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另外二三事

近年来，但凡回去时，总会找些时间跟父亲说说话。今年春节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更是在紫湖老家多呆了些日子。晚间无事，就着炭火盆子陪他更加聊多了些。回上海后，把他讲的年轻时去海南制种的事写了推出。妹妹们首先感同身受，都说要保存下来。一些乡友和玉山的好多个文友看了也都说好。

父亲从少年开始，随着时代沉浮，经历过很多事，也经受了一些挫折和打击。年轻时天南海北地走，韶山、海南、北京、天津都去过，在他那一代的山里人中间，曾经也算得是见过些世面的。

我想这样的父子夜话，整理出来倒是一种实录。

一、串联——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饶农校，父亲说是一所四年制的中专院校。1966年秋天，他在那里刚上到二年级，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奶奶在世时一直爱念叨他在上饶上火车时被挤掉一只球鞋的事。如果不是为了去北京见毛主席这么重要的事，家里是不可能下那么大狠心给他买“回力”球鞋的。多亏想得仔细，随身还带了双布鞋。计划动身时穿那双球鞋以壮行色，见毛主席那天再穿以示隆重，其它时间尽量换穿布鞋。结果才刚动身球鞋就丢了一只，后来一路就只好都穿布鞋了。想想他这一路，这就可以说是“人在囧途”了。

在上饶上火车，经杭州、上海和南京，北上天津，然后进入北京城。路上会有比较老练的同学打前站，联络好到站时吃住的地方。大家到站下火车时，那几个打前站的又会派人到站台迎接，把队伍带去安顿。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在上海住的是复旦大学，确实都是免费吃住的。学校当然早已不上课，教授们被画上了花脸。

以“革命小将”的名义全国通行免费吃住，听上去这“大串联”好像很惬意。但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不像现在满街都是饭店，吃饭只能去找一些机关、国企或是院校的食堂去解决。那年月食品供应本就不足，集中在那个时间段里接待“红卫兵”，那些大大小小的单位食堂其实早已“没有余粮”。所以，尽管号称“想吃想喝随便拿”，遇上实在没东西可拿的时候，“小将”们也难免饿肚子。再加上车慢路远，人多拥挤，气味难闻，他们那一路上遭的罪，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也不堪回首。

终于到了北京，远远地看见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父亲说那一刻他也热血沸腾了，心情非常激动。我想这是肯定的。别说他们满怀对毛主席的敬仰身临那种环境无法不激动，我2002年在晋江浔兴股份上班， 我拍过他几张照片，后来他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我也产生过一种“拍过主席”的自豪感。你再好比年轻人去看个明星演唱会，都能激动到发狂呢！

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从北京返程走的是中线，经武汉，从九江回来的。到武汉时就接到“立即停止红卫兵串联”的命令。这时有个同班女同学病了。父亲在上饶农校上学时，我三爷在灵溪卫生院上班，离学校所在的茅家岭只有十几里路，周末父亲常去灵溪找他。这位女同学正好也有个姐姐在灵溪工作，所以往往一路同去。因为这个缘故，当时队伍讨论了一下，就留下父亲照顾她。场面还挺悲壮的，好像是一支军队留下伤病员，交付给可靠的同志照料，然后大部队要抓紧开赴前线去继续战斗一般。

父亲就这样一路照应着这个生病的女同学回了上饶。四十八年后的2014年，他们农校的同学组织到鹰潭聚会了一次，父亲说这女同学也来了，见了面还一个劲感谢他。我想他们这些人重情起来也有意思，这么点事记几十年！

我曾问过父亲：“你们对串联有过什么反思没？”

他想了一会儿，认真地说：“谈不上反思！其实多数人跟我一样，是盲目跟从的。以当时的年纪和社会情境，我们做不出什么判断。就是看大家去了，就也跟着去。对于这种巨大的社会运动所能产生的意义和危害性，都没顾得上去想，也想不来。要说有什么想法，顶多就是怕人说自己不积极参加会影响进步吧。就这，其实也勉强得很！”

二、夜奔——亲历上饶8.6事件

这事奶奶生前也老爱讲。后来我听父亲讲述了更多他亲历的细节，也上网查阅了些资料，大体了解了有关的来龙去脉。说这次当时震惊了全省的武斗事件，也是和“5.16”通知直接相关的。

资料说，1967年七、八月间的上饶，已经很混乱，党政机关几乎瘫痪，连驻扎的军队都受到严重干扰。武斗发生在“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派系之间，“造反派”以学生、工人为代表，“保皇派”则以农民、党政军机关干部为主，也有部分学生。两派主张不一，彼此针锋相对。

8月5日先打了一场。那天“造反派”在上饶市电影院门口召开大会，纪念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保皇派”的农民突然冲击了会场，一通砍杀后，乘胜在城里贴了许多标语，撤出城去。城里的“造反派”遂封锁了渡口的下浮桥，不让汪家园“农民指挥部”的人马进城。

6日，汪家园的几十个菜农手持硬木扁担，沿着下浮桥向市区冲来。这次“造反派”有了准备，他们装备了枪支。当菜农们冲过桥面时，他们开了枪，当场打死了2个菜农。据说这就是上饶市文革时期武斗的第一枪，也是第一次打死人。

农民们不能过桥，转而包围了茅家岭的上饶农校，围攻农校的学生“造反派”，激战由此发生。父亲没敢参加武斗，和几个一样胆小的同学一起躲进学校附近农民的家里。隔着墙看时，枪声杀声响成一片，学校靠近厕所的一堵墙，被双方人马几乎拆光，墙砖被拿去当武器。远处，被烧毁的汽车歪倒在路边。

城里的“造反派”接到了农校学生们发出的求救信号，立即组织了数百人开车前往解救。汽车一过桥，农民就冲出来放火烧桥，切断了“造反派”的退路，双方就在学校周围展开了混战。

父亲说他亲眼看到有几个身手非常矫健，显然是真的练过武功。但是再好的身手也架不住对手人数多，在农民们的扁担和砖块围攻之下，他们也纷纷被打倒在地。好些学生被打得四散奔逃，有人跳下河被水冲走，不知是死是活。网上有人撰写回忆文章说，曾有几个京剧团的演员也参加了武斗，大显了一把身手，不知道是否就是父亲所看到的那几个？

平时上课的教学楼里，聚集着很多学生。虽被重重包围出不来，但却拒不投降。农民们采取了火攻，把点燃的稻草扔进校楼，想要把他们熏出来。校园里顿时火光冲天。火焰烧上了三楼，有身手活脱的，一串跟斗翻过火墙撤往四楼。也有从窗户往下跳的，估计不死也残了。

武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才结束。父亲他们几个挨到天黑，才翻墙进了校园，找到食堂的位置，四处翻找，胡乱找了些吃的，又摸到宿舍区撕了条被单，包起吃的，打个包裹斜背在背上。又重新翻墙出来，开始了他们的夜奔。

午夜时分走到广丰，有两个广丰人先分道回家。三个玉山的同学，除了父亲，另有一个六都的，一个四股桥的，好不容易走到玉山分道时天已大亮。父亲在大桥头看见桥头有一堆松木，躺上去想休息一会，一躺就睡着了，到中午让太阳晒醒，才起来到县粮食局找爷爷，没找到，只好又独自设法回了紫湖。

彼时在县粮食局工作的爷爷已经找人开了一辆吉普车，到灵溪会同三爷一起到上饶去找，结果当然没找到。进学校去看时，满眼残破景象，池塘里漂着尸体，刚结束战斗的战场大约也就那样吧！爷爷兄弟俩当时都差点站不住了。四下没找到人，找到军队里去问，也不得要领，只好忐忑不安地回了玉山。我原本想当然地以为爷爷在玉山大桥头看到了父亲，不久前问父亲时，确切知道当时并没有见到，是父亲回到家以后，家里想办法通了消息进县城，爷爷才放心地和三爷一起回家相见的。

奶奶生前也喜欢描述这一次爷仨劫后相见，说他们三个都“脱了五行”，我一直也不懂是什么出典，猜想左右就是说他们形容憔悴的意思吧。

网上文章说，“8.6事件”中死伤不少，总共不同程度受伤的有数百人，仅“造反派”一方就死了6个人，有些死尸还遭到了被割生殖器和乳房的凌辱。事件发生后，造反派们迁怒于城里的走资派，说他们策划了这一事件，是“8.6事件”的总后台。那都是后话了。

三、回乡——生产队第一根扁担

这次回乡后不久，接到学校通知，说上饶农校决定停办了。就这样，读着读着学校没了，父亲作为回乡知青参加了生产队劳动，那一年他19岁。

第一次出工就吃了一个大“瘪”。那是秋收的时候了，生产队正割稻子。通常会半自由地组成若干个小组，一台打谷机加三四把镰刀是一个作业小组的基本配置。三四个负责用镰刀割稻的多是女的，也有相对较弱的男劳力。负责打谷机脱粒的那两个就必须是壮汉，因为打谷机本身就很重，加上打下的谷子，要移动位置时是很费力气的。小组中也常见夹杂一两个初出道的半大小子或姑娘，帮忙割稻、搂稻把子、推打谷机什么的。一般是那小组里有比他大的家人带着他，父母、伯叔，或是哥姐。乡间干农活的行家里手，多半就是这样一代代地传带出来的。

我太爷一脉下来，大爷是木匠，爷爷、三爷都在城里上班，更属“半边户”，家里和亲族里都没有在生产队里说得上话的强劳力，父亲又是家族同辈兄弟中的老大，更别想指望有谁能照应他下地出工。他个子虽然高大，但从小上学，确实没怎么干过农活。那天早上，他从家里找出一根扁担，两只箩筐，学着邻居的样子把箩筐套叠在一起，理出绳子套在扁担的一头，背着去了田野。看人们分组开始割了，就陪着小心上前去要跟人搭伙。结果问了五六个小组，却没有一个组要他。一个干活不给力的小青年，是会影响小组整体评工分的。

父亲一气之下，背着空箩筐就回了家，难受得躺在床上哭。是奶奶去求了邻居，第二天才终于有人肯带他了，他这才算正式参加了生产队劳动。

没出两年，他就成了一条壮汉。最傲人的一次记录，是从顶湖挑玉米棒子，破了整个大生产队的记录，260斤，当时号称“全生产队第一根扁担”。十几公里的山路，大箩筐装满以后，还选一些比较长的玉米棒子沿着箩筐边插上一圈，再装满。这样一担生玉米棒子，会有200多斤重。

他终于在生产队里有了“壮劳力”的存在感。

四、挫折——解职回乡杀猪

在生产队劳动了三年。1971年紫湖公社成立农科所，他因为有了农校学习的经历被招进所里工作。1977年“南繁”归来后，仍回农科所上班。后来紫湖的杂交水稻推广工作自然就由他负责。

乡政府和农科所都没有其他人员配置，稻种进出都是他一个人经手。大约是从1984年开始，他又领受了到当时的林岗乡包溪村驻村指导制种的任务，经常要出差。为了方便紫湖乡亲购买稻种，他常用板车或自行车把种子整袋拉到家里。那时候，我已经上中学，大妹也有十几岁了，母亲和我们兄妹都可以帮忙给乡亲们秤稻种，按照父亲交待的价格收钱，记上帐，收了钱固定放在大衣柜最边上的抽屉里，等父亲方便时拿去交帐。久了，乡亲们也就知道到家里来买比较容易顺利买到种子。

开始那两年很顺利，乡亲们买了良种去播种，获得了丰收，都很高兴。后来就有人压不住聪明劲，以为这是父亲的私人生意，给我们家算起帐来。说我父亲自己上班有工资，家里又种着我母亲、妹妹和我的责任田，现在一天天到家里买稻种的人络绎不绝，都是现金交易。在他们的眼里，这是要发家了。于是，就开始有人贩卖稻种要推销给父亲，有人说他亲戚也育了良种要请父亲帮忙代销，也有人干脆就觉得父亲这个农技员的活计应该换给他去干才对。关注和议论就多起来，这其中可能就有些人在领导面前说些有影没影的话。

这本也是常见的世情，倘若父亲工作谨慎，料也影响不到什么。我后来猜想，真正出问题的可能还是那年从邻省开化县进的那批稻种确有处理不妥的地方。

如果是这事，我倒还记得一些。卖家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缠着父亲有一两年时间。期间还曾带了一个有些愣气的年轻伙伴来我们家吃过一次午饭。那时我们还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在那三间土墙老屋里，家门口应清叔的老房子还在。那天家里大人都不在家，是大妹做的饭，我陪他们吃饭喝酒。那愣头青穿个军装，吃饭时一直说他在哪哪打架怎么厉害，吃完饭要走的时候，还从门前半人高的坎上纵身一跳，跳到下边卵石砌的走道上。

父亲没有明说过。我的印象里，父亲一开始是拒绝向他买稻种的。可能从他趁大人不在家不请自来这样的举动，感到了某种威胁，才终于妥胁向领导建议购进了那一批稻种。商洽购买这批稻种期间，有两件事我还有印象。一是乡政府分管农业的领导那次跟父亲去开化，顺便给家里什么人买了一件浅咖啡色呢大衣，结果回来试穿说小了，转卖给了父亲，父亲买回来给大妹一穿，很合身，也很出样子。我两个妹妹少年时颜值都不低，大妹穿上这件呢大衣，在乡间很是火了两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还真挑不出几个村姑能穿那么贵气的呢大衣。还有一次父亲需要独自去跟卖家对接交易的事，叫了堂叔应林陪他一起去壮胆，显然就是因为心里感到某种不安。他走南闯北多年，这是我所知道他最“怂”的一次出门了。他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应林叔应该也还记得。

这批稻种量比较大，紫湖一地消化不完，按理父亲是应该上交农业局或种子公司等上级部门去统筹分销。但是他没有及时处理，一直堆在乡政府储藏间里。待领导发现时，才责令他雇了人去翻晒。雇的是文彪叔公和尤丁好两个人，我也一起去帮忙了。但还是因为霉变和鼠害产生了一些损失。没有细问，说不定干脆那整批稻种过期作废也有可能，那损失就大了。如果是这样，父亲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多米诺骨牌效应吧，一件事出了问题，其他原本不是问题的就都成了问题。比方说，父亲有些酒量，驻村指导制种时跟包溪村那些村民们难免有些吃喝往来。据说这也成了一条罪状。

我以为会判个渎职什么的。但没想到上级判定下来的罪名居然是“贪污”，也不知以何为据，反正派了警察到我们家去要拘留父亲。父亲自备了一条棉花被，按他自己的打算，是要出去被关两年的。那时应清叔还在，提起那条满是补丁的被子看了看，气得瘦脸通红说：“哥啊哥，你要真贪污了也让人气得过！这就是你贪污的家当？！”在场的乡政府工作人员也说了好话，带了警察离去。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赔偿损失加解除公职。具体赔了多少钱？他爱面子，不太肯聊这个天，我只听堂叔应怀说数字不小。出这事时，我在广东南海打工，家里没让我知道，我是后来回家时听说的。

父亲就这样又回到家里，为生计正式拿起了杀猪刀，那一年他才45岁。乡间以屠为业者，大半为谋家庭生计，小半也不免有贪图多吃几块肉的盘算。父亲并不好这一口，他不敢吃肥肉。可是年轻时不知怎么会喜欢上杀猪，工作不忙时会跟乡间屠夫去杀猪玩，玩到工资都拖延好几天忘记去领，让乡政府管发工资的到处打听找他。没成想人到中年丢了饭碗，这个不着调的爱好，倒成了他赖以活命的营生。近20年的杀猪生涯里，乡亲们倒公认他杀得好，后来还带出了两个徒弟。他应该是地方上唯一一个不敢吃肥肉的屠夫吧？

也就是因为干上了杀猪的营生，才会在秤肉的时候因秤砣打滑让秤杆打伤了右眼。他又闷声不说，只自己找乡间土郎中要些草药包扎了一下。当时是好了，几年后感染严重，母亲跟我说发现他越来越频繁地用手去揉，十有八九眼睛是有问题了。叫他来上海和平眼科医院检查，才知道右眼的视网膜脱落，玻璃体已经萎缩，而且因为长时间的炎症，连左眼神经也受了损伤，视力越来越弱。虽然安排回玉山做了手术，疗效并不明显，只是没有再继续恶化下去。现在他只有左眼剩下0.3的视力，也辨不清颜色，白墙上的红色标语，他能认得出字形，颜色只能看出黑色。他晚年的世界就是这样模糊而且黑白了！

力气倒还大。70多的人了，这两年家里建房加装修，很多材料都是他搬上楼的，怎么劝都劝不住他。我估了一下量，感觉换作是我的话，一定干不下来。

我小时候怕父亲，记得那时候连邻居的孩子们都怕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高大的身材，黝黑而少笑的脸，似乎就足够让孩子们不敢亲近了。这也是人的一种天性，看世间的人，还是白净能说会笑的款式比较讨喜。即便心口不一把人卖了，往往那人还帮他数钱，谁劝还跟谁急呢！

父亲不善言词，没有出众的才干，即使在乡间也算不上能人，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有多高能。我想他这一生固然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业，连原本该做好的本职工作都做得不尽人意。但他也不具备坑蒙拐骗、构陷诽谤的天份，经营不来通天手眼去欺世，施展不出周郎妙计去害人，就连参加“红卫兵”串联那个少不更事的时候，都没有伤害过人。几十年来，他没有借钱不还的记录，在他倒霉的时候，他也从不认为有哪个人非要借钱给他不可。

相反倒是可以翻出不少帮助人的事迹。年轻时出门路上照顾生病的伙伴这些事且不再多说了，帮乡邻捂种芽、育稻秧的事我也亲眼见到他做过。在家乡的小河里，他也曾救起过落水的乡亲，让人因此感念了几十年。这样的事也不算大，很多人也都没少做。难得的是，父亲做了这些事，没有什么付出感。他就是遇上了就自然而然地做了，当时和事后，都没有想过要标榜什么，或者因此就觉得自己有多么好多么好。如果不是我问他，他也想不起来要跟我们讲这些。

儿子写父亲，大约是出于感情吧，往往在赞颂父爱如山之余，还会把父亲写得很完美。可我知道，我的父亲是普通而渺小的。跌跌撞撞地把我们兄妹三个养大，如今活到七十几岁，一辈子大概也所剩无几了。他这一生连自己的身体都没能保护好，更谈不上照应亲族邻里，自然没有权利要求别人要怎么尊敬他。我只是想，他自己的路自己走，犯错闯祸的后果，他自己已经承担过了，除了一家人相依为命，他并没有连累到谁，也从来没有怪罪过任何人不帮助他，因此也犯不上接受谁的鄙视。希望再也没有人打击他，让他的残疾之身安宁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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