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妹是智慧的妈妈，智慧是我的学生。
第一次认识她，是在去冬，去做家访。是天傍晚，候她，不见她回，我们决定去她工作的地方接她。刚走上堤，就见她穿着薄衣，扛着一捆竹篾，跛着脚，一上一下，急急地摇摇地摆过来。在寒风里。当下，眼眶就湿了。
问及她的家境，她连说，还好，还好。说，我们学校减免了她两个儿子大部分的费用；说，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村上给评了低保，国家每月都有补助；说，她在家旁边的竹篾厂做事，一天能挣个四五十元。听她如此说，看着她鞋袜整洁的两个孩子，还有院里那栋崭新的华屋，我没想太多，觉得她的日子应该还过得去。虽然她没了丈夫。
年后，正月十六。新学期报名工作接近尾声，学生多已端坐于教室，校园里渐至安静下来。
教学楼下，操场口。我站在二楼教室前，几次发现——智慧背着书包和他的妈妈呆呆又局促地一直站着。
下去搭讪。才知道，智慧因为妈妈没钱交学费而不愿、不敢进教室；怯懦而无奈的母亲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相互陪着，一直站着。
问她带了多少钱，能否先交个百来块钱的教辅材料费。
“没钱。”她低下头，皱着眉头，低声无奈地诺诺道。
“没处借。借得多了，还不了，不好再去借。”停了一会，她抬起头断断续续地跟我解释。
“天天要用钱。每个月都要几百块。”她愁苦着，只觉得日子难过。
“唉——”她习惯性地叹口气，言语里，全是无奈和悲凄，“我一个女人——难。没本事。”
我陪着，听着，劝着，心酸着。没想到，她家竟穷到这样的地步。
将她的事反映给领导。
领着智慧报了名。
告诉她领导的意见。她长舒一口气，道着千恩万谢。
此时，已过了十点，她好像突然记起什么，巴巴地买了两块钱的面包回来，说，想着要报名，急急地六点就从家里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孩子都还没吃饭。
我决定去家访。同着阿渡，午饭后立马动了身。
到了智慧家，没人。只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靠着院角的木桩晒太阳。一副苦大仇深，不理世事的样子。周边地面上摊晒着各种旧衣物。问她数声，她只定定不理。兀自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身上的臭味，刺鼻尖锐。
邻居说，这是智慧的奶奶，一直疯癫。这十多年来越发糊涂得厉害。无论阴晴雨雪，天天将被子衣物摊在地上晒。讲不听，没法沟通。
看我们进院，在周边玩耍的智慧跑过来问好，然后远远地拘谨地靠墙站着。智慧是个懂事勤快勤奋的孩子，然而从上学以来，成绩一直是个位数。他哥哥的成绩倒是很不错。
等小妹回来，我们坐在阳光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零零散散，有几个邻居过来。小妹热情地招呼着倒茶端米酒。
小妹是贵州人，没读过书。“那边的女孩子都不读书，男孩子才读”，“长大就嫁人，多嫁到外地”。小妹刚出生，背上尾骨处就长了碗口大的一个瘤，动过手术，能走路，却跛得厉害。起先“挑水挖土砍柴什么都做得”，这半年多来却渐渐疼得厉害。
邻居说，小妹是“被骗子卖过来的，她家娘（婆婆）一直疯疯癫癫，家里穷得很，她男人都三十好几了还讨不到老婆”。在中沙的大山里，从贵州云南等偏穷地区买妻回来的家庭不在少数。因夫家家穷生计难为，买过来的女子往往留个一年半载，生个崽，逮个机会就跑了，再也不回来。
“两口子捡了十多年的破烂。她男人盖了这个房子，修整了这个地坪，人就没了。嚼槟榔，口腔癌，查出来，晚期。很快死了。”
“他走了，家里也没种田了，种不了，老是得请人帮忙。成天成年的麻烦别个，干脆不种了。每天都要吃，都要钱。做事，也难做，腿疼屁股疼，坐不住。一个月，努力地做有一千块，有点事，就只有五六百。两个小孩又不省心。”小妹絮絮说着。也许是腿疼以来，觉得日子愈加难以为继。
外面春光很好，却驱不散她心头的愁云。
我们想来想去，不知该怎样帮她。她这样的身体，出去做工谁会用呢？何况不识字，再说，家有老母孩子，也走不开。在村里做事，几百块钱，什么都要买，日子确实也窘迫。
我说，再找个吧，还年轻。有个男人帮衬着，出个主意，家里有个主心骨，好些。可是，合适的男人去哪里找呢？小妹说，先前来了一个男人，呆了几天就再没音讯了。
“读不得书，大点，就出去打工吧。”说起孩子的前途，她叹口气。但，农村的孩子也只能靠知识改变命运。“能读，想读，还是要读下去，哪怕学门技术。尤其这个时代，没文化没技术也不行。”我们建议。
想帮她，然而我和阿渡的力量毕竟有限，平常多来几次，稍稍补贴点也终难解决问题。阿渡和村干部商量着先抽空带她检查下身体，办个残疾证。
想替她募捐点，也想了解她儿子的心理。可是，孩子好像出去了。
“彬彬——”她向楼上喊着，声音里满是疼惜和柔情。无论生活多么沉重，无论孩子多么让她无奈操心，然而，无论何时，孩子都是母亲心头最柔软的弦。只舍得轻拢慢捻。
我们拍了她的身份证，留下点点心意，离开了。
一路上，想着，她的生活就如一片秋叶，长叹一声，落在我的面前。
该怎么办呢？
（恳请大家出个主意，帮帮她吧。）
——正月十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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