亲假按规定有工资。
记得有一年在株洲县招的一批新工人，他们在休假回家时，把工厂发的新工作服当礼服穿回家。有天我到渌口镇（株洲县城）玩，看到好几个工人穿着新工作服一起逛街，一些熟人见面问候后，知道他们已是某厂的工人时，大家都很羡慕，他们好像参军一样光荣，工作服就像他们的军服。
新厂建成后于1959年10月投产，投产一年多，国家经济暂时困难而停产，直到1963年恢复生产。当时工人、干部觉悟都很高，干群关系也比较融洽。如第一次投产时，有很多设备还没到位，那时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每个人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要经常搞义务劳动，凡是有义务劳动都积极参加，没有任何怨言。经过干群的艰苦努力一次投产成功，为国家生产了急需的合格产品。
第二次恢复生产后，生产逐步走向正常，企业管理也正规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很高，一有什么义务劳动的事都积极参加，当时大家的生活都不富裕，又没有什么奖金，但大家一心一意地要为国家多生产好的产品，为国家多作贡献。
另一方面是干群关系比较融洽，主要领导干部都能以身作责，经常到生产第一线，有时还要轮流下车间参加劳动，和一线工作人员共同解决生产中的难题，和工人交朋友，群众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当面提。对正确的意见和合理要求，能解决的尽可能及时解决，对不合理和暂时办不到的，尽量作解释和说服工作，即使不能满足某些人的要求，也使对方心情好一些，总之当时还有一个倾诉和发泄的地方，还有人关心你。现在有的企业把工人只当成生产的机器，是资本家的奴隶，富士康发生的连续跳楼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干部和工人待遇差距也很小，主要领导干部的工资只是普通二级工的三倍多一点，只是高级工的一倍半，1979年后开始可发奖金了，奖金向一线倾斜，生产一线多一些，机关、后勤少一些，主要领导也和机关人员拿一样的奖金，没有什么特殊。现在听到一些垄断行业的国企领导和金融企业的领导待遇是普通人员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真是不能“同日而语”。
原厂一级的领导有丰富的生产和企业管理经验，责任心强，有事业心，经济上是廉洁的，作风是正派的，就是退下来这么多年，这方面无人非议。
当时在这个大家庭，心情是舒畅的，都感受有当家作主的责任，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厂内也有派性斗争，就是互相斗争非常激烈时，也没有按四人帮的停产闹革命，大家在工作和生产上还是一致的，把生产搞好，多出产品，为国家多作贡献，因此企业年年超额完成生产和利税计划，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民主选举和实行聘用制
1984年下半年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市委派来工作组，搞民主选举，把当时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而且还是年富力强的主要领导撤下来，选举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当厂领导。这个人一贯作风不正派，加上当时提出“优化组合”、“实行聘用制”，即厂领导聘用中层干部和车间主任，车间聘用班组长，班组长聘用工人，这个制度使“任人唯亲，排挤异已”合法化，就是听我的话就用你，不听我的话你就靠边站，上上下下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这时的工人干部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不然你的工作岗位没有了，甚至工作没有了。
当时还有什么“打红包、拿回扣”，可以作兼职工作，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可以实行双轨制，即一部分产品按国家计划销售给合同单位，其余的部分可以按市场价格卖高价。这一系列的“政策”给这个“利欲熏心”的领导提供了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在他的领导下，也有一部份人趁机捞上一把：
其一：生产的产品是紧俏物资，市里各个部门也把它当成一块肥肉，都纷纷到厂里要计划价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有的是为个人，有的是为单位谋福利，他是有求必应，处处都照顾到，市里很多单位和领导都得到他的好处。经过他几年的经营，在市里建立很好的人际关系。
作为自己和自己人的生财之道，他规定厂领导、处室和分厂一级领导，每月都各有不同数量的计划内产品，给他们高价倒卖，谋取私利。他的亲属，包括他的弟弟、儿子都在厂内倒卖产品谋利，他儿子（不在厂工作）还可以到车间指示检验员，将一级品打成废品，给他倒卖。
他又派亲信人员开经营门市部、包装加工厂（独立经营单位，他兼经理）。厂里派出的工作人员，既在原工作岗位拿工资奖金，又在门市部加工厂拿工资，参加分红，他也照样的拿双份工资和奖金。后来他的律师为他辩护，兼职拿双份工资奖金是合理的。
在他的带动下，厂里各种歪风邪气都出来了，供销人员拿回扣、倒卖计划内的产品，车间主任和班组长公然吃职工病、事假的空额，班长也敢克扣工人的奖金，当时厂内人心涣散。只要有一点条件的人，都在想办法乘机为自己谋取私利。
其二：吹嘘自己讨好市里领导，借各种机会把市里领导请来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和剪彩。会后除宴请外，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红包（当时市里剪彩成风，市委X书记，号称X裁缝）。每年春节都要请市里新老领导到厂里来开联欢会，也借机为自己吹嘘，一些领导也为他评功摆好，互相吹捧，宴会后每人送一个大红包，来参加的领导个个都很开心。
就在1993年春节前，报纸上还在大肆吹嘘他如何关心群众：“不建厂长楼，只建老干楼”，“不发物资福利，只发精神物资”（就是给职工每户订半年的株洲电视报，这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实际是为他在报社工作的弟弟推销报纸）。春节时也一样请市里新老领导来厂开联欢会，他在会上大讲取得的成绩和厂里的大好形势，知道一点情况的人也弄得云里雾里，一些领导也夸奖他企业搞得好，宴会后也照样给每个领导送一个大红包。
由于他能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善于迎合上级领导者的心理，能照顾各个部门的关系，也得到应有的回报，在权力上差点混上副市长的位子，在经济上市里每年以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奖给厂领导班子上百万元，就是后来年年亏损的情况下，市里还是以减亏的名义，年年奖上百万元给厂领导。这些钱怎么分配，下面干部、工人群众是不知道的，大家也猜疑，每年市里奖给他们上百万元，是否拿出部分钱回馈给市领导呢？
就在大家欢度春节，陶醉在厂里大好形势的喜悦之中时，刚过完春节，厂里就传出几年共亏损6000万元的消息。大家像从恶梦中惊醒，感到难以理解。这几年厂里生产形势、销售形势一直很好，有的产品卖出比老产品高一两倍价格，都是可以大赚的，怎么会亏呢？不是说年年都是盈利吗？又怎么会一下子就亏损6000万呢？
不光是厂里职工没有想明白，全市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年这个厂形势一直很好，是市里效益较好的企业之一，职工待遇也可以，有好多人通过各种关系，甚至通过行贿花钱调到该厂。从1984年5000多人，在没有扩大什么生产的情况下，猛增到7000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好多人在为我们叹息，也有人为之懊悔。
这几年，以这位领导为首的贪腐份子，通过各种非法手段为自己谋私利，把厂里都掏空了，前几年上报年年盈利都是假的，是为了骗取上级的信任和上级发给他们的奖金。
（三）私有化
纸终究包不住火，这个惊人的消息公布出来以后，企业从此“一蹶不振””，后来整个市场形势不好，生产、销售碰到困难，市里新调来的领导也不安心企业工作（原领导在厂里反应太大，照顾他调到市里某局当付局长），其他厂领导各有私心，没有谁认真地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搞好，也没有人有能力把它搞好，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下滑。企业越来越困难，职工应有的福利没有了，医药费不能按时报销，工人的工资和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也不能按时发放，一拖就是好几个月。因此上访的多了，请愿的也多了，成为市里一个包袱，也是市领导的一块心病。
国企改制私有化是大势所趋，私人资本兼并国营企业是改革的“唯一出路”。在市里领导参与下，经过清算，把企业卖给了资本家，究竟怎么卖的，卖了多少钱，职工是不清楚的。把企业卖了，市财政就有钱发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也解决了医保费用。对在职的职工，除私人老板留下一些生产骨干外，其余的采取退休、买断两种办法分流，40岁以上的女职工和50岁以上男职工，接近退休年龄的办了退休，这部份人有了退休金，生活过得去。难就难在40-50以下的男、女职工，有的虽有20-30年的工龄，买断费只有2-3万元（买断费是全市企业改制中发得最少的一家）。因是一个特殊行业，大部份是熟练工，下岗后除少数人能重新找到好的工作外，绝大多数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技术，年龄又大，做生意用发的买断的钱，做本钱又不够，很多人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有偶尔出去打点零工，个别还坐吃山空，陷入了贫困境地。开始有部分职工到劳动局去要失业救济金，不知什么原因劳动局就不能发失业救济金，后又到区法院起诉，法院不给立案，他们法律观念淡薄，在法院闹还打坏了办公室的东西。法院以妨碍公务、破坏公物罪，对他们进行拘留，有的还判了刑。这些人只是为了争取一点生存权利走向了反面，是什么原因，责任在谁？弄不明白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留在工厂工作的职工情况不太清楚。只是偶尔听到一件事，这个老板在福建又建了一个工厂，想把原留下作护厂工作的人员调到福建工作，有的人提出家在这里，去福建有困难不想去，当提出这个要求时，厂方没有商量的余地，口气很硬的答复，只有两句话：“去明天就走，不去明天就回家”。这与原在厂工作时，工人提出要求不能解决时，还要作耐心的思想工作，当时是国家的主人，现在不同了，
只是资本家的打工仔，有什么权利提出自己的要求？
在厂工作几十年的老职工，对自己所在的工厂还是很留念的，怀念过去能进厂工作时的骄傲和自豪。现在厂没有了，我们这些离、退休和下岗的职工，再没有人管了，有困难也没有人关心了，当别人问我们过去在哪个单位工作时都难以启齿，不想再见说是在这个企业工作的，提起这个企业的名字，认为很丢人，也很倒霉。改革以来大批国有企业私有化，把企业卖给私人，使国有资产阶级大量流失，也把工人阶级的骄傲和权力也卖了，尤其是卖掉了企业职工的生存权利。
（四）我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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