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苏尚锋，首都师范大学区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教育社会学博士。
霸凌事件与教育的无奈
近日，中关村二小的儿童霸凌事件闹得纷纷扬扬，各种说法都有。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种对立的说法：一是认为学校对霸凌行为的无视与简单化处理行为，是对学生的二次霸凌；一是认为家长放大了儿童间的日常纠纷，致使原来属于学生间过度的玩笑，升格为霸凌。
这是一对根本无法调和的矛盾。前者已经确认学校存在着亟需关注的学生霸凌现象，学校需要做的便是尽快确定、判断霸凌行为的标准，并且尽快制定预防这一行为出现的方案，以及一旦这一行为出现学校必须及时处置的方法与程序。而后者则压根无法理解霸凌行为在校园中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学生之间的任何互动形式都只是未成年人社会互动的一些模拟尝试，也许会出现一些不当的带有暴力性质的互动形式，但它也应该被视为可以受到控制的教育情境下的暂时性失范。如果依照前者，霸凌现象已经完全溢出学校教育的边界之外，隶属于学校安全管控的对象；而依照后者，在学校教育的视角下，任何准霸凌的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需要调整与规训的有待改变的不当行为，可以在适当的教育教学框架之下得到遏制与消除。
因此，一方的观点，霸凌是校园安全的潜在威胁，是办学主体的防范责任所在，一旦出现这种类似的现象，会是一种安全失责以及对于儿童权益的侵犯，至少也是一种防卫不力。而另一方的观点，在教育者的眼中，霸凌只是一种需要改正并可被原谅的过错，霸凌者丝毫没有比被霸凌者更加强大，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心灵萎弱才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动物性的原始冲动的驱使，有时也正是因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受到扭曲或不正确的对待与强化，他们远比被霸凌者显得可怜，也因此难以将他们的行为直接等同于社会霸凌暴力的一个类属。
如果社会完全认可第一种说法，那么这就称不上是一次校园事件，而只是学校法人单位必须予以处置的一件日常事务。只要建立并依据必要的程序与办法，就可以抵挡住所有的非议与责难。同时，如果社会完全认可第二种说法，那么这也称不上是一次校园事件。它只是学校组织内部的一次学生间冲突及相关教育惩戒活动，没有必要引来那么多人的关注与议论。而事实上，我们谁都无法否认，中关村二小的事情已经成为一个事件。市、区教育行政机关的介入，更是证明了它已经成为事件，成为一件超出学校自身能力所能调节的公共事件。
这就无法通过简单地责怪学校或者批评家长所能解决的了。因为对于事件涉及的各方，它都正在面临某种超出原因的结果，已经无法依据原有的因果率来加以理解。对于家长来讲，被霸凌者的身心损害根本无法在现有学校管理框架之下得到救济与帮助，甚至只有将这一个体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之后，才算引来应有的重视与关注。而对于学校来讲，过于理想化的学生和解形式一下子被社会斥责为简单、形式化的自我卸责，甚至是对霸凌者的有意护短以及自大、自利的傲慢惯习。当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缝隙被不断撕扯得越来越大时，家长与被霸凌学生的弱者形象就容易成为所有情绪悲观的民众的集体伤口，而学校的傲慢与简单化形象也会被舆论讥讽成一个中产阶级纷纷削尖脑袋送子女前来受虐的处所，从而满足了一群吃不到葡萄的部分民众长期无法排解的泛酸心理。
正是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所有矛盾，形成这起事件得以发酵的所有空间。我们可以预言：这起事件的最终结局无非两端：一端是学校接受了霸凌现象的潜伏式存在，从而建立起一套应对措施与制度，从此把所有类似事件当成安全防范事务来处理；另一端则是浪漫主义的教育情怀终于得以遍地开花，人类道德的高贵品质与悲天悯人的爱的信仰让受虐者与施虐者摒弃前怨，一同将学校构筑成为真正的学习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
如果后者的实现实在渺茫，那么学校安全防范的链条就只能进一步锁紧教育活动的自由世界。
再说霸凌事件
有人读了我对霸凌事件的文章后，感觉我似乎有略微美化校方行为的嫌疑，并直言教育系统内部维稳心理在左右学校行为。
实际上，我只是对霸凌事件的出现表达关注，并无意鉴定校方行为的具体长短。如果有屁股坐哪边的问题的话，那也只能坐在正日渐萎缩的学校教育的独特性之上。比如说，对儿童的成长性原理的坚持便是一条教育的独特性。没有对成长特性的坚持，就会失去宽容与等待，也就失去信任、关怀、培育与帮助。而如果坚持成长性的原理，那么学校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理当普适于一切儿童，施虐者与受虐者都是正在成长中的个体，他们所遭遇的各不相同的困难，都是教育者心中之痛。而维稳心理则完全是一股教育外部的力量，学校可能会受它所制而淡化了自身的教育特性，家长策略性地利用维稳心理来反制学校，从而又会进一步剿杀学校的教育性。
上文说，霸凌事件是超过了原因的结果，是学校与家长都无法用因果率所能断定的是非。实际上是想说，正是学校外部的种种力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学校教育本身，以致原来在教育领域内的所有因果关系都正在逐渐破裂。比如，学校环境的设计不再是为了创设良好的教育空间，而是一项展示空间美学效果和设施先进性的园林化工程。又比如，教师培养、选聘、使用、评价的所有过程都过度地单方面强调了授课与传授知识，如果想在教师与每一个学生之间都建立起共同的智力的、道德的、审美的、社会和政治的兴趣关联，则无疑已是天方夜谭。
所以，当校园霸凌现象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时，我们必须加以分辨：这究竟是教育向我们呈现方式的变化，还是教育自身的转变？这到底是意味着教育将自身内部的复杂结构——包括霸凌现象在内的所有东西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时刻，还是教育已经脆弱地无法承受住任何一次学生间冲突的时刻的来临？作为一种出乎意料地、掀起轩然大波的公共事件，它的出现必然已经开始破坏现有的学校教育内部的稳定架构。不管是矫枉纠弊的破坏重建，还是叠床架屋的补丁装修，呼吁关注教育的独特属性，都是一种必要与必需。
应该讲，学校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多到无法计算，但它们都不是事件。事件涉及的是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教育世界的架构的变化。在日常情境下，每天忙不完的事情都不构成事件，因为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的架构并不发生变化，也显示不出太大的差异。事情总是表现为身体的忙碌和态度上的静默以对。而事件不同，身体会突然静止下来，态度则会剑拔弩张。霸凌事件便是这样的一次尖锐对立，它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学校教育赖以确立的基础架构的重塑。
教育者，还是霸凌现象的袒护者；受保护对象，还是受虐者；信任的托付者，还是愤怒的家长？这些角色的变换实质是视角的不断切换，正是这些变换与切换造就了整个事件的关键环节。这是对那些我们自己不愿承认的现实的揭露，正是通过这种揭露，事件将改变了整个教育的场域。
越来越气派的校舍、越来越多样的文体活动、越来越丰富的课程、越来越复杂的考试，就如同一个罩在现实教育生活之上的幻象之圈；只有当某一件突如其来的东西溢出这个幻象的架构并进入现实之际，我们才能感受到这类事件来临时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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