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跋〈蜀素帖〉》，绢本墨迹，13行，117字，行书，书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现存的《蜀素帖》卷子中，董其昌有三段题跋，其中题在《蜀素帖》后空白绢上的题跋最为精彩，也是最没争议的一段，体现了董其昌秀润古雅、疏朗简远的书法艺术特色。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云：“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
一、董其昌书法艺术特点
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卒于毅宗崇祯九年（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35岁时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尝督湖广学政，官山东副史，至南京礼部上书。其时党祸酷烈，他请求归乡。崇祯初年，又掌詹事府事。三年后，他就屡次上书乞休，诏加太子太保，卒赠太子太傅，谥文敏。
董其昌是明代后期著名书画家、书画理论家，“松江派” 创始人。他从书画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有新的建树，在文人画发展史上堪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其书风与画风甚为统一，文人气息颇浓，一生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
董其昌行书《答客难》
董其昌曾自述学书经过：“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 图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自此渐有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况学道乎！” 《明史》称：“始以米芾为宗， 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董其昌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其行书前期多变，至七十岁后则以淡墨枯笔为多，行气疏朗，颇有返璞归真、消尽火气的意趣；结字以欹为正，笔法自然含蓄，寓变化于简淡之中。
董自云：“吾书与赵文敏较，各有长短：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十一，吾得十七；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 ”
董其昌楷书
董其昌的书法，不仅影响着晚明书坛，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清代的康乾盛世。《书林藻鉴》中说：“圣祖则酷爱董其昌书，海内真迹，搜访殆尽，玉牒金题，汇登秘阁。董书在明末已靡于江南，自经新朝睿赏，声价益重，朝殿考试，斋廷供奉，干禄求仕，视为捷途，风会所趋，香光几定于一尊矣。”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去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
清王文治《论书绝句》云：“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玄透灵性。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
二、董其昌跋《蜀素帖》的主要内容
这段题跋是题在蜀素上的。米芾当时没把整张蜀素写完，还空了十余行，其后是宋代胡完夫的题字。董其昌跋《蜀素帖》是在米芾正文和胡完夫之间的空白处。
清代学者崇彝（蒙古族，号巽庵）在《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中载，“蜀素者，宋时川中织之绫。质作斜纹、坚白缜密，乌丝栏亦织就，当时至为珍重”。绢是平纹，可以作书画之用；但绫是斜纹，用来装裱外围。它的特性不同于一般书写材质，不好驾驭。原因在于粗丝的绫不太吸墨，但蘸墨过多又很容易使字臃肿、发洇，所以书写的力道务求雄健、下笔须利落。
董其昌跋《蜀素帖》，一是对米芾书法的评价，二是交待了自己以诸名帖与吴廷吴太学交换《蜀素帖》后的得意之情。全文如下：
“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鸿堂帖》（《戏鸿堂法帖》）。甲辰（1604年）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余）遂以诸名帖易之，时徐茂吴方诣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已探骊龙珠，余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复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羲之）《官奴帖》真本。”
董其昌说米芾“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所谓“生平合作”，应怎样理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故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意思是说学书之难是在领悟，要知所合离；离就是脱离法帖的束缚，合则应是融会贯通、物我两忘。
董其昌“以诸名帖易之”，徐茂吴叹曰“已探骊龙珠”，“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又云“米家书得所归”，意气风发的喜色跃然纸上。
孙晓云临董其昌跋蜀素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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