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第10本书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是良师益友推荐看的，当初在图书馆找这本书的时候，管理员都放弃唯独我还在苦苦坚持，总算在书架上的最顶端找到的，书籍很新，想必除了我翻看全书之外，没有人借过这四本书。
四本书是同一本，崭新，一页翻过的痕迹都没有。
作者是项飙，话说这本书看起来真的不容易，晦涩难懂，但属于看着看着就能看进去的。
看着浙江人在北京的生活，我朋友跟我说，或许在广东的外地人也有感想，我看了书中的内容，确实还能看到我父亲那代异乡人在深圳奋斗过的影子。
浙江人在北京，和外地人现在在深圳，想必也是一样的 。
项飙当时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他自己也在书中感慨，那时候读书，没有现在的条条框框，以至于他可以在浙江村那个地方待了6年，6年的时间见证整个浙江村的发展。
一个好的作者，也就是一个好的导游，他在书中给我安利浙江村的一切，我看着书，想着当初在北京游玩的时候却没有遇见这本书，不然我也去浙江村走一趟。问了在北京的同学，她们告诉我，她们也不知道浙江村，后来我问她们知道“大红门地铁站”吗，她们才想起那附近确实有个卖服装的地方，不过那里的衣服都很老款的，她们不去那里逛街。
书以历年史的形式来写的，按年份来记录
浙江人在那个时代，1984年来到北京，怎么来，谁先来，作者找了几个例子，最终还是找不出谁是第一个来北京的浙江人。
1986-1988年，浙江人在北京站稳脚，以做服装为主“代销”，做的，卖的（包柜台）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中，卖文具的只能是卖文具，但管理卖文具的总经理自己也知道商场里面的文具过时卖不出去，此时有个浙江人来和总经理协商，这里面并不容易，连续在那坚持了7天，最后才租出柜台，当然在这里面并不容易，比如按照规定，必须卖文具的多少，不能超出范围，但是浙江人真的很聪明，他利用纵横交错的挂板，我小时候在老家看到的挂衣服的，就是一个大挂板，网格的，地面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位置，也就是说按照计划经济卖文具的还是卖文具的，但这样的挂板挂上去，衣服就可以挂很多了，上下几层。
1988年-1992年，作者主要从网络的形式，社区真正形成的标志来写的，这里面还出现了社区“大人物”，外来人口和当地人的关系，“浙江村”和流出地社区，家族的关系，以及，“浙江村”和国家的关系。
看这本书的时候，真心佩服浙江人的思维，他们利用“改革开放”这个词，真的帮到他们自己。
1992年-1995年的这一部分，看得我最投入，也是最惊心动魄，因为就在这一章，安居就业的浙江普通老百姓被迫搬迁北京，看到这，我是真的很难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大院，5000人居住，说铲除就一夜之间用推土机铲除了。我以为看到这，是结束了，包括项飙自己也以为到此结束了。
到1996年3月，离轰轰烈烈的清理不足4个月，大红门“浙江村”又一番热闹的景象。到9月左右，“该回来的都回来了”。基本恢复了清理前的规模。而且令我十分惊奇的是，办暂住证比以前还要容易，“1比1”的硬指标也不再提。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但文中的这一段，可以说是帮到了我 。
我原封不动的抄一遍：
我的预测完全失败，在于两个“估计不到”。一是估计不到投入了巨大财力、人力的政府行为你会是这样“一阵风”。尽管万佳友等人早就告诉我：风来得越猛的，退得也越快，没有例外。但我还总觉得他们心存侥幸，对形势估计不足。事实证明，错的是我。二是我多少过高估计了大人物们的力量。大人物的威望主要体现在“影响力”上，人们把大人物的行动当做自己的重要参考；但是，大人物并没有形成对一般人的直接控制。你可以“顺势推进”却很难“逆流而动”。毕竟，大人物的基础是各系之间的重叠，而非一个严密的行政化的等级体系，大人物也把充分尊重各人的自主选择当作自己办事情的前提。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在大规模大动作的清理“浙江村”后，浙江人集体到了河北一个废弃的酒厂继续营生，原本的生意网络还在，只不过吃饭的米比北京贵了点，棉花也贵了点。但对于浙江村人他们现金流充沛，买卖都是货款两清，影响也不大。
北京一斤米是1.85元，燕郊是2.05元，蓬松棉北京是24元一卷，燕郊是26元一卷。
这个数据，也可以说明，当下，深圳的物价为何比老家的物价要便宜，
和1996年时候差不多，因为人口密集，物价反而低，而人口少，物价反而高，生产的成本稍高了。
书上写到，因为浙江村的人生意好，收入高，他们吃的海鲜，米，菜比当地北京人还要贵，还要好。在浙江村的菜市场里面，只有好的菜好的海鲜，贵一点也没关系。他们有的是钱。
书中写到一个帮忙看柜台的北京女人，仅仅是两年的时间，一开始浙江人对于包柜台请年轻女孩子看柜台是很多的不熟悉的，导致看柜台的女人从中拿取差价，两年的时间就套利20万买了一套房子。
那时候才1998年，北京人就晓得拿到钱就买房。
书中真的很多的黄金屋。
从北京搬到燕郊，定下租金：住宅一套52平方米，第六层一平方米10元钱，每低一层，每平方米租金加3元。一楼每平方米月租金为25元，然后刘世明自己租下了三栋，共付70万元。在转租过程中，他不加一分钱。JO大院的班车也转移到河北继续使用，从燕郊到京温市场一趟一人10元。
这个价格，即使是在1996年，但对于来自2022年的我看来，依然是贵，住宅一套54平，一平方米25元，也就是一个月至少得1200元的月租金还只是住宅。
那可是1996年，可想而知，服装行业是多么的暴利。
也就是在书上我知道2000年的时候北京也申请奥运会，浙江人还大力支持，但是因为北京的原因没有申办下来，之后能申办下来的就是2008年了，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在作者写书完结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浙江村的人已经开始在了解互联网，想必现在江浙沪包邮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那个时候浙江村人就开始计划着互联网。
浙江人优点真的多，也值得现在的我们去学习的。比如去跟北京人协商的时候，浙江人因为普通话说不标准，他们就靠磨，多去几次。
浙江人在和人搞关系的份上，也是值得学习的，请人吃饭必须要去高档的地方，套住政府官员，邀请政府官员去浙江村旅游，花费全是浙江村的大人物付款。
项飙在调查的过程中，是和浙江村的年轻小伙子一起的，看着一些小伙子，敲诈勒索，入室抢劫，甚至是看着那几个年轻小伙子吸毒。吸毒的画面也是在书中详细描写。
站在现在来看，那三个小伙子，估计是不在人世了。
项飙在浙江村里面是好吃好住呀，在书中的末尾他写到：
最后，我恐怕不能用“感谢”来提及我的“浙江村”的朋友们。这里我只提一件小事。1997年我在林友福家过春节，他总认为我太瘦，一定要切西洋参给我喝，不慎把手指头切去一大块皮肉。鲜血溅满案板和地板。大年夜他去天坛医院包扎，而我被强留在屋里看电视。
借用我本科论文“致谢”中的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社会学，人类学，是项飙要求的学科对象，这本书的好处 就是通俗易懂，看起来就像是在看30年前的那些人，如何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去奋斗。
看到这些人，再看我自己，我们太多的相似度，相隔30年，他们是浙江人到了北京，而我们是在深圳的外地人，所幸，我们这一代，相比于30年前的人，我们多了很多的脚步，多了很多的步伐可以跟进，比如浙江人对于在北京购房是没有想法的，北京户口更是想都不要想。
不单单是浙江人在北京是没有购房的想法，包括我认识的广州人在北京长达20年的做生意，也是没有在京购房定居的想法，那一代人，想着都是赚了钱回老家。
而项飙在研究的对象中，第二代浙江人，找的对象还是浙江人，小学初中成绩都非常好，可偏偏到了高中就不想读书，想着和父母一样做生意。
一本厚厚的有趣但又无味的书看完了，隔离的几天，加上前几天也在看，时间凑成整体，可以看完一本书。看完了是很多的思考，从书上的1986年看到2000年，整整14年的时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不容易，特别的不容易，不停的被迫搬走，又回京，他们还是集体搬迁。
只有认清一点：我们都是不同年代的同样的普通人。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所长，赚取营生的手段。
浙江村这本书，真的很长需要很长的耐心去看完，我写的太少了，书中的一小部分都达不到，如果不是我那个朋友介绍我看，我想以我的认知，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想想，当初我爸爸，也是这样的被迫搬迁，不停的迁移。而且是拖家带口的，和浙江人，不都是一样吗？而我，走过来的这十年，包括现在，也是在不安稳中继续寻求生存。
如果看的书足够多，就会知道普通人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每一个人走来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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