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本人在粤军中工作，长期受到地方势力的排挤，黄埔建校建军以后，又受到地方军阀和右派势力的妒忌和歧视，广东财团控制着广东政府的经济大权，由于他们的刁难，常常使黄埔军校因经费无着而陷入窘境。所以，打击这些势力和蒋介石的自身利益相一致。此外，当时的右派头面人物，多是一批国民党的“元老”，打击他们，不但无损于蒋介石，反倒有利于他这个资历浅、地位低的后辈在党内陆位的升高。更重要的是，国共合作给蒋介石个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建立他自己的军事实力，当时是离不开苏联和中共的帮助的。
但是，归根结底蒋介石是抱着个人的政治野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在蒋介石最左倾的时候，也不曾放松过打击革命势力。
革命力量越发展，蒋介石就越加动摇、恐惧。第二次东征时的1925 年10月。蒋介石率领的东征军未到海丰、陆丰一带地，彭湃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已占领县城，选举了彭湃的哥哥当了县长。这就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东征途中的12月8日，蒋介石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给搪塞过去了。
后来蒋介石又找周恩来个别谈话，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孙文主义学会，也使蒋介石畏惧。
但是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都是蒋介石的亲信，在第一军中均居要职。如何应钦、顾祝同、刘峙、贺衷寒等皆是。蒋介石的倾向就很清楚了。
孙文主义学会是以戴季陶的理论为根据的。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把兄弟，于1925 年6、7月份间，先后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连同他同年5月份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戴季陶自诩自己对孙中山革命学说的解释才可称其为“纯正三民主义”，实质是阉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其主要矛头是反对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提出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戴季陶主义成了右派的“理论旗帜”。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宣言，其内容就是出自戴季陶主义。蒋介石以后导演的“中山舰事件”，抛出的“整理党务案”，都与戴季陶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在东征时期，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公开反对戴季陶主义，说他这个盟兄弟“以尊重总理适以侮总理”，“是总理之不肖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
另一方面，蒋介石立即强调他信仰三民主义，要做“纯粹的国民党员”和“总理的忠实信徒”，而且进一步表明“不为信徒便为叛逆”。
蒋介石表明这种态度，是证明自己是站在不偏不倚的中间派的公正立场上。蒋介石采取这种中派立场，并没有真正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希望右派能对他另眼相看。右派对蒋介石确实也是心领神会的。他们集中力量打击汪、蒋联盟中的汪精卫，西山会议只开除了汪的党籍。对蒋介石则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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