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会议派的中央执行委员邹鲁，在《西山会议》一文中，对这时的蒋介石所使用的伎俩有一段描写 :“上海将清党之前数日，吴稚晖同志正式来说，蒋介石等决定清党是决定了，不管汪精卫如何和缓，共产党如何退让，却不迟疑了。但实际虽然清党，外面还要说容共联俄 ;清党虽是西山会议派先觉，我们统须请出来办事，但外面还要说是打倒西山会议派，总请我们原谅。”
1927 年4 月1日，蒋介石确实已下了命令，命第一军刘峙的第二师在当天晚上发动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适因汪精卫就在这一天回到上海，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起见，将此命令撤回了。
汪精卫因蒋介石阴谋发动中山舰事件被逼走海外，以“病假”在欧洲流亡了一年之久。现在汪精卫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及广大工农群众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从欧洲经莫斯科，于4月1日回到上海。
汪清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集团下的党政军要人所包围。蒋介石会晤汪精卫时说 :“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
蒋介石的企图是，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他以暴力清党，然后拉着汪精卫一起到南京去成立政府，与合法的武汉革命政府分庭抗礼。如果这时汪精卫到武汉去，以汪的资历和这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对武汉的政府来讲，真可谓如虎添翼。所以，这时蒋介石集团中的党政军要人群集汪精卫寓所,“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当时的汪精卫还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 ! 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从4月1日这一天开始，蒋介石就连续召集留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委员暨驻沪军政负责人开会，商讨“清共”计划。
4月2日，吴稚晖、张人杰等8人在上海召开了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吴稚晖提出“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诬称共产党已决定了“铲除国民党之步骤”，要求将这一“十万急迫”之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进行“非常之处置”，因此蒋介石对清党就更有信心了。他立即组织开秘密会议筹划制裁共产党。出席会议的除了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钮永建、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宗仁、黄绍给、李济深、蒋介石等主张清党的中央执、监委员外，汪精卫也两次参加了这样的会议。
但汪精卫在会上“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至最高潮时，吴稚晖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即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4月3日，蒋介石又在召开的以上这些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做出了4项决定：
一，4月15 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
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
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这4项决定，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奏。
就在4月3日这天，蒋介石通电拥护汪精卫。通电全文如下 :
“广州李总参谋长、龙华杨总司令、南京何总指挥、南京汉口控送程总指挥、汉口唐总指挥、九江宋总指挥、陈总指挥并转各军长各师长均鉴 : 我军势力日益进展，东南已告底定，江北频传捷音，河南敌势不振。当此革命大业之际，如能统一党权，有全党信赖之人，指导督促，疏解纠纷，排除障碍，国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霖，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之遗志。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以专心军旅，扫荡军阀。恪尽革命天职。凡我将士，自令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至于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中央统筹; 中正唯司军令，以明责任。各军师长务进此意，对汪主席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汪精卫与陈独秀于4月5日发表了1个《汪精卫、陈独秀职合宣言》，公开地为蒋介石反革命活动辩解:
“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这类谣言不申自何而起? 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决议，以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人之事。”并要革命人民“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重，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既不同尽，然如兄弟般亲密”。
这个《宣言》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公开暴露，陈独秀和汪精卫实际上为蒋介石掩盖了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解除了革命群众应付突然的反革命事变的思想武装。
蒋介石及其右派集团的人，对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的《宣言》亦不满意，对宣言中所说的“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容共政策”等语表示愤怒。吴稚晖激动地问汪精卫:“这是甚么一回事 ? 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
4月5日,汪精卫悄然登上轮船,前往武汉去了,蒋介石气愤而沮丧地说:“我军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汪精卫之所以从上海登船去武汉，一方面是由于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回想一年前在广州时，汪精卫一手总揽党政军大，尚且被蒋介石赶往海外; 如今孑身一人，毫无凭借，自然不敢久在成蒋介石势力范围的上海逗留。
汪氏与蒋氏斗法已久，吃亏也已多。汪精卫有武汉之行，是抱有“遭蛇咬、怕井绳”的心理。另一方面，武汉有苏联的支持和共产党的合作,亦有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有蓬勃发展的工农群众运动，力量颇为可观。他要依靠武汉的力量与蒋介石争雄天下。
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像欢迎凯旋将军归来的盛情拥截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声称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并高唱“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4月5日，汪精卫登船去了武汉，蒋介石也加紧了活动。当天，蒋介石捏造“江苏十六县公民代表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假借民意要求在南京建都。4月6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派兵查封了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借口是该政治部有共产党人煽动“反蒋，反何(应钦)”，并逮捕了19名政治工作人员。
4月8日，蒋介石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由市民选举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的政权。同一天，蒋介石派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今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要登的稿件就一律不许登载。于是各报这时所登的都是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发布出来的反共的稿件。
蒋介石4月9日傍晚到南京，当晚就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去长江以北作战的第二、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 使城内林伯渠率领的第六军3个团卫戌南京的部队陷于孤立; 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的3个团的武装，林伯渠侥幸脱险。随后“南京城里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立即都站了出来”，配合蒋介石的军队，包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了全部共产党员干部。4月10日开始在南京全城搜捕共产党员。
蒋介石到达南京的当天，就立即通电邀请汪精卫、谭延恺、程潜、何应钦、胡汉民、朱培德等人:“中正已于本(九)日进驻南京。东南虽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项进行事宜亟待解决，务请同志于本月14日以前驾莅南京，筹商一切，不胜盼祈,”
在蒋介石心目中，以上这些人是可能争取到他的集团中来的。
4月11日，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诱骗到杜宅，加以杀害，致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难怪杜月笙的门徒夸耀说，蒋介石能在上海顺利清共，我们杜老板是立过首功的。
4月11日，蒋介石往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当时发动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是全局的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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