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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创始人资助一落魄青年,数年后他指挥志愿军在长津湖大败美军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胜利后的解放军进城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正当上海市民用各种方式表达喜悦之情的时候。

原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决定在上海市华龙路的一间公寓里,召集多年未见的好友们进行一场小型聚会,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的名字也在受邀请贴上。

除此之外,杨帆还邀请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以及一家餐馆的老板娘。

宋时轮和潘汉年来得比较早,就与杨帆一同围坐闲聊。

就在此时,一位气质非凡的女人走了进来。

宋时轮在看见这位老板娘的第一时间就冲了上去,紧紧握住她的手,老板娘对宋时轮的过度热情有些错愕。

因为她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个激动的男人,她轻声问道:“您是?”

宋时轮并不在意她的反应,对她说了一句话:

“没有你,就没有萍醴边游击队,也没有现在的3野第九军团!”

说完,宋时轮耐心为她讲述了一下20年前的往事。

原来,20年前的宋时轮曾受过她的救助。

这位餐馆老板娘救助过太多人,不会特意记得这件事,但是被救助的宋时轮却将此事深深地记在心里。

这位餐馆老板娘究竟是何人,能够出现在杨帆、潘汉年、宋时轮的私人聚会上?

宋时轮又为何过了20年还对她印象深刻,一眼便认出?

董竹君是这家餐馆老板娘,“锦江”是她开的餐馆名字,在上海非常有名。

这位爱国女企业家的人生跌宕起伏,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任谁看了都会说一句“巾帼不让须眉”。

1900年,清政府腐败无能,被列强瓜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纷至沓来,民间掀起了一阵阵的反帝国主义浪潮。

董竹君就降生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下。

董竹君出生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可与其他人家的繁华和纸醉金迷不同,董竹君只是一个生活在上海洋泾浜畔贫民窟讨生活的小女孩。

董竹君的父母都没什么文化,父亲董同庆每天靠拉黄包车辛苦赚钱养家糊口,母亲则在有钱人家当保姆,也能补贴家用。

董竹君的降生无疑给辛苦养家糊口的二人带去了些许慰藉和希望。

他们二人自然是没有那个能力和文化水平给女儿起出“董竹君”这样好听的名字,就一直叫她“阿媛”,后来这个名字就一直成为她的小名。

虽然日子过得艰苦,但在那个女性饱受歧视和不公的年代。

董竹君在这个贫困的家里感受到了父母的温暖和家庭的温馨,从未因为性别受到过半点冷落。

董竹君6岁进入私塾读书,因为父母都吃过了没文化的亏,所以他们顶着众人不解的目光,极力支持女儿上学读书,希望她能用知识改变命运。

当时的董竹君可能也不太懂得父母这个决定背后承担的压力,但这一决定确实影响了董竹君的一生。

“麻绳专挑细处断,噩运专找苦命人”

1912年,一场严重的伤寒催垮了家里的顶梁柱。

昂贵的医疗费让董竹君的母亲只能四处借钱,勉强救回了丈夫的命,而董同庆却再也拉不起黄包车了。

家中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靠母亲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沉重的生活再也支撑不起她的学费,董竹君的父母心里虽是一万个不愿,却也只能无奈妥协。

就这样,读了6年私塾的董竹君停止了她的求学之路。

这一年,董竹君在父母的安排下去“长三堂子”学艺抵债。

“长三堂子”是卖唱的地方,也就是青楼,卖艺不卖身是父母最后的底线。

来到“长三堂子”后,再也没有人叫她“阿媛”,她有了自己的艺名,名叫杨兰春。

和其他青楼女子不一样,声音甜美面容姣好的她本来就有着很大优势。

再加上她上过6年私塾,在青楼卖艺期间崭露头角,受人追捧,很快就成了老鸨眼前的红人。

每天“长三堂子”里点名要找董竹君的人排起了长队,其中也不乏些下流的好色之徒对她垂涎三尺,出高价想要一亲芳泽。

老鸨本也不是清高的人,更何况是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什么“卖艺不卖身”的约定也早就被她抛到了脑后,多次给董竹君进行洗脑。

董竹君也不是贪财的俗人,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下,她都坚守住了自己。

可在青楼这个污浊之地,老鸨又岂会因为她的态度强硬而善罢甘休呢?私下里早就找人谋划让她乖乖认命的办法。

常年生活在“长三堂子”的董竹君不出意外的话,是很难逃脱老鸨的魔爪的。

幸运的是,就在她深陷危机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个人挡在了她的身前,宛若天神救她于水火。

“长三堂子”虽是鱼龙混杂之地,但正是这种条件让它成为了一个掩护地。

辛亥革命爆发后,这里经常会出现一些穿着中山装的革命党人借着寻欢作乐的由头来此秘密商议。

董竹君虽是女流之辈,却也是上过学、读过书的,有着先进的思想,对革命党人非常敬佩。

她阴差阳错结识了时任四川省副都督的夏之时,两人思想共鸣,相谈甚欢。

在交谈过程中她得知夏之时曾经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时率兵起义,是一位革命志士。

彼时,董竹君正在应付老鸨的魔爪,她急需有个人能来帮帮她。

夏之时则是被悬赏三百大洋,不敢露面,只能躲在日本租界的旅馆里。

董竹君即使自顾不暇,也要经常前去探望,一来二去二人互生情愫。

董竹君向夏之时诉说自己当下的困难处境,夏之时听后又生气又心疼,扬言要为她赎身,娶她回家。

董竹君听到这话非常感动,但她还是有顾虑,她说她不想日后被夏之时称自己是他花钱买回来的。

为此,她对夏之时提出,嫁给你可以,但我一定要当正室,逃出青楼后希望能送我去日本读书,婚后,你主外全身心投入到国事,我主内操持家务。

这些要求夏之时没有任何意见,全部答应下来。

之后,董竹君装病,趁老鸨不备逃出青楼,与夏之时办了一个简易的婚礼两人就前往日本学习生活。

夏之时的婚事受到很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但他力排众议还是坚守了自己的诺言,让董竹君从一位青楼女子摇身一变为都督夫人。

在日本,两人恩爱非常,度过了一段甜蜜的蜜月期,但对于董竹君青楼女子的身份,他嘴上说着不介意,但心里不可能毫无芥蒂。

1915年,夏之时奉命回四川时,他给董竹君留下了一把手枪,并嘱咐了两件事:

一是董竹君如果遇到危险,用这把手枪自保。二则是如果董竹君在日本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什么都不用解释,直接用这把手枪自尽。

除此之外,他还特意叫来了在上海读中学的四弟到日本,美名其曰陪董竹君读书上学,但监视之味尤为明显。

董竹君几乎很少外出,每天都在专心学习,这仍不能让夏之时放心,甚至雇来日本家教为董竹君进行授课。

在日本待了几年后,董竹君因为时局变化和夏之时父亲病危,不得已回国。

夏家在四川是个地主家庭,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夏之时在军界有一定声望后,夏母更是母凭子贵、眼高于顶,看不上青楼出身的董竹君,并撺掇儿子令娶。

董竹君在夏家一众亲属中生活的举步维艰,但她始终不抱怨,每天忙前忙后操持家务,将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

久而久之,夏家人也就认可了她的身份,夏母还为其重新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来表达对她的重视。

刚刚得到封建大家庭认可的董竹君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反而陷入了夫权的水深火热中。

重男轻女的旧思想让他对连生四个女儿的董竹君越来越讨厌,不仅如此,他还不让女儿读书。

时局易变,夏之时的兵权被解除,他从一个眼里有光、斗志昂扬的革命人士变成了一个整日萎靡颓废、贪婪腐败的乡绅。

反观董竹君,不断地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参加各种活动,俨然一副新时代女性的样子。

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常争吵。

吵到激烈的时候动刀动枪也是在所难免的,甚至对孩子们也大喊大叫,没有一个做父亲的样子。

在董竹君生下一个男孩后,她在夏家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

但她毫不在意,她对夏之时的爱已经被消耗殆尽,心灰意冷之下她决定带着四个女儿与夏之时离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夏之时听后只当是董竹君在说笑,他根本不信一个女子带着四个孩子能混出什么名堂,无论如何董竹君都会回来求他的,就与她定下了五年之约。

董竹君带着女儿一事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四川报纸上也刊登了这件事,称赞董竹君放弃荣华富贵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行为。

夏之时脸上挂不住,多次写信劝说董竹君回来,均遭到拒绝。

虽然董竹君一个女子带着四个孩子在上海生活得无比艰难,但她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她把首饰全部卖掉,换了钱开了家餐馆。

她的店口味好,菜品独到,且更难得的是她怜悯穷人。

因为她父亲的原因,尤其是对拉黄包车的人极其友好,他们可以在营业期间随时进来免费取水喝。

个善举无意间为她带来了很多客源,黄包车夫都会向做他们车的人推荐这家餐馆。

在上海安顿好的董竹君始终不忘追求先进思想,她萌生出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便找了党员郑德音介绍自己入党,但还没等介绍董竹君入党,郑德音就离开了。

临行之际,跟董竹君说让她找李同志联系。

这位“李同志”的身份,当时的董竹君并没有想到。

直到1929年秋天,董竹君的餐馆来了一位年轻人,他自称是李棠萼的朋友。

李棠萼和董竹君也算认识,在四川的时候李棠萼也经常给他讲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

当听到这个名字时,董竹君第一反应就是他会不会就是那个“李同志”。

突然,年轻人从兜里掏出了一封李棠萼的亲笔信,大意是希望董竹君可以帮一下这个年轻人。

董竹君自己非常支持革命,在确定了是李棠萼的字迹后,就给了年轻人一笔钱。

刚刚丢失钱包,双腿又受了伤的年轻人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表达谢意,呆愣愣地站在那看董竹君。

直到董竹君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事时,他才反应过来,快步离去。

董竹君哪里知道,她救助的这位年轻人名叫宋时轮,用着她给的八千大洋参加革命,招兵买马,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司令

董竹君帮人从不求回报,记不住宋时轮也是正常的,但她惊愕20年过去了,宋时轮竟然还清楚地记着她的样子。

她把四个女儿送到寄宿学校去上学后,自己筹钱开办了一家群益纱管厂,获益的同时也能帮助更多的人。

她的努力得到了一个菲律宾华侨陈清泉的赏识,给她进行了投资。

可再怎么要强、精明能干的女人,身处乱世要想经营好生意,又谈何容易。

战争爆发后,董竹君苦心经营的群益纱管厂在炮火下变成了废墟,无奈之下她只能想别的办法,从头来过。

1935年3月,在办厂失败后,董竹君收到了很多人的资助,凑到了一笔钱,在上海法租界开了一家餐馆,取名“锦江”。

在上海开一家川菜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因为有之前开餐馆的经验,董竹君将“锦江”打理得井井有条。

无论是经营上,还是菜品的口味上都广受好评。

除此之外,“锦江”一时间风光无限的原因就是来这吃饭的不是军政要员,就是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样的大佬。

董竹君身为餐馆老板娘,处境自然也好了很多。

除此之外,郭沫若在上海很落魄的时候,都是“锦江”在为他提供餐食。

郭沫若也经常称董竹君为“漂母”,来表达他对董竹君的一饭之恩。

上海解放后,董竹君的身价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上海著名女商人、爱国女企业家等标签被贴到了她身上。

她经历过极难处境,遭受过落魄生活,本以为遇见了爱情却又是另一个深渊。

如今的她凤凰涅槃,用自己的行动回应了夏之时的五年之约,坚决的与他离婚,打破了旧社会禁锢女性的枷锁。

自打那次小聚后,董竹君与杨帆等人一直保持联系。

特别是宋时轮,在宋时轮被调往北京后两人还是经常见面,每次谈及当年的事,都感慨万分。

1991年,宋时轮离世,董竹君亲自写下一首悼诗纪念两人的友情:

“六十年前沪识荆,微薄奉赠奔前程。戎马一生功卓绝,将勇风范启后生。”

1997年,董竹君逝世,享年97岁。

在她的坎坷又传奇的一生中,在那连自保都是问题的动荡局势里,不知帮了多少人,做了多少好事。

从青楼艺伎到都督夫人再到商业巨星,她用自己的学识、胆识、善良、乐观成就了辉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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