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163.com/h_x_y_123456/blog/static/339849252011769381518/?suggestedreading 玉凤——有凤来仪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长13.6厘米，厚0.7厘米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玉凤呈黄褐色，凤鸟头戴花冠，作侧身回首之势，长长的尾部正在向一侧舒展地扬起，上面还刻有花纹装饰。整件雕塑的线条优美流畅，飘逸洒脱，洋溢着一股活泼、清新的抒情气氛。在技术手法上，采用了钻、挤、压等难度很大的技法，并经过了反复的琢磨。这件作品表现的虽然是神异的动物，但其体态自然优美，令人觉得亲切可爱。它柔美而清新的风格在商代艺术那凝重、威严、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愈发显得珍贵。
这件玉凤与湖北石家河文化所出玉凤存在渊源关系，其造型与商代甲骨文中的凤字极为相似，是研究商代人心目中凤的形象的极佳实物。
虎纹石磬——商代乐器之王
商(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
1950年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磬为打击乐器。这件石磬正面刻有雄健威猛的虎纹，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据测定，该磬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轻轻敲击，即可发出悠扬清越的音响。商代石磬的制作已相当发达，祭天地之川，当用石磬，祭祖宗先帝，敲击石磬，此磬出土时，在其左侧，即该墓椁室西侧有女性骨架24具，都是殉葬的奴隶，而随葬品中还有三个小铜戈（可作舞具用），推测殉葬者中间可能有音乐奴隶。
在原始乐舞活动中，人们常把自己打扮成狩猎的对象或氏族的图腾，这类乐舞反映了先民的狩猎生活。《尚书·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即是先民敲击石磬，举行大型宗教舞蹈的场景。《诗经·商颂》中有描述殷人祭祀乐舞的诗句：“鞉鼓渊渊，嚖嚖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可知磬在当时是一种主要乐器。
磬的形制又分单悬的特磬(如虎纹石磬)与成组使用的编磬。1973年，在安阳殷墟小屯村村北的洹水南岸，又发现一件龙纹大石磬，同虎纹石磬堪称商磬双壁。
刻辞甲骨——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5－1、沚囗其来全甲刻辞
商（武丁）
长18.5,宽9.9
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5－2、五牛卜骨刻辞
商（廪辛—武乙）
长12.1,宽2.5
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卜甲刻辞贞问二事：一是戊寅日卜问沚囗是否来？二是同一天卜问雷风是否有？卜骨刻辞卜问用牛还是用羊来祭祀？
甲骨文一般是指商周时代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用作占卜的文字。它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体系。甲骨文因多刻于龟腹甲及牛的肩胛骨上，故名。
1899年，清末学者王懿荣最早在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后经调查为河南安阳殷墟所出。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甲骨文与历史资料的对照，考订出了商王世系表。从而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为信史以及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
迄今发现的甲骨残片约十万余片，出现四千六百多个单字，大字有一寸见方，小字则细如米粒。经古文字学家解读，已经辨识了近一半，同时发现骨甲文在字的结构上已由独体走向合体，并出现形声字，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
甲骨上面的文字，一般是用铜刀刻写的，也有少数用“毛笔”写的。古代称刻为“契”，称书写为书，因此甲骨文也被称为“殷墟书契”。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作册般”铜鼋——见证纣王神力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通高10、长21.4、宽16厘米，重1.6千克
传河南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器作鼋形，爬行状，爪下各有一方钮作支撑足。颈侧及盖上插有四矢，皆为矢射入鼋体后露出的箭羽部份。鼋背甲上有铭文4行32字，记载了丙申这一天，商王来到洹水，捕获了此鼋。王先对此鼋射了一箭，接着又连射三箭，四箭皆中。商王命属下寝馗把射获的鼋赏赐给作册般。王说：“（将此事）铭记于铜器上，作为你的宝物。”为记录此事，作册般做了这件器物。作册般的铜器发现多件，有的铜器上记载商纣王征伐人方的战争，因此可以确认作册般为商纣王时期的史官，此器也就是商纣王时期的器物。
此器是目前仅见以鼋造型的器物，且是根据商王所射的鼋形制作的，具有写实主义的表现风格，故弥足珍贵。
青玉簋——最早的玉制容器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高12.2厘米，口径20.7厘米，足径14.5厘米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玉簋也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制容器，它以和田青玉雕琢而成，呈碧绿之色，莹润无暇。玉簋颈、腹及底部圈足分别饰有凸弦纹、勾连曲线纹、云雷纹、变形云纹、目纹，雕工极为精美。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白玉簋，两件玉簋形制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应是以青铜器为蓝本琢制的。玉簋造型典雅，气度不凡，应当不是一般的食器，而是祭祀时用的礼器，对研究玉礼器的渊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司辛”石牛——不忘先祖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高14厘米、宽25厘米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石牛用白色大理石圆雕，牛呈跪卧状。这件石牛是妇好墓出土玉石类动物雕刻中体积最大的一件，造型古朴规整，刻工精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石牛下额阴刻“司辛”二字。“辛”是妇好死后的庙号，这此石牛可能是商王武丁馈赠给王妃妇好的。
牛与殷商之族很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传说商人的祖先王亥很早就掌握了“服牛”的畜牧技术，常用牛运货贸易，结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儿子为父报仇，打败了抢夺财物的部落，使商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武丁送牛给妇好作随葬品，或许就是让妇好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此物的同时，记着祖先对商人所做出的贡献。
王子午鼎——楚王好细腰
春秋·楚（公元前770--476年）
通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腹径68厘米
1979年河南浙川下寺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子午鼎共七件，为一组代表墓主身份的列鼎，此为其中最大的一件。鼎内有86字长篇铭文，标明作器者系王子午。王子午又名子庚，为问鼎中原的春秋霸主楚庄王第五子，楚康王时为楚国令尹（相当于中原列国中的相国）。
王子午鼎具独特的楚式风格，造型呈平底束腰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楚王好细腰”的故事。环绕鼎腹的六条立体怪兽，各由两条夔龙蜷曲盘绕而成，是采用失蜡法分别铸出，然后焊接于鼎身的，显示了很高的铸造水准。在细部装饰上采用浮雕、立雕、分铸、榫卯、焊接等技术。优美的造型、精细的纹饰、浪漫奇诡的题材，正是楚国文化艺术的突出特征。长篇铭文表达了对先祖的追思，叙说了王子午自己施德政于民的业绩，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全文语词流畅押韵，是楚国青铜器上不多见的长篇美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铭文用鸟篆书写，有中国最早的“美术字”之誉。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金银复合工艺的杰作
战国·魏(公元前475－前225年)
长18.7、宽4.9厘米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古代衣服没有纽扣，需要在腰间加以绑系。除用丝带外，也可用革带。革带常用兽皮，因为较硬，需用带钩来连接，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常与玉环同时使用。带钩有金、银、铜、铁、玉等材质，一般由钩首、钩身、钩纽三部分组成，钩首用于勾连，钩纽则起固定作用。
此件带钩由白银制成，器形较大，通体鎏金，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前后两端，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盘曲逶迤。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3枚，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钩身前端镶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钩首，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此带钩纹饰繁复，玲珑剔透，包金镶玉，雍容华贵，是战围带钩中的精品，极为奢华，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宣和三年尊——宋徽宗的设计
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
高29、口径17.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宣和三年尊器身分为三个区段，并均匀地分布四条扉棱，腹部、足部饰兽面纹，以扉棱作鼻，颈饰焦叶纹和蚕纹，器内底部铸大篆字体的铭文5行26字，记载此尊为宋徽宗赵佶在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初五经考证古器物而作，是陈设在方泽坛的礼器。
王子婴次炉——散落郑地的楚国铜器
春秋·楚（公元前770－前476年）
高11.3、口纵45、口横36.6厘米
传1923年河南省新郑县李家楼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器形状似盘,圆角平底,器壁两侧有环钮,两端各有3节提链。器底下部有柱状残足23个。器壁内侧有铭文7字,意为王子婴次之炉。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该炉为楚国令尹子重所作,是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役”楚师兵败后遗于郑地的。
王子婴次炉1923年出土于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大墓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杂器以及玉石器等，因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无疑应为某一代郑公之墓。王子婴次炉是其中惟一带铭文的铜器，对判定大墓墓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据考证，大墓墓主可能为郑成公，也有人认为系郑厘公或郑僖公。
王子婴次炉曾是河南博物院的最早馆藏之一，1950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巩义窑绞胎三足罐——行云流水的纹理
唐（618～907年）
高11、口径10.7、足距15.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三足罐的形制，给人以浑圆饱满的观感。它最突出的特色还在于其精美的绞胎工艺，产生的器体纹理如行云流水，颇具装饰韵味。
绞胎瓷，也有人称搅胎瓷，作为唐代巩县窑的首创，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据考证，绞胎是受犀皮漆器工艺的影响而发明的。绞胎瓷器制作时，先用白、褐两色（也有多色的）的泥相间揉和在一起，经过相绞、拉坯制作成形后，胎上呈现出白褐相间的纹理，或如木纹、或如鸟羽、或如花朵，自然天成，极富审美情趣。
鹳鱼石斧图彩陶瓮---最古老的国画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
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
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这件陶瓮器形较大，外腹部彩绘《鹳鱼石斧图》。画面纵37厘米，横44厘米。整幅作品的内容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
作者根据石斧、鹳、鱼的不同形象、内容和要求，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去表现。石斧和鱼，用黑色线条勾勒轮廓；鹳则直接用色彩涂染形体。这是中国绘画传统艺术表现手法中两种基本形式──勾勒法和没骨法的滥觞。
这是一件罕见的史前绘画珍品，它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的最高成就。
铜牌饰 ---最早的饕餮纹
夏（公元前2070——前1600年）
通高16.5、宽11厘米
1984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镶嵌铜牌饰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夏代的青铜器，以镶嵌绿松石为最大特征，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神秘艺术品。它是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中介和传承，这种传承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镶嵌铜牌饰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夏代遗宝。
这件兽面形牌饰出土于二里头墓葬M11:7，外部轮廓为束腰明显的长条形，上下各有一对可供穿缀的钮，出土时置放在墓主胸前。正面有数百绿松石小片相互衔接，规整排列，铺嵌成饕餮纹图案，历经几千年而不松脱。二里头遗址出土此类铜牌饰共3件，形制大同小异，制作工巧。这是目前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它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
铜长流爵——最早的青铜酒杯
夏（公元前2070——前1600年）
通高22.5、通长31.3厘米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爵前部有一个细长的窄槽形流，流尾部与爵身连接处立有两个不发达的钉状小柱，后部为微微上翘的尖尾，腹部一面有凸弦纹两条，弦纹间横列五枚乳钉作为装饰。束腰平底，下铸三条细高的锥足略向外撇。爵身一侧有鋬。整体造型修长优美，为中国夏代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国宝级精品。
青铜爵作为酒器最早出现于夏代，它的造型取材于陶爵。二里头夏代遗址中迄今所出土的十多件铜爵中，只有这一件与短流、矮体的陶爵体型不同。此爵以其棱角分明的长流、束腰修长的身姿呈现出金属器所特有的神态，成为时代最早、器形最美的青铜器典型代表。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铜爵的制作到商代晚期达到鼎盛。
“妇好”铜偶方彝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高60、口长69.2、口宽17.5厘米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是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据甲骨文材料记载，妇好曾经频繁地参与祭祀，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礼；多次率领军队出征，最多的达到一万三千人，浩浩荡荡地开向边缰，征伐与商王朝作对的土方、羌人、巴方等方国，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被誉为商代第一女将。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是目前所见第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墓内有殉人16具，殉狗6只，随葬器物1928件。妇好墓宛如一座地下宝藏，向世人展现了殷商时期的王家气派。
方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种特殊酒器。该方彝器身横长两倍于纵长，犹如两个方彝之组合，故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
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极似商代宫殿之“四阿”式屋顶，有正脊与垂脊。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出梁头七枚，反映出当时的屋檐多探出梁头硬挑，前沿所出梁头为大半圆形，后檐所出者为尖形，类似后世斗拱的雏形。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偶方彝装饰豪华大方，通体以云雷纹做衬地，以浮雕枝法表现了兽面、鸱鹗 、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偶方彝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器底铭“妇好”二字，表明此器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所作。
腰佩宽柄器玉人——雍容贵族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高7、宽3.5厘米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玉人呈黄褐色，和田玉圆雕，双手抚膝跽坐，长脸尖颔，细长眉，臣字形眼平视前方，大鼻小嘴，方形耳。头梳长辫一条，辫从右耳侧往上盘头顶一周，由左耳后侧伸向右耳侧，辫梢与辫根相接。头上戴圆箍形“頍”(冠)，用以束发。“頍”前连有卷筒状饰。身穿交领长袍，下缘长至足踝，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腹前悬长条“蔽膝”。腰部近左侧佩一卷云状宽柄器。此人像神态倨傲，衣着上乘，应是商代贵族形象。
这件玉人是商代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品，琢玉工匠以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手法相结合，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其衣饰、发型的雕琢一丝不苟，是了解商代服饰最珍贵的资料。
云兽纹青玉璜——佩玉之冠
战国·魏（公元前475～前225年）
长20.5、宽4.8厘米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大玉璜整体为七块和田玉，以铜片贯联成一弧形璜，中间一块玉上雕回首卧兽，下有鼻纽，通体作龙纹及变形云纹，贯联的铜片露出的部分镀金作饕餮头形。玉质细腻，光泽晶莹，其琢工之精美，器形之大都属罕见，因此被誉为“古玉之巨擘”、“玉器之冠冕”。
璜是佩饰用玉，亦经常作为朝聘、祭祀、丧葬的礼器，《周礼》记载：“以玄璜以礼北方”，玉璜似乎是祭祀北方之神的礼器。但在考古发掘中，玉璜多作为佩饰置于人的胸腹部。战国时期，作为人们的佩饰和随葬品的玉璜已日渐普遍，其形制和纹饰都极为丰富，造型也更为精美。
大晟钟（5件)——统一音高制新乐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黄钟清）通高：28 宽18、4厘米
（蕤宾）通高：27、7 宽18厘米
（林钟）通高：27 宽18厘米
（南吕中声）通高27.9、宽18.4厘米
（夷则）通高27.5、宽1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3件 辽宁省博物馆藏1件 开封博物馆藏1件
大晟钟原为北宋徽宗朝所行‘大晟’新乐中的编钟。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在今河南商邱出土了六件宋公成钟，因该钟出土于春秋时期的宋地，徽宗认为是祥瑞之兆，遂设立“大晟府”，重制新乐。“大晟”新乐于政和三年（1113年）始成，至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南下，这批乐器在北宋宫廷里的使用也就结束了。据调查,目前至少有二十五件大晟钟实物散存于海内外。
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有感于当时全国音律不齐的混乱现状，专门命工匠铸成几十套“大晟钟”，每套钟基准音高都是黄钟宫，发送全国各个州府，做为标准音律定音，真正实现了全国“音同高”，这样就能保证一首乐曲能够不走样的在另一个地方演奏。实际测量目前国内所存 “大晟钟”的音高，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大晟钟的基准音高全都是C大调的1音，也就是说所谓的黄钟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C大调。
青瓷莲花尊 ——涅槃之舟
南朝（公元420-589年）
高49.5、口径17.3、底径6.8厘米
传河南上蔡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瓷是南北朝时期瓷器的主流，施含铁成分的釉，便可烧出这般怡人的青绿色。这件器物高大厚重，造型犹如橄榄，线条优美，器身遍雕多层仰覆莲花瓣，中间或贴以团花、菩提叶、飞天等纹饰、整器将刻划、雕塑、模印、粘贴等多种技法施于一体，纹饰繁缛，上下辉映，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
莲花尊的造型与装饰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多出土于大型墓中，所饰的莲花、团花、飞天与佛教艺术题材相吻合，证明是贵族使用的有一定宗教意义的随葬器。有学者从尊的俯视图发现，尊的造型可能与佛教曼荼罗有关。与印度珊奇佛塔相比较，可见二者的相似之处，低矮的钮呈方形，恰如塔顶上的方形平台。魏晋时期流行以安息死者灵魂的魂瓶随葬，莲花尊很有可能是取代魂瓶的随葬品，它不仅可安放灵魂，而且加入了佛教因素，能超度死者亡魂，使其免于轮回之苦，进人混染境地。可以认为莲花尊是佛教与中国古代灵魂观念结合的产物。
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
北宋（公元960—1127年）
绢本，设色，纵28.5、横28.6厘米
1958年征集
天津博物馆藏
金明池是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市）西郊的著名御园——琼林苑的一部分，是北宋四园之一。太平兴国年间（976－981年），宋太宗令凿金明池于琼林苑以北，导入金水河水，每年由皇帝赐令士大夫、庶民于此共赏龙舟争标。
此图描绘的正是金明池龙舟争标的场景。画面苑墙围绕，池中筑十字平台，台上建圆形殿宇，有拱桥通达左岸。左岸建有彩楼、水殿、下端牌楼上额书“琼林苑”三字。池岸四周桃红柳绿，间有凉亭、船坞、殿阁，整个建筑雄伟富丽。水中有一艘大龙舟，上层有楼台高阁，人物活动于楼阁内外；另有数只小船漂游其间。面面左、下两侧的苑墙内外，人群熙来攘往。全图约有千余人，虽然人物微小如蚁，但仔细观察，比例恰当，姿态各异，神情生动，颇具艺术魅力。《宋史》及《东京梦华录》中有关于金明池争标的记载，恰与此图描绘的景象吻合。此图界画严整，笔触细致，左侧的粉墙上有楷书“张择端呈进”五字款，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曾经明代安国、项子京等人鉴藏。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工界画，尤善舟车、市桥、郭径，自成一家，《清明上河图》是其传世名作。
黑釉三彩马——唐代贵族豪华坐骑
唐（618～907年）
高66.5厘米
1972年河南省洛阳关林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马俑全身黑色，唯马面、鬃尾和四蹄为白色，鞍鞯为绿、黄、白三色相间，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马头低俯，作嘶鸣状，体态雄健，气势雄伟，色泽质感及姿势神态均取得了力与美和谐统一，是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唐马雕塑一改秦汉时期那种平稳古拙的风格，而以生动的高昂姿态著称。唐墓中出土的各种三彩马，尽管千姿百态，却都有头小、臀圆、体态均匀、膘肥体壮的特点，是当时西域马体型的写照。随着东西方交通的开发，中亚出产的良马不断传入中国，除一部分优异的品种作为宫廷御用外，多数用作马种的改良和繁殖，所谓“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这也就为三彩工艺品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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