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用在朱由校身上，也可以翻转来成为一朝臣子一天子。他是在一批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强有力的保护下，在扑朔迷离的"三大案"风雨中安然就位的。
明末"三大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疑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事情的本身也许很简单，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皇帝的家事。政治上的明争暗斗，给它们蒙上了难分是非的晦涩之感。
"梃击"，简而言之就是以木棍打人。不巧，打的这个人是万历帝的皇太子，就成了"案"。
明神宗万历帝的皇太子叫朱常洛，命运多舛，充满悲剧色彩。万历帝最初偶然御幸宫女王氏，事后反悔，隐讳不言。后来王氏有了身孕，太后急于抱孙，查验了文书房的记录，然后向万历帝说起此事。起初，万历帝还是不愿承认此事，太后于是命人将内起居注拿来让他看，才不得已承认了。古代中国的起居注制度主要是用来记录国君的言行。"古者左史记言，人君动止，有实言随即记录，起居注是也。"
万历帝之所以持这种躲避不认的态度，是因为他不再对王氏感兴趣了。但明代惯例，宫女被幸后怀孕就要晋封为妃。他不愿封王氏，只想蒙混过去。首先，宫女地位太低。其次，万一这宫女生下的是男孩儿，那可是长子！当时郑贵妃还没有孩子，所以王宫女生的如果是儿子，那就是长子，将来必是太子，最后早晚还得当皇帝。万历可不想让宫女的儿子做太子，当皇帝。太后曾经质问他，这是为什么？万历回答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勃然大怒，厉声呵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看见曾为"宫女"的太后大怒，万历惊得跪在地上，半天不敢起身。
所以，幸亏皇帝起居注记载得一清二楚，否则万历真有可能蒙混过去！万历帝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所生的长子常洛。他喜欢的是宠妃郑贵妃及其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其实，作为一个父亲，他完全可能有厚此薄彼的人性弱点，也应该有喜欢与不喜欢的权力。但问题是，早在西周时期，为了避免王位继承过程中不必要的冲突与争斗，人们就选择了嫡长子继承的方法。这就是说，不论周王有几个儿子，也不论这些儿子中谁的才能最高，能够继承王位的只有一位，就是周王的正妻所生的最长子。如果没有嫡子，就立最长子。这种称作"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德"的继承方式，被后代各个王朝所沿用。明朝皇位继承，一般也遵照以下原则：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
然而，嫡长子、长子们自然获得的继承地位，并不能抑制觊觎者的野心，也从未阻挡住他们行动的脚步。从历史事实看，虽然这种方式成为历代皇权继承毋庸置疑的制度，但是各朝各代废嫡立幼、兄弟相残、叔夺侄位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这一继承方式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使嫡长子、长子一出生，实际上就处在了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上。只要后宫有个风吹草动，太子本人有点过错，或是皇帝突然驾崩，某大臣心怀不满，都有可能导致残酷甚至血腥的废立斗争。这样的废立斗争，如同一场场政治重头戏，在历朝历代重演不衰。
明朝皇位继承集中表现在皇太子册立问题上的争夺。道理很明显，一旦被册立为皇太子，若不出意外，或者说没有像建文帝被取而代之，其皇太子朱文奎莫知所终这样非常之事，就必然会登上皇帝宝座。
从郑贵妃产子这一年的二月起，大臣们就开始上疏要求皇上册立五岁的常洛为东宫太子，这实在令人扫兴。按万历帝自己的想法，"子以母贵"，宫女生的常洛凭什么跟贵妃生的常询比呢？可大臣们"非嫡立长"的执著，又让他无法反驳。他想，也许时间一长，大臣们会改变主意？想到这一层，万历帝下了一诏："元子（即长子）尚弱小，册封仪式等二、三年后再举行吧。"
可是他实在低估了大臣们的力量。从万历十四年起，要求立储的奏章就接连不断，没完没了。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立常洛为太子的，就是被贬官、夺俸、廷杖、削籍，也在所不辞。他实在没有想到，朝廷上一班吃皇粮的大臣们，为什么就是不肯体会他的苦衷呢？更可气的是，这些大臣明明全都是拥立常洛的，却还要分什么浙党、东林党，相互指斥，借题发挥，互相攻击，闹得万历帝不得安宁。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皇帝手诏：册封常洛、常询为王，至于立储的事，等皇后娘娘生了龙子再说吧！这一下，朝臣大哗，群起反对。皇上不得已，只得于二月宣布停封。接下去，为着朱常洛的出阁听讲、成年冠礼、成婚等等，万历帝总是找着借口，能拖就拖，和群臣唱起了对台戏。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八月，大臣沈一贯用"子复生子，孙复生孙，早享天伦"说动了万历帝的心，他也就松了口，答应过些日子就为皇长子行大礼。终于，和群臣打了十五年拉锯战的神宗皇帝，在这一年的冬季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常询为福王，赐田两百万亩，与太子同行冠礼。
然而，虽然让朝臣赢了这个回合，万历帝仍有些不死心。他迟迟不让福王赴封地就藩，这又引起了朝臣的纷纷议论。他们据此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进一步坚决斗争。好容易硬拖到了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福王离开京城就藩了，朝议才稍稍平息。后来的史书把这二十多年立太子的争执，叫作"国本之争"。当时大臣们认为，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定，才可以从容谈论他事。而大臣们费尽心机，不惜抗命争来的朱常洛这个"本"，却远远不能尽如人意。
一般说来，皇子不同于百姓之子之处，至少有三条：一是正名位，二是延帝祚，三是受教育。后者就是到外廷读书，在讲官辅导下学习，掌握治国的本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教育是极为重要的，相信后天的教育可以造就或改变人的品性、才智。汉代贾谊曾就太子的教育问题写下煌煌大论，认为"人有六行，细微难识"，即认为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乐，但由于"细微难识"，需要后天的引导与教育。而世间之主有上、中、下之分，上主与下主都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中主。上主、中主、下主之间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差异。中主可引而上，也可引而下，这就决定了教育太子的必要性。
历代太子在六、七岁时都要开始读书学习，接受正统文化的熏陶。为此，宫中还设立了负责教授太子的老师，都是由皇帝严格挑选出来的学识渊博、德行高洁的文臣。世代研习儒学者才有资格担任太子老师。太子老师称为师保，从职官上讲是六个职位，即：太傅、少傅、太师、少师、太保、少保。傅者，傅之德义；师者，道之教训；保者，保其身体。师保与其他辅助官吏一同组成太子官署--东宫官署，师保是东宫官署的负责人。
万历帝五岁起就开始读书，却一直不允许朱常洛读书。谁建议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这无论怎么说都有点变态了，毕竟是亲生儿子啊，虎毒不食子呢。
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直到十三岁时，才第一次出阁读书，之后又是长期辍读。十九岁时，再次奉旨出阁读书。这样断断续续的读书生活，使他没有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因此，他无力以强大的内心抵御成年遭受冷遇的寂寞，只能沉湎酒色，度日如年。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惑于女宠"是要了他命的软肋。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九岁的朱常洛终于被立为太子。对他来说，万历帝真的活得太久了。从成为皇太子到继位，又是漫长的十九度春秋。
被封为"福王"、封邸在洛阳的朱常洵久留于京，逡巡不去，始终是个大威胁。朱常洛战战兢兢，唯恐被废，别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腊月，北京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太监居然不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却不敢吭气。还是讲官郭正域看不下去，大声训斥太监给他生火。他的生母王氏，不受万历帝宠爱，又多年不能见儿子一面，孤苦伶仃，凄凉度日，一病不起。当朱常洛得知母亲病危，忙奔向母亲的住所，门紧闭着，他把门撞开，冲了进去。王氏数十年以泪洗面，已经双目失明。她手拉着儿子的衣服，哭着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然后含泪而终。一入侯门深似海，如此死别，令朱常洛情何以堪。
明代常见的做法是，皇帝病重时，太子在修学之所--文华殿代理工作。皇帝驾崩时，百官就到文华殿朝拜太子，这样可以使权力衔接得更加紧凑。可是，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去探望，守门太监竟然敢拦着不让进去。他也不敢抗争，只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经过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人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这皇太子当得可谓窝囊之极。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被称为"梃击案"。这一年，朱常洛三十三岁。
这天黄昏时分，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老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举朝惊骇"，万历帝下令审讯。
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 ，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发现三处疑点：第一，这男子不是北京人，是苏州人；第二，这苏州人叫"张差"，来历不明；第三，张差手里拿的大棒子，是枣木棒子。枣树生长很慢，碗口这么粗的枣树干，那得几十年才能长得这么粗，所以木质坚硬，用枣木大棒子打人，就跟铁棍子打人一样，尤其是拿在大汉手里，三两下就能要了人的命。张差还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事情牵连到郑贵妃，朝议汹汹。
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很可能是幕后人的贵妃姐弟，还有皇帝和方从哲。皇帝除了偏爱贵妃和福王外，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稳定朝局的政治层面出发。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和皇帝，将太子和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这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可具体办案的中层官员，他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言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
案子到了这个份上，只能请求圣裁，可皇帝此时也犯难了，天下人早已对他不喜欢太子议论纷纷，而当年妖人诅咒太子的事牵扯到贵妃和太监刘成，被皇帝包庇下来了，此番案件如此重大，关系到国脉，他再公开包庇贵妃，强行结案，也担心天下悠悠之口。于是，先谕令郑贵妃老老实实做人，贵妃此时知道了利害，乞求太子，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万历帝亲自临幸慈宁宫，召见太子，并让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
万历久居深宫，已二十五年未见朝臣，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的郑重。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了吗？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同时，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孙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然后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不要隐瞒全说出来。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太子当然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你们外臣议论纷纷，如此只能使他们成为无君之臣，我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于是张差被凌迟处死，而两个太监，没有交给刑部审讯，因为害怕供出后面的指使人，便将他俩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了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大明朝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
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帝的做法是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明智选择，而太子的表态不但赢得了孝顺、大度的名声，而且经过这场风波，他的皇储地位真正稳固了，郑贵妃再不敢觊觎其位。至于那些要追求真相的官员呢？他们的一腔正义豪气被耗散在政治那个大八卦炉里，显不出多少份量。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 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
在封建专制政治面前，有时真相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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